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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共专制暴政与酷刑(中)

论中共专制暴政与酷刑(中)
   (自由圣火首发稿)
   文章摘要: 中国法律虽明文禁止刑讯逼供与酷刑。但由于中共一党专制独裁 的罪恶政治体制,加之中共掌控的立法者有意在程序法律方面的缺位,使得这些实体法律法规形同虚设,特别是由于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缺乏国际通行的 [沉默权]、[律师在场权]、及[举证责任倒置],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司法不独立,法院实际上成为中共镇压异已,任意打压民众的工具;加之没有独立媒体,新闻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反酷刑法律规定形同虚设。
   作者 : 郭国汀,
   發表時間:6/20/2007
   二、法律现状与司法实际
   (一)法律现状
   前已论及,中共专制暴政下酷刑相当普遍,受害者不但包括普通刑事犯、政治犯、思想文字犯、信仰犯(家庭教会、法轮功),而且包括中共失势官吏军官,即便象刘少奇、陈良宇这样的中共高官恐怕同样难逃酷刑迫害。
   表面上看,中国《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警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和《国家赔偿法》等法 律均明定,酷刑行为系犯罪行为应予严厉处罚,相关的司法解释亦规定禁止酷刑,且中国于1988年签署并批准加入了联合国《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罰公约》。但在司法实践中,由于中共一党专制独裁的罪恶政治体制,国 人既无结社自由,也没有新闻媒体自由,没有思想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更无从谈起 [1]。因而根本不存在对中共现行政权任何有效的制约力量。所谓法律监督、行政监督、社会监督,要么形同虚设要么根本不存在。因此酷刑的大面积恶性发生可想而知。而所谓[中国实行包括法律监督、行政监督和社会监督在內的多种有效的监督保障机制,切实防止酷刑的发生]之说,[2] 纯属自欺欺人的谎言而已。
   就实体法而言 ,《宪法》规定: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 [3] 。《刑法》用刑讯逼供罪 [4](第 247条)、暴力取证罪(第247条)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员罪 [5](第 248条)明定施用酷刑的行为是犯罪行为,予以法律制裁。严禁"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行为,严禁" 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 "的行为和"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行为。依据 《刑法》第254报复陷害罪 [6],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控告司法工作人员的酷刑行为,后者以酷刑进行报复,则同时构成刑讯逼供或虐待被监管人罪,及报复陷害罪,应数罪并罚。 1954年的《劳改法》规定:劳动改造机关对于一切反革命犯和其他刑事犯,在监管期间应当实施严格管制 ……严禁虐待、肉刑。 [7] 此外,《法官法》 [8]第32条、《检察官法》 [9] 第35条《警察法》 [10]第22条、《国家赔偿法》 [11] 第15条均规定:不得刑讯逼供。再者,与酷刑有关的其他法条包括 非法拘禁罪 [12](第238条)、侮辱罪 [13](第 246条)、伪证罪 [14](第307 条)等。
   
   上述法律确实明文禁止酷刑,刑讯逼供。然而郑恩宠在狱中因举报确到狱方唆使犯人方海暴打致眼睛出血;狱方随却后将他关禁闭 5个多月并威吓他,要他承认是自己撞伤的 [15] !清水君、朱逸夫同样受到狱方指使的重刑犯人暴打,黑龙江省马三家劳教所将 18名女法轮功学员、辽宁教养院将 8名学员剥光衣服投入男牢房的邪恶之举更是最下流的酷刑,而类似郑恩宠一样遭遇的政治思想犯,信仰犯,法轮功学员比比皆是。
   就程序法而论,《刑事诉讼法》对反酷刑及预防酷刑也作了的规定。该法第 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 据。 [16] "同时第46条规定了重调查、不轻信口供的原则,明定" 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 [17]" 旨在削减警察用刑讯逼供获取证据的意义。该法还规定,要保障证人及其近亲属的安全,凡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进行威胁、侮辱、殴打或者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够刑事处罚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18]。且第96条规定的所谓律师提前介入刑事诉讼 "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包括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 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应当经侦查机关批准。 ""受委托的律师有权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了解有关案件情况。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其实此种[提前]与国际标准相距甚远。
   就司法解释以观,最高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 [19]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1 条规定了刑讯逼供非法取得的证据无效的原则。若能真正实行倒是能有效制止刑讯逼供的行为发生,酷刑之所以普遍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便是逼供;而逼供之主要目的在于获取口供以便定罪。若严格执行凡刑讯逼供取得的证据一律无效的原则,应当可以大幅度消除酷刑的利益动因,从而大量减少酷刑的发生。但实际情况乃是, 吾迄今未闻中国法院有任何以该第 61条规定而否定相关证据的案例。象高智晟、郭飞雄这样全球闻名的著名人士尚且匀受酷刑,可想可知中共专制暴政下酷刑现象是多么普遍。问题在于如何证明之,中共警方不可能主动承认,而刑讯当时又没有任何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参与酷刑的责任人或知情警察作证似乎也不可能,除非取得医学上的证据或将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告人举证证明其在指控的时间地点没有实施酷刑,才是合理的。但中国相关法规并无任何此种规定,而司法实践中往往以 [查无实据]否定指控。
