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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泱潮自传之二

郭国汀注:日前为向公共介绍真实的陈尔晋先生,我将尚未正式出版的《陈泱潮自传》上载。小溪先生因此提出异议认为本人有冤枉他或不负责任妄下断言之虞。其实我在按语中已言明:[我对草根、小溪历怀好感,因此并不同意陈先生对两位的评价]及[隐藏高级共特纷纷出场与某些民运内部热衷于争权夺利者及某些不明真相者相互配合]并特意用[似]字以示并无定论。有关小溪与陈先生的争论由来已久,坦率地说我并不赞同陈先生之论,也不赞同小溪先生反复纠缠的做法,尽管我能理解先生的心情。不过若因本人的按语不够明确使他人对小溪先生产生误解,我在此真诚向先生道歉。我认为小溪君与陈泱潮先生均是对宗教有深入研究心得之士,有不同见解求同存异相互谅解互相尊重为要。两位先生皆不必为过去因心急口快欠考虑的一时激愤所致不快争论而持续再三。至于民运是否需要理论政纲,我与小溪先生有不同见解。如果某种理论政纲在民运中不起作用,并非民运无需理论政纲的证明,只能说明该理论政纲不正确或尚不完尚。没有政确的理论政纲指导,民运也就等于没有灵魂因而必定一事无成;反之有公认的符合实际的正确理论政纲指导,民运最终必定成功。此外,有神论与无神论谁高谁底谁是谁非并非三言两语能说清的事。我虽然是个有神论者,但并不认为无神论者必定是坏蛋,一切因人而异。唯我独尊的无神论者倒很可能干出伤天害理之事。小溪之若陈泱潮先生掌权,那会比中共坏十倍之论,实在是小溪以偏概全的严重偏见了。估且不论陈先生品德如何,也不论其是否顽固不化,未来自由民主宪政中国并非哪个个人或某个政党一语定天下的极权专制国,而是个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国;立法司法行政皆有严格的程序保证其公正正义性,一切由法律决定。有严密的规章制度制约限制政府权力,有客观独立的媒体有效监督权力人士,有独立公正的司法裁决是非。而中共极权专制暴政没有任何独立媒体,唯有一党撑控的司法工具,及无孔不入的极权恐怖统治。是故,自由民主宪政肯定好过中共极权专制流氓暴政千万倍。
   《陈泱潮自传》

   二、童年
   我的父母一共生育五个孩子。在我出生前,一个哥哥、一个姐姐均已夭亡。我之后有两个弟弟。小弟是在父亲去世一百天后出生的,时值土地改革的狂风暴雨,母亲被关押、斗争,他只活了半岁,死于饥饿。 我五岁遭逢共产巨变。在1950年“清匪反霸”时,做过国民党政权宣威民团团总的刘润丰及其妻子(即卓琳之同胞大姐夫妇),因为农会逼交款项,几次三番,已经无钱缴纳,便被关押,需担保方才交释,亲友中已无人敢于担保。父亲仗恃自己一生清白,与刘又是至亲好友(刘即父亲去广州时凑给路费钱的小朋友之一),便挺身为之担保。结果到期交不出款项,也遭羁押。当时土牢关押人满为患,牢中流行斑疹伤寒,父亲不幸染疾疫,在通知母亲第二天接他回家的当天晚上,就病死于土牢中。 父亲刚去世不久,令人毛骨悚然的土地改革运动,以轰轰烈烈的方式降临。
   土改(以及后来的公私合营、合作化、公社化)是红军“打土豪筹粮筹款实行抢劫政策”的继续。所不同的是,从前是明火执杖,中共建政后,则是通过国家机器“人民政府”来“合法”抢劫。
   父亲开办酒精厂,在当时的宣威是棵摇钱树。宣威是连接昆明~滇缅公路和四川、贵州的320国道线必经之地。当时的运输工具主要是汽车,而汽油在当时的中国完全依赖进口,依靠美孚石油公司供应。因此在云南汽油价格昂贵,而且供应时常短缺。针对这种情况,父亲发起开办了宣威酒精厂。用宣威主产而缺乏销售市场的玉米煮酒,再从各酒坊收酒提炼酒精。将汽车稍加改装,用木炭加温,以酒精取代汽油作为汽车动力。因此,原料、市场两旺,酒精厂生意火爆,效益相当可观。
   按照中共宣传的政策,酒精厂属于民族工业,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我家虽然名气大,但无恶迹,不仅没有民怨,且有善德口碑,而且无田无地无长工,定不了“地主”成份,因而找不到没收酒精厂的理由。但办法总是人想出来的,办法终于有了。
   有一天一大早,街坊小组长几次三番来通知母亲去开会。母亲因父亲去世一百天后刚生小弟不久,不愿出门。最后小组长说,今天事情很重要,非去不可,不然他交不了差,只要母亲去报个名就可以回来。母亲毕竟是一位守法的公民,心地善良,不愿给人为难,在小组长如此通知要求下,便随小组长去参加群众大会。不料,一进会场,还未坐下,主持者就大喊:“我们今天是开贫苦人大会,怎么陈晓鳌的儿媳妇、反动官僚陈大博士的老婆也混进来啦?这不是来刺探情况来了?还不捆起来!"——于是,早有准备的民兵,用麻绳把母亲捆了起来,不由分说,按了跪在瓷瓦精(将瓷器捣碎成颗粒,面面有尖棱角,人跪于其上,膝盖即刻流血不止)上,这时,有人抱来一捆荆棘,积极分子们拿起荆棘,辟头盖脑,往母亲身上暴打…… 当天,酒精厂和我家所有的财产均被宣布没收。
   先是几个穿干部制服的人,用粉笔在好家具、用具上,画了一个圈。接着来人把这些做了记号的家什径直搬到了政府机关。其余的才由农会拉走,给积极分子们分享"胜利果实"。酒精厂大门贴了封条,门口有民兵把守,从围墙外,只能看到几座小山一样的盛酒精的铁皮桶……连祖母的老寿木也被没收了……真是干净、彻底! 陈家孤儿寡母祖孙三代名副其实地被扫地出门了!
