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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样的酸楚一样的痛——写在《评刘晓波获新闻奖》之后

   

郭少坤

   被称为“大汉奸”的陈公博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懂政治,我只爱打抱不平。”历史上的陈公博究竟是什么人已经自有千秋公论,我毋须多说。但是,有一点我想肯定的就是他的这句话,因为他的这句话完全道出了我的内心世界,也更加符合和印证了我的人生轨迹。

   回首往事,屈指算来,人生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之多。此时的我可谓一事无成而却两鬓渐霜,虽然是平庸无奇,倒也是无愧人生,因为能力是做人的标识,人格却是做人的根本,从这一个人观念来看,我无悔人生。

   但是,政治毕竟和打抱不平不能同日而语,前者是博学多才和依此指点江山的人们的追求及其目标,后者则是胸无城府仅凭个人意气行事的匹夫之勇及其向往目标。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我过去的人生所作所为无不符合后者的概念,因为,我既不是什么搞政治的人物;也不是什么被当局认为的“政治异见人士”;甚至也不是刚刚谩骂过我的“东方党”戏称的“文盲和民运傻B”意义上的民运人士(因为我那将会有损于民运人士的形象)。那么,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不妨借《自由圣火》这快还让我说话的地方向世人们道个清楚,也请所有愿意认真阅读此文的人认识一下我(郭少坤)本人。

   还有一句话叫:“性格乃命运。”显然,对于我这个根本不懂政治的文盲,我的那种专爱打抱不平的性格也就理所当然地决定了我的命运。

   在我的前半生中,我大体经过了以下几次因为打抱不平所遭受到的人生劫难,也在同时饱尝了因此而来的世态炎凉滋味。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尽管自己一事无成,但也因此品尝到了人生的苦辣酸甜各种滋味,可谓也是一种幸运也!

   我的第一次打抱不平使我终身残疾。

   我在为了维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和社会公共秩序从警的18年中,曾经先后于1981年和1996年二次身负重伤。第一次就是因为看到流氓歹徒殴打无辜时挺身而出,结果在搏斗中被打成毁容和残疾;第二次是为了同样是为了忠于职守而将腿摔断并至今未愈。人们也许看到这里会说:“你在这里说干什么?你应该去找共产党和国家去。”可下面接下来的就是因为我又因为打抱不平而得罪了执政的共产党,他们剥夺了我所有的合法的国家待遇,使我不得不被“逼上梁山”,成为共产党眼中的“异己”。

   我的第二次打抱不平使我丢掉了工作并失去了饭碗。

   1989年春夏之交的学生运动,应该说像我们这样在基层工作的警察们并不可能看到其中的政治背景和内幕,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中国同样需要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同样需要人权自由。我不是觉悟程度所至,而是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因此,我同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大学生,我为他们的绝决深受感动,为以李鹏为首的政府对广大群众的无所作为和冷漠无情愤怒,所以,我为大学生们打抱不平。当时,我通过于浩成先生向北京红十字会捐款50元人民币,以示对绝食学生们的同情。结果是,我的这一行为后来成了当局对我从警察岗位上辞退的理由之一。由于我并没有从中汲取教训,在认认王丹后,又对他的个人遭遇以及与他有关连的人表示同情,在屡次向他捐款后,终于成了我被彻底清算的导火线,我于1997年离开了公安局,失去了为其献身的事业。

   我的第三次打抱不平使我坐了二年冤狱。

   1999年元月份,我家乡(江苏省徐州市丰县范楼乡果园村)的108位父老兄弟为了维护他们的合法权利来市政府上访请愿,结果全部被抓回,其中12人受到治安和刑事拘留。有的面临判刑。我在回乡下落实后,在向当局多次交涉无果后,公然站出来向国际媒体进行呼吁并请求关注。最后的结局是:12名农民无罪释放,我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二年整。在出狱后,失去了所有的生存能力并不得不向国际社会呼吁和求救。也就这样,我好像成了当局(包括民运里)的所谓“民运人士”。

   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改变自己的本性。打抱不平仍然是我的一贯行为方式,不仅仅是表现在对有关社会公正、人权迫害等所有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参与上,就连反对共产党和与共产党持不同政见的人事也不放过,我的个人理念是:己不正,难以正人。如果反对共产党及其统治的人自己本身不正,又怎么能够说服和影响民众进入一个公正平等的社会呢?!因此,我还是那样继续打抱不平。