   此外,最高法院于 1999年3 月8 日颁发了《关于严格执行公开审判制度的若干规定》,明确要求除涉及有关国家秘密,个人隐私的案件及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等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外,一律公开审理。公开审判可以防止对被告人可能采取的酷刑或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而且,公开审判还可以使被告人在法庭上揭发的诉讼过程中司法人员使用酷刑、刑讯逼供的问题为公众所知,促使司法机关查清问题,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但实际上,中共法庭对绝大多数所谓颠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均非法采取秘密 审判方式,旨在黑箱作业迫害政治异议人士。例如杨天水、郭起真、严正学、张建红等案均被秘密审判,而实际上这些案件没有一起是所谓有关国家秘密的案件。而对所有 [敏感案件],实质上均是变相秘密审判,例如马亚莲因强制拆迁两次被劳教案,上海黄浦法院不顾当事人和辩护律师的强烈抗议强行在看守所内 [公开审理]!还有故意选择小法庭,或故意安排大量官方人员占据法庭的方式达到秘密审判的目的。
   1998年1 月 19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联合制定之《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 10条规定:" 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聘请律师的,可以自己聘请,也可以由其亲属代为聘请。在押的犯罪嫌疑人提出聘请律师的,看守机关应当及时将其请示转达办理案件的有关 侦查机关。" 第11条规定:" 对于不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不需要经过批准。不能以侦查过程需要保密作为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予批准。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 在48 小时内安排会见,对于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或者走私罪、毒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等重大复杂的两人以上的共同 犯罪案件,律师提出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应当在5 日内安排会见。公安部于1998 年5月14 日修定之《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作了与之相似的规定。 [20]
   上述规定与民主国家的相关规定相距甚远,即便如此,仍然得不到实际执行。监狱、看守所、劳改劳教场所往往不是依据法 律规定行事,而是根据中共当局的政治需要任意作为,尤其是对中共重点打击对象诸如政治良心犯和法轮功,不执行相关法律规定是常态。例如,我曾连续四次被绝 会见法轮功学员瞿延来,他的案件完全与国家秘密无关,在为郑恩宠申诉时亦曾被反复拒绝会见。此外,看守所还往往故意拖延至最后甚至故意以经办人出差等借 口,拖延允许会见。重大敏感案件往往本地律师害怕打击报复而由外地律师异地办案,以至增加律师办案成本,加重当事人经济负担,让刑辩律师知难而退。
   此外,还有一些程序规定本来旨在防止和纠正酷刑行为,但由于有法不依形同虚设。例如:《监狱法》 [21]第 22条、《看守所条例》 [22]第46 条、《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 [23] 第153条均规定不得扣押、拖延、阻挠人犯、犯人或被羁押人的申诉、上诉、控告、检举材料。实际上,被告人的上述权利往往被非法任意剥夺。例如,我在任清水君辩护律师期间,他共邮给我八封信,我仅收到过两封。而且狱方禁止他阅报纸、杂志及任何政治书籍,甚至连我邮给他的一箱经济学专著也全被原封退回!而郑 恩宠申诉案上海狱方故意以阻止律师会见的方式,阻止他在《刑事申诉状》上署名,旨在阻扰他申诉,而且他曾给我数十封信我连一封也未收到!
   (二)、中国有关反酷刑的国家责任与国际法义务 
   国际法包括国际条约、公约、协定、议定书、宪章、联合公报、宣言、备忘录等多种形式,含有反酷刑条款的国际法文件主 要有:《联合国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 言》(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宣言》)、《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简称《联合国反酷刑公约》)、《执法人员行为守则》、 《欧洲人权公约》、《欧洲预防酷刑和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中美洲预防和惩罚酷刑公约》、《美洲人权公约》、《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宪章》、 《世界医学学会东京宣言》等。
   1948年 《世界人权宣言》 [24] 宣告:任何人不得加以酷刑,或施以残忍的、不人道的或侮辱性的待遇或刑罚。这是最早确立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国际法律规定。1966 年之《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25]第7条除重申上述原则外并规定对任何人均不得未经其自由同意而施以医药或科学试验;第11条还规定:所有被剥夺自由的人应给予人道及尊重其固有的人格尊严的待遇。 1975年《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进一步详细规定了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的内容。 1984年12月10日通过并开放签署批准加入的《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 [26]对禁止酷刑及不人道待遇原则内容规定得更臻完善,使该原则成为在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开展反对酷刑和不人道待遇斗争的较完整的指导方针。此外,《囚犯待遇最低标准公约》第 31条规定:体罚、暗室禁闭和一切残忍、不人道、有辱人格的惩罚应一律完全禁止,不得作为对违犯行为的惩罚。中国已批准加入除《囚犯待遇最低标准公约》外 的上述三个重要的人权公约,依国际法效力高于内国法的原则,中国负有国家责任和国际法义务实施上述公约确定的国际法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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