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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暴拳與海外民族主義

   ――評“三家村”的文化恐怖主義傾向

   中國人有句俗話,說的是有一種動物很喜歡吃一種奇臭無比的東西,即使走到千里以外還是改不了這種天性,還是會循臭而去吃那臭氣熏天的東西。

   改不了天性,其實不只是這種動物,人也是如此,海外移民(包括伊斯蘭教徒和中國人)身上瀰漫著的民族主義也是如此,在母國時有著高漲的民族主義情緒,身處海外了還是死抱住民族主義的“靈位”,將其發展成為海外民族主義的魅影。

   那位堅持不懈在大洋時報撰寫時事評論的鮑權先生也有著這種走千里改不了的天性,他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外民族主義者。原以為“大洋瞭望”改版成“三家村”以後,他會淡化他根深蒂固的海外民族主義情結;但事實恰恰相反,鮑權非但沒有淡化,更是赤裸裸地在農曆新年演變成了“暴拳”,藉著過年時百姓們燃放的爆竹讚美起了中國發射毀滅衛星導彈。

   中國發射毀滅衛星導彈,當時在世界範圍內產生了極為負面的影響,世界輿論普遍認為中國的這一舉動是與其近年宣揚的“和平崛起”理念相悖的,是在破壞著世界的和平。

   在題為《大爆竹和小爆竹》的時評中,鮑權稱中國發射毀滅衛星的導彈為“一個響徹雲宵的大爆竹”,“它體現了中國的實力,表達了中國的自信,是大國國力的空前展示”,“是大國崛起的強力宣示”,“中國終於知道如何去體現大國崛起時應有姿勢,應有的風度和應有的內涵”了。

   這樣的言論,如果出自伊朗總統內賈德的口中,我們一點也不感到驚奇;這樣的言論,如果出自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的口中,我們也一點不感到吃驚;這樣的言論,如果出自恐怖組織領袖本拉登的口中,我們會感到完全在意料之中。但是現在的情況是,這些被世界輿論認為是世界和平搗亂者和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內賈德、查韋斯和本拉登們並沒有讚美中國導彈摧星的舉措,而一個普普通通的海外華人移民卻在為這一事件進行著歌功頌德。

   如果只是這麼一隻小小的“蒼蠅”在胡亂地嗡嗡亂叫的話,那就無所謂了,事實上數以百計的海外華文報紙和千萬計的海外華人都與這隻小小“蒼蠅”有著同樣的想法,而且這些“蒼蠅”們在華文報紙上製造這樣的輿論,宣傳著這種用武力威脅和平的“暴拳”行為,無疑是在海外華人中傳播著“暴拳”文化。

   這些文化“蒼蠅”和文化“暴拳”之所以有著這種逆世界輿論的想法,深究起來的話,當歸結到他們的海外民族主義情緒上。

   民族主義往往被人混同於愛國主義,其實兩者有著本質的區別:愛國主義是理性的積極的思想,而民族主義則是盲目的消極的甚至是破壞性的情緒,近年來在中國大陸發生的“逢日必反”的衝突和事件就屬於民族主義的範疇。民族主義最大的特點,就是認為自己的民族優於其他一切民族,自己民族的所作所為是在為整個世界整個人類做著極大的貢獻,認為自己的國家“幅員遼闊,地大物博”,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二十一世紀是中國的世紀,只有用中國的儒家思想才能針拯救整個人類云云。民族主義同時又排斥其他民族,其骨子裡也流淌著種族主義的血液,在以中原文化為中心的中國文化裡,稱中國南方人為“南蠻”,稱外國異族為“蠻夷”,中國人到了海外別人的土地上竟然還會稱人家是“鬼佬”“鬼妹”,一副自我為中心的自大相。