   傍晚,一个比我大几岁,叫樊大现的孩子,他的父亲做过国民党军队的营长,母亲信一贯道(也叫白阳教),双亲都被中共枪毙了。他家距离我家不远,房子已被没收,作了政府机关……他带着我,坐在交通门桥头,望着夕阳西下河水鳞鳞波光,他泪流满面、呜呜哽咽,我更是迎风哭唤:“妈妈……我要妈妈……"
   从那天起,母亲就被关押在农会土牢里了。我每天去送饭。一个民兵排长每见我来,凶神恶煞地恐吓我,要我跪下,不然就用枪条抽我,不让我进去给母亲送饭……直到我和祖母被撵下乡后一段日子,母亲才被放出土牢。
   我的童年时代最难忘的种种印象:难忘土地改革时期那无数残酷的斗争大会,那一幕幕人间地狱的恐怖场景。民兵们用马鬃穿刺女人的乳头、用蘸油的棉花裹住受刑者的手指点火燃烧,所谓“点天灯”…… 那种种酷刑使得受刑者发出撕心裂肺痛苦凄惨鬼哭狼嚎的叫声……难忘那些想多分胜利果实的土改积极份子们说我聪明,“小孩子嘴里讨实活”,把我连哄带吓弄到斗争会去斗母亲的情景——母亲跪在地上,双手拇指已被紧紧捆夹在上面劈开(夹住手指),下面深深插入地下的木桩里,痛苦得脸上汗泪交流……积极份子们要我老实交待:你家的金银元宝埋在哪里?昆明有些什么东西?快说!说不说?不说就要钉你妈的老牛拔桩了!……只见扬起的斧头锤之下,砍削成斧头型下薄上厚的木楔,已插入紧捆着母亲拇指的木桩同一平面另外劈口上,十指连心,只要把木揳往下敲击,手指就会被夹得更紧,每敲一下,受刑人就痛不堪言!他们不仅狠劲敲,而且把铁锤塞在我的手里,逼我使劲往下敲……我丢下铁锤抱住母亲大哭……难忘那大串大串被绳子反捆着双手、背上插着斩条的人,被看杀人热闹的人群涌动着,押往城外枪毙的情景!难忘那终身陪伴祖母,心灵手巧,能读书识字,很疼爱我的二娘陈钟鼎,因宗教信仰而同样被反捆着两手,背上插着斩条,去赴杀场路过家门时,注视着我的目光……难忘母亲被农会拘押后,随祖母被强迫赶下乡村的情景。两轮老牛破车,发着咯吱咯吱的声音,车上拉着年迈的祖母和不到六岁的我及不到三岁的弟弟,连同三只碗、一口铁锅、一口小锑锅、一床旧棉被、一张旧席子、一袋玉米、三两个坛坛罐罐——这就是陈家家产被没收后的全部家当!来到乡下花椒园秧田湾时,天已漆黑。赶车人问路,引来了很多村民围着牛车议论纷纷。只听为首的老人说:“这是陈三兴爷(指我的祖父)家的后代,是有根基有道德的人家呵!怎么能放到山上松颗(森林)里小土地庙去呢?奶孙三个还不够老豺狗(狼)一饱!……"最后,父老乡亲们点着火把,把牛车掉回头,将这祖孙三人送到了靠近村子的大庙里……直到六十年代,狼还会“造访”本村,叼走小孩,伤害牲畜……人民百姓的恩德,永植我心!
