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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少坤文集
·农民如何被作贱、如何学会依法斗争
·中秋幽思
2004
《北京之春》
·民选村长为何被中共支部书记雇凶杀害
·怀念王永瑞老人
·我为中国警察汗颜
《民主论坛》
·再致周永康部长的申诉信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究竟是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上)
·二盘录相带的故事──究竟是谁“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下)
·任长霞现象的思考
·人不如狗
·衷心的祝贺
·多么幸运的赵燕
·乡下奇闻轶事
·贺洪哲胜寿辰
·是“公务员”还是“共误员”
·谈“扩建烈士陵园“的意义
·从“魏基金奖”想到的王金波
·我投案、我自首
·又是“民主选举”时
·漫漫上访路、处处闻民情
·元旦有感
2005
《北京之春》
·我的一尊偶像
·我怎么“可能有危害国家利益和安全的行为”?
·说说“地主”和“贫农”的故事
·贺于浩成先生八十诞辰
·走进许良英
·是谁绑架了我?
《人与人权》
·悼念赵紫阳先生
·警察也是人
·从刘贤彬想到欧阳修的“纵囚论”
·啼笑皆非话民间
·是谁在挑战太阳
·令人心酸的真实故事
·“土匪,都是土匪!”
·我为什么不提倡“上诉”
《民主论坛》
·悼念赵紫阳先生
·鲍彤先生,您在哪?
·郭国汀先生又为斯民唤良心!
·也谈《反分裂法》
·我的“中日情结”
·只觉得吵闹
·谁来替他们维权
·有感于王金波的出狱归来
·民主的天敌
·贺《民主论坛》创刊七周年
·王泽臣出狱有感
·令人耳目一新的“民主论坛”
·关注刘飞跃
·我看“全运会”
·被劫持了的共和国法律和人间道义
·“与时俱进”的李大进
·谁来替共产党的干部还170年的“吃饭钱”
《议报》
·我为什么两次入狱坐牢——一个大陆警察的自述
·从“中国人权事件”说开去
·致公安部周永康部长和党组领导人的一封公开信
·是谁在诱导我“将去天安门广场自焚”?
·共产党在为谁而“买单”?
·我对中国人权主席刘青的看法
·坐牢心得几则
·清明祭
·就这样的“保先”?
·“海外民运与本土相结合”之我见
·致留任“中国人权”理事们的公开信
·“八问”连战先生
·如何处置刘青
·“风波”过后是瘟疫
·他们都疯了
·警察,民主的卫士
·维权难、难于上青天
·民主的血腥与火
·并非戏言谶语
·“邪灵”是如何附上我的肉体的
·谁知道会“研究”到什么时候
·和张林先生说几句话
·第三次致公安部周永康部长的申诉信
·人民在呼唤“中国人权”
·可怜的我们
·母亲啊,我用什么来安慰您!
·猫不抓鼠也能当“先进”
·腥风血雨见真情——纪念于浩成先生八十寿辰
·只许州官放火 不许百姓点灯——再谈林樟旺一案
·不得不说的话
·从“人托”所想到
·村支部书记之死
·从太石村联想到果园村
·俺和共和国说几句话
·又是谁在违法犯罪
·让我沉重的二零零五年
《自由圣火》
·走到今天的我——我的自述
·暴政猛于虎
·又一个“王彬余”
·再说“我为中国警察汗颜”——兼答一个中国网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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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贵在“宽严有度”吗?

   

郭少坤

   《民主论坛》刊登了一位叫“李克杰”关于“立法贵在务实严谨、宽言有度”的长篇论文,读后,感到有话要说。

   李克杰对中国人大常委会在 6 月 29 日通过的关于“刑法修正案( 6 )”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并强调是“党和政府充分注意到了人民群众的正当愿望和要求,也密切关注了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不断采取有力措施和加强管理,严格规范,特别是中央将上述痼疾列为重点,这样就要求法律相应跟进……”

   关于李克杰罗列的有关刑法修正案的内容我就不再重复了,我想说的是,不论中国制订多少法律和增加多少条款,如果不从监督实施法律的制度层面上着眼,一切都是等于零。

   中国的刑法从 1979 年的 192 条,增加到 1997 年的 452 条,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可谓无所不包,其“务实”和“严谨”也可以说是无所不能,中国的法立得少吗?但是,自 1997 年以来的中国法治环境又得到了任何改变了吗?多少人的公民权利被随意剥夺,多少经济犯罪现象花样翻新而又层出不穷,多少贪官污吏越来越贪得无厌,多少自然环境被破坏,多少玩忽职守者逍遥法外,多少社会丑恶现象是愈演愈烈,在此就不列举了,我想中国人都是生活在现实中,都可以毫不费力的找到最好的答案。

   我在此只举一个有关中国法律的例证,那就是早在 1998 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由国家主席江泽民签署的事关九亿农民利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上面林林总总祥细到 30 条,至今已经八年之久了,可谁又见到真正的贯彻落实给农民哪?!难道“党和政府”就没有“充分注意到人民群众的正当愿望和要求”吗?!

   中国的问题谁都明白,它不在立法的宽严,也不在立法的严谨,关键在于立法的环境,如果坐在那里的“立法者”都是“象皮图章”,都是经过党和政府筛选出来的“人大代表”,别说他们立的法缺乏社情民意,即使符合社情民意也起不了什么作用,连共产党往往都感叹因为由于权力不受监督和制约才造成“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乱像,纵使再多再健全的法律条款又有什么用哪?因此,离开了倡导“建设一个民主政治制度和法律至上的社会”这一命题在那奢谈“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寄希望通过所谓的“立法”来解决问题,岂不是缘木求鱼和舍本求末?!

   只要中国没有建立监督政党法、监督政府法,没有司法独立的环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权利,任何立法都是形同虚设,宽也好,严也罢,都不会从根本上抑恶扬善和彰显法律的神圣性,更无法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反地是,权柄者们往往会以“法律”的名义滥施淫威,给弱者造成更大的伤害而后者却无处寻求法的保护,恐怕,这才是作为一个希望中国尽快实现民主法治的人们应该关心和讨论的问题。

   我的结论是:中国最需要研究和宣传的是“法律高于一切”、“党和政府绝不能大于法”等国策及其这方面的“立法”问题,而不是鼓吹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的“立法”工作,否则,中国的法治事业仍然得不到应有的进步。

自由圣火8/31/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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