   如果說臺灣每逢選舉都會祭出“臺灣本土情結”和“外省情結”,煽起族群的分離和排斥,培養著選民的“族群”民族主義的話,中國大陸在對人民進行民族主義的培養和教育方面遠遠早於臺灣也甚於臺灣。在中國的思想史上,有著許許多多的哲學家和思想家,為後人留下了寶貴的精神財富,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自1949年至今的五十多年裏經過諸多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清洗之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思想在當今中國人的身上已經蕩然無存,人民的思想之中只剩下了被混同於愛國主義的民族主義。凡是與中國執政黨思想不一致或有著利益衝突的國家就是中國人民的敵人,就是與中國人民為敵,從最初的“美帝”、“蘇修”到後來的“越寇”都是如此,就是在與日本的關係上也是如此,只要兩國在利益上稍有衝突,馬上就會翻起歷史的舊賬將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煽動起來,把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作為談判桌上的籌碼要脅對方。利益永遠屬於國家,榮耀永遠歸於黨,而人民永遠充當隨時被點燃民族主義情緒的“爆竹”。中國最終與“美帝”建了交,最終與“蘇修”結成了軍事同盟,最終將誓死守衛的老山歸還了“越寇”,偉大光榮正確的永遠是黨,而人民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是,有的只是滿腔激憤的民族主義情緒,徒悲壯而已!

   中國人移民海外,除了行李、土特產和八親六眷之外,攜帶出來最大的財富要數民族主義了。“六四”前後以及之後移民海外的中國大陸人,都是喝著民族主義乳汁長大的,他們都是在封閉的物質環境和單一的思想向度中形成了這種貫穿了至少三代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只要有人說一句中國不好,只要有人說一句中國人不行,他們馬上會挺身而出,代表中國代表黨代表中華民族代表中國五千年的文明發起進攻(即使是在滑稽無聊的“二八論”論戰中,辯方同學和反方同學們也都不約而同地自覺地將其提升到了民族主義的高度)。海外民族主義者們,在他們的腳步走向世界的時候卻把思想的觸角縮回到他們身後的影子裏,他們往往是在原來的國度裏不能實現而希望在海外實現自己的夢想,然而一旦身處海外之後又回頭張望著那些已經失去的東西,希冀著在海外重建一個“失樂園”,而這個重建的“失樂園”在異族的土地上則必然帶有本民族的標誌,也必然延續了民族主義的香火,使民族主義發展成為怪異的海外民族主義,那就是“洋裝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雖然加入了他國國籍,情系出生國的民族主義情緒依然時時刻刻影響著海外移民的一言一行。

   海外民族主義者只關心自己民族的利益,而不大會關心移民所在國的利益,多元文化政策的實施又給了海外民族主義圈就了一塊文化領地,在各民族文化習俗得到保護的政策許諾下,凡是對我民族的任何正確或不正確批評都應被視為侮辱和種族歧視。這就是為什麼當霍華德宣佈將廢除“多元文化主義”這個單詞時,鮑權就會高喝一聲“住手,那逼近的利刃”,更會稱霍華德為白澳種族主義者,他的邏輯很簡單:當臭名昭著的“白澳政策”結束時,多元文化主義在澳洲應運而生,如今要廢除多元文化主義,那就是要回到“白澳政策”的老路上,我們一千個不答應一萬個不答應。

   由此我們不難看出,鮑權深受“非白即黑”思想教育和“非友即敵”民族主義薰陶的痕跡十分明顯,在對待多元文化主義廢除的問題上也顯得頭腦簡單思想膚淺,只有少數民族的小圈圈和短眼光,絲毫沒有對澳洲國家利益的關心,更不談什麼世界公民意識了。

   大洋時報“三家村”所鼓吹的海外民族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文化暴力,是一種文化恐怖主義,試圖通過“暴拳”(鮑權)、“暴民”(鮑名)和“爆城”(鮑誠)組成一個文化暴力的鐵三角。

   最近幾周,國際反恐專家注意到,恐怖主義者已經深入到高學歷高文化的層面,倫敦巴士未果爆炸就證明了這一點。印度裔醫生可以參與巴士爆炸,中國裔作家也完全有可能搞它一個文化恐怖的。

   反恐人人有責,如果你注意到身邊任何恐怖活動的蛛絲馬跡,請馬上撥打反恐熱線電話:1800 123 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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