   母亲从土牢放出来之后,也被赶下乡来。孤儿寡母高堂祖孙三代栖身于大庙之中相依为命。母亲三十三岁居孀,尽管环境异常艰难险恶,矢志守节未再婚嫁,务农养老抚孤、克尽责任……母亲面对困难无所畏惧的精神,心地善良顾全大局甘愿牺牲自我等崇高品德,对我一生影响极大。儿时,母亲就教我儿歌:“小小马儿郎,骑马进学堂,先生嫌我小,肚内有文章”,“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同时,父亲的言传身教,手不释卷的影响,使我从小就喜欢看书。4、5岁就独自到书摊租看连环画图书,专心致志阅读,往往吃饭要大人去找。但正式上学是1952年秋,在本村花椒小学就读。学费是我自己进城卖鸡蛋木柴筹得。所用笔墨纸有些小故事。“墨水”是从河里拣来的草煤泡水而成;“笔”曾用竹管和从山上采来的松香、松树枝头粘连而成,一天要用若干支。看人家用钢笔,颇为羡慕,便用竹片削尖,蘸“墨水”书写,欣喜地说:“我有钢笔了!我有钢笔了……”;纸则是用便宜的草纸一纸三用,先做算术,再写小楷,最后写大楷。入夜,在瓦片上烧松香照明,琅琅的读书声,伴着大庙魁星阁上叮当作响的风铃,和着母亲推磨的声音,悠然回荡。
   1954年夏,我9岁不到,从宣威步行数百公里,经昭通到大关县大湾子小学读书。二舅郭镇曾是一位随军记者,语文功底扎实,云南和平解放后复员到大湾子教书。校长陈长果,原是我五外公郭春甫(五外公也曾留学日本,与后来主编《大众哲学》的著名哲学家艾思奇同学)的儿子。陈长果的两个妹妹当时都在昆明上大学,假期回来也很喜欢给我讲故事。在大关,郭家是一个大家族,郭明舅舅、郭锡舅舅都是优秀教师,他们对我很关爱。记得有一次郭锡舅舅给我讲武松打虎的故事,很是精彩,以至激起我马上要读《水浒传》的兴趣。外公还请人从昭通给我捎来《太平天国》等书籍......我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受到文学的熏陶,养成了大量阅读课外书籍的习惯。有时,竟把两眼看得交相疼痛,但仍力读不止,用手帕把痛眼罩起来,另外一支看痛了,又把手帕换过去......且阅读甚快,头不动一下,迅速扫描,以至阅读目光近于斜视。后来学会了保护眼睛的办法:每“俯而读"45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便把眼睛抬起来,远望片刻,“仰而思",思考、消化一下,加深记忆......所以我尽管读书甚多,但是一直未患近视眼病。《水浒传》、《三国演义》、《封神演义》等中国文学名著,包括《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氓》等外国文学名著,都是那时(小学三年级)阅读完的。
   1956年,我回到母亲身边,考上了宣威第一小学,到城里上高级小学五年级。学校离我家大约5华里,我常常在放学回家的路上还一边走路一边看书。买不起书就到文化馆借,或在"新华书店"站着看。常常是一本一本地看完。书店管理人员对我特别友好,其它小孩子往往被赶出去,唯独不赶我。有时,店员打扫卫生到我身边,对我轻声说:“请让一下,”我全神贯注看我的书,只把左边的脚提起来,让他扫左边,接着把右脚提起来,让他扫右边......有时候看入迷了,书店的电灯一亮,才知天晚了,便提起书包赶快往家里跑。记得有好几次天快黑了才赶回家,母亲都急了,迎到望家坡,喊:“陈──尔──晋”我边跑边回应:“妈──我──来──了”。
   我读书从来没有让母亲操心过,成绩一直很好,每次考试,总是第一名。我童年时代养成的阅读习惯和阅读速度,使我终身收益非浅……我苦难的童年,乐事就是读书。锲而不舍、勤奋自觉的自学习惯,广泛高效的阅读能力,是人生妙不可言的充电器、力量与智慧的源泉。
   三、少年
   一九五八年夏,未满十三岁的我,以优等第一名的成绩从高级小学六年级毕业,却因上述家庭出身而被当成“地主阶级”,便被剥夺了继续上学读书的权利!从此,失学务农十一年。期间经历了反右运动后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化、公共食堂、三年大饥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十一年间,身不由己,必须规规矩矩服从生产队分工。除下雨天外,难得一日休息。从事极繁重的劳作,并且是在身为“小地主” 被专政被欺压,时时感受到摧残和屈辱的沉重压力下,始终坚持刻苦自学,发愤读书……我少年时代最幸运的事,是从报纸上看到了中华函授学校的招生启事,参加了〔语文学习讲座〕的函授学习 。该讲座由中文大师叶圣陶,吕叔湘,张志公……等著名学者教授主讲、评改作文,办得很是认真。我至今非常感谢这些从未谋过面的恩师,是他们的心血,殷勤浇灌,帮助我奠定了中文基础。现在回首,非常值得庆幸的是,失学使我及时脱离了以洗脑为目的、贯彻 “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方针,实行填鸭式灌输式教学方法的奴化教育,没有被中共奴化机械化,养成了刻苦自学,不断自觉追求新知,培育智慧,独立思考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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