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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写在反右运动50周年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继6月6-7日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举行的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之后,6月29-30日在美国加州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将举行另一场反右运动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包括一批当年的右派,其中最年轻的也已年过七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还健在的右派祇有一万人,不到右派总数的2%。

   反右运动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一场最大的文字狱。按照中共官方的统计数字,当年被打成右派的人数有55万,占当时知识份子总数的10%以上。不过根据有关学者专家的独立调查研究,右派人数远远不止55万。在整个反右运动中,被扣上“右派份子”、“中右份子”、“极右份子”等各类帽子的共约120万人。一般人常常以为反右运动祇是针对知识份子的,但实际上,反右运动中也有许多工人、店员、农民受到波及,他们虽然没有被扣上右派份子的帽子,但是被扣上“反社会主义份子”或“坏份子”的帽子,同样遭受到残酷的政治迫害,其总数大约有60万人。因此,在反右运动中直接遭到政治迫害的人数至少在180万人以上。

   反右运动中抓右派的依据,无一例外是所谓“右派言论”,是最典型的“以言治罪”。不仅是公开的言论要治罪,而且是私下的言论也要治罪。还有不少人甚至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仅仅因为他们在运动中的消极态度乃至表情就被扣上右派帽子。打右派不需要任何司法程序,单凭党组织说了算。如此荒谬绝伦,堪称史无前例。

   起初谁也不知道右派份子这顶帽子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人还把“右派份子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或“敌我矛盾当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这些说法来安慰自己。殊不料右派份子这顶帽子丝毫不比“地富反坏”轻,且一戴就是20年。有的右派早早摘了帽,哪知道摘了帽竟和没摘差不多,摘帽右派还是右派,受的罪并不比不摘的少。从57年到77年,右派份子们前十年就已是备尝艰辛,后十年更是雪上加霜,这中间还遭逢大饥荒。留在城镇单位里的还有份定量,那些被劳改被劳教以及被下放农村的,能不饿死就是幸运的了。右派份子不仅自己陷入苦难,而且还殃及配偶和子女。在右派份子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很多右派学有专长,才华出众,一场反右运动摧毁了他们的事业和理想。等到77年78年右派改正,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已经过去,无可挽回。如此漫长而深重的苦难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是极其罕见的。

   著名的右派作家王蒙曾经对人讲:“你要知道对我来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是better than the worst.”也就是说,今天中国的一切都比最坏要好,今天中国的一切都不算太坏。王蒙这话固然讲的是一个事实,但言外之意却流露出一种苟且的心态。正像古人说的,渴者易为饮,饥者易为食。偏偏是一些经历过大灾大难的人最容易在现状面前知足,最容易苟且。他们明明知道现实中还有很多很多罪恶,遇到政治环境宽松时也不是没有进一步追求的冲动,但祇要见到势头不对就立刻收心,放弃抗争,然后自我解嘲道:“其实现在这样也就不错啦,再坏也比过去好吧。”在中国,那个犯下了滔天罪恶的一党专政依然故我,那不是因为有多少人还在支持,那祇因为没有多少人坚持反抗。我承认,面对强权,我们常常不得不忍受;但是,我们切切不可把忍受变成接受,变成认同。祇要我们始终心存一念,或多或少总是可以做一些事情的。饱经患难的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有句名言。他说:“我祇害怕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痛苦。”我坚信,对反右运动的最好纪念,就是激发起我们的正义感和勇气而奋起抗争,否则,我们不要说对不起历史,对不起后代子孙,我们甚至对不起自己,对不起我们自己经历过的苦难。

   首发北京之春7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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