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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维权、民间反抗运动对民主建政的意义

   草根维权、民间反抗运动对民主建政的意义
   
   作者 : 贺伟华, 發表時間:6/15/2007
   最近,对民间维权与民间反抗运动的误解之声时有耳闻。把维权视之为有助于专制暴政者不乏其人;把民间反抗群体抗争运动视之为传统左派的民粹革命也不乏其人;对民间偶发性的暴力现象不加区分全盘否认者更是比比皆是。与民间群体抗争划清界限,声称民众基于生存危机与利益需求的抗争与社会化、政治化的中国未来民主运动无关,种种不可思议、让人费解的有关国民性的悲观论调不仅对中国民主运动与民主建政毫无意义,还对民主化运动的发展构成了普遍的心理障碍、阻碍了民运的社会化基础的扩展、放弃了民运对现实中国社会运动的指导与完美结合。在此,有必要澄清事实真相,给大家提个醒:中国正以其唯一而独特的方式,迎接着全球民主化浪潮的到来,普遍增长的群体突发事件与民间反抗运动,正迅速的瓦解着中共暴政集团的统治基础,从民间反抗到民主制度的确立,不过一步之遥。
   

   一、 从草根维权到壮大的民间反抗运动
   有关维权与法治宪政的概念,对大陆民众来说,不过是新世纪的新名词。2003年以来民间维权的普遍发展与壮大,已是有目共睹的。而2006年个案维权向今年以来的社会化、规模化的民间群体抗争模式的迅速过渡,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举世震惊的。
   
   有鉴于2006年个案维权的局限性,司法维权、政治化维权的受挫,维权成功案例的稀缺;有鉴于中共当局对个案维权、司法维权的疯狂打压与控制。我们看到,2007年的民间维权方式发生了重大的变革与转换。曾经为业内认同的非暴力、理性、公开、透明的公民不合作抗争原则受到了质疑。人们质问着:面对毫无人性、凶残无比的法西斯暴政,非暴力宽容、仁爱与理性的道德力量究竟在哪里?非暴力所带来的究竟是感天动地的人性回归还是更加肆虐的暴力嘲弄。在一个崇尚暴力与强权的国度,人类的人道、人权、人性尊严等等一切道德伦理与规范在暴政面前显得如此的苍白与虚弱。
   
   那么,改变这种非人道、非人性暴政的手段究竟在哪里?它就在民间的革命威慑与暴力对抗中。弱者与强者、社会与国家的理性对话、妥协与和解既无可能,则只有寄希望于自身的壮大、力量的汇聚与展现。2007年的民间反抗运动成就于这种普遍的社会心理。
   
   对非暴力与公开化个案维权的质疑,意味着民众的觉醒;意味着对暴力更深入的辨析与理解;意味着新抗争方式的诞生:公民群体抗争与民间反抗运动。
   
   1、 从暴力反抗到革命威慑:为公民暴力反抗暴政正名
   暴力既分为物理性肢体暴力、语言暴力、思想暴力,还应该区分为政治与非政治的暴力、政治动机的积极暴力与私权捍卫的消极暴力、理性的积极暴力和非理性的消极暴力。
   
   一种是理性的、精心策划的暴力,以天下为己任者一旦与这种暴力手段结合直奔政治权力而来,很可能形成新的暴力威权,这叫追求积极自由的暴力。如果用于颠覆暴政,它既可能成就孙中山先生的辛亥革命,也可能导致1949年的中共暴政,关键在于指导暴力革命的政治思想。理性而精心策划的积极暴力因为其明确的政治动机,而为专制暴政时刻堤防、严令禁止,由此,国内的民主革命者都无一例外的陷入制度性孤立的强制监禁与监控当中。它既无广泛的社会基础,也无可操作平台。这构成了中国理想主义政治运动的现实困境,而我们的一切思索与挣扎由此展开。
   
   另一种暴力是非理性的、冲动式的暴力,以绝望的反抗制度压迫、强制为其基本特征,属于公民追求消极自由的私权捍卫。它以成功的抗拒国家公权力的非理性强制为其终极目的,追求的是有限的目标,反对的是制度的不利。这种为人所轻视、匹夫之勇暴力的可贵之处正在于其背后没有可怕的系统暴力政治思想作为指导,由此很难形成新的暴力威权与暴政,给人一种安全感。这正是中共当局无法堤防,而人们可以信赖与依托的社会资源与力量。
   
   公民绝境下的自卫与暴力反抗不但合法,而且并非暴民政治与新暴政的根源,作为迫不得已的自卫手段,也就成了民间反抗运动的资源之一。从此,我们既看到非暴力思想指导下工人大规模罢工、上访所取得的成就;也看到民间大规模暴力反抗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威慑、引起的重大社会心理震撼,以及集体威逼下暴政的无奈退让与妥协。正所谓没有暴力革命与复仇清算的可能,何来对专制暴力的遏制?何来暴虐者的人性回归?何来制度的更新与改良?
   
   2、公民反抗运动向民主运动过渡的内在机制
   如今年三月份人大通过保护私有财产的物权法就是民间愈演愈烈暴力反抗野蛮拆迁与强制圈地的直接后果,虽然在一党专制、独立司法缺位的情况下,这部民法还形同虚设,然而却具有从公有到私有、从人治到法治逐步过渡的里程碑意义。
   
   如4月16日的群体突发事件:安徽数千纺职工人罢工、游行、卧轨、挟持副市长。一方面强制厂方同意加薪10%;另一方面它向我们展示了,中共当局在强大的民间群体突发事件面前,被迫出台的地方长官问责制:发生骚乱的地区,若官员未能妥善解决问题、化解冲突与矛盾,将受到处分甚至免职;二是放弃一味的镇压手段,开始尝试新的疏导手段,尤其是涉及民众利益表达的劳资纠纷,被迫选择以谈判解决问题。这位副市长就是到工厂尝试调解时被工人挟持的。
   
   如5月17日到5月21日的广西博白的七镇农民暴动,它是迄今为止,对当局灭绝人性计划生育残暴手段与政策的最大挑战:博白县有七个镇发生骚乱、镇政府被烧,参与的村民多达四万人次。如果中共当局不能顺应民意迅速废止恶法,新的农民暴动将以之为契机,在全国范围内全面爆发。
   
   如5月1日,汕头市朝阳区谷饶镇爆发骚乱,村民痛恨村官私卖土地、贪污腐败、贪赃枉法,组成“抄家队”,围堵打砸村官居所。政府禁止公安镇压,防止事态恶化而影响社会和谐。由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惩治腐败的村民集体“打土豪”气势。维权人士呼吁中央尽快介入解决非法征地问题,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在此我们看到,一旦制度性利益冲突化解机制无法建立,民间维权将迅速转化为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社会化群体反抗的政治运动,从而,构成对现政权的直接威胁。
   
   这正是民间反抗运动革命威慑的强大力量所在,只要中共当局一步走错,全国性的民众暴动与民主运动由此拉开序幕,从而把抗拒民主与法治的中共当局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在此,我们看到公民获得自由、国家实现民主的机遇究竟在哪里,它就在制度对公民的不利处!非权力动机的公民维权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它以情理之中的公民合法诉求渗透于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转化为全民参与的生存生活方式,却以非政治动机的公民利益表达、利益博弈的方式,营造着社会化政治运动所需的公民动员机制。
   
   从此,我们看到大规模集结的民间群体抗争取代孤苦无告的个体上访、乞求与跪拜,在展现自我力量的同时,完成了对暴政的对话与挑战。
   (自由圣火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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