   我的第四次打抱不平使我得罪了“中国人权主席”。

   在2005年末和2006年春季其间,我从网上看到远在美国的“中国人权”及其主席刘青的一些有关财务、人事等一些和民主相悖的问题浮出水面,虽然说是我不懂民主理论,但是我还懂得公正现象,所以当我看到一些自称追求公正平等的人士在尚未取得合法权力之时作出的事情就那样令人费解,再结合我所遇到的实际情况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尽管是其中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但作为一个致力于中国社会公正平等事业的中国人也未必是那么罪不容诛的吧?但是,我还是得罪了一些海内外所谓的民运人士,有的来信指责,有的当面批评。虽然是这样,我还是坚持认为:为什么共产党搞独裁专制以及贪污腐化可以被批评,而一些同样是犯下和共产党本质错误相同的反对派及其人士为什么就批评不得?!如果是那样,这些人还有什么资格去搞什么民主政治和追求公正平等呢?!所以,我并没有因为任何人对我的看法不好而改变我的性格。

   我的第五次打抱不平使我得罪了“东方党”并被其进行辱骂。

   在前几天,我看到一个叫“东方党”的在《博讯》发表谩骂《自由圣火》及其作者的文章,文中称《自由圣火》是“鬼火”,说《自由圣火》的作者们是“依靠首发稿说昧心话骗取稿费的人。”为此,我极为愤怒,因为我深知自己所发表的文章并没有任何“昧心话”,也相信所有作者也不是如此,我便撰文批驳了“东方党”(祥见《谁是“东方党”》)。由于我没有澄清“首发”和“博客”的概念,这位“东方党”便在《博讯》中撰文大骂我是“文盲”“傻B”、“骗稿费进按摩院”等。因此,我的这此打抱不平也为自己招来了人格上的侮辱。

   我的第六次打抱不平使我得罪了“独立中文笔会”及其拥戴者们并被其无情抨击。

   由于我撰写了《闻刘晓波获十一届人权新闻奖有感》,便招来了很多是非。其实,我撰写此文的动机就是想唤醒世界不要总把眼睛盯在那些专门从事评论的文人(而更加值得注意地是,这些文人评论什么和不评论什么是有区别对待的),要更多的关注那些默默无闻耕耘在基层的维权者,他们中间有普通老百姓,有民间道义人士,有知识分子,有体制内的良心人士,他们的牺牲和他们的贡献往往是鲜为人知。像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胡佳这样的维权人士还好些,因为他们多少还受到一些关注,而那些更多的民间维权人士有的到死都不为人所知才是令人痛心和遗憾的事。像在“汕尾血案”中的当事人以及为之奔波呐喊的人,又有谁来关注他们呢?因此,当香港把“十一届人权新闻奖”颁发给刘晓波后,我更多的感到是应该把奖项关注到“汕尾血案”中的当事人或者最早为这一案件进行报道披露的人士(如当时的李健等人),而且希望从此以后有更多的相关部门和机构把注意力放到民间的维权运动及其工作者身上。道理也很简单,在中国企图通过改良来改变共产党的官僚主义已经很难行得通,人们只有拿起法律武器才能捍卫自己的个人权益。所以,世界媒体和舆论界也必须要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民间维权者身上,而不是在那里只知道注重名人效应,或者看谁能说会道而忽视了草根阶层的存在,尤其是他们的牺牲。准确的讲,我的这篇文章完全是为基层维权者打抱不平才撰写的,然而,接下来我遭到的是又一次的攻击和报复。

   有关对我的攻击言论我无意在此一一列举,也无需加以评论。我只想把一个叫“不锈钢老鼠”的网民的帖子公诸如下,也算是对我这个人一贯打抱不平的最好总结吧。

   “那些自我感觉特好的人总认为自己是最健康的。放眼出去,只要与自己步伐不一致的肯定是病了,屡教不改的就是神经病了。呵呵!(不绣钢老鼠 3。27日)。”

   这位“不锈钢老鼠”真的把我给说对了。因为,我的确是一位“屡教不改”的人(包括共产党都也是那么认为我,连东方党不是都称我为傻B吗?)。可想而知,共产党教育我几十年都没有把我给教育好,为了打抱不平,我终身残疾;为了同情绝食学生而打抱不平被砸了饭碗;为了自己的父老兄弟打抱不平,我甘坐监狱;为了说真话,我得罪了共产党、东方党包括“中国人权”的有关人士;这不,我又为了基层维权民众的应得利益又得罪了你这位“不锈钢老鼠”。看来,我真如另一为网民所说:“你得罪他们就将会自取其辱。”不过,也没什么,我早就视屈辱如家常便饭了,为了国家终身残疾得不到依法抚恤我没有屈辱和遗憾,为了老百姓被冠以“招摇撞骗”的罪名坐牢我心安理得,为了说真话得罪像你们这样的人又有何妨呢?你们没有国家机器,报复不了我去坐牢;你们没有掌握国家财政大权,断绝不了我的生路;你们也充其量再次舞文弄墨骂骂街而已,我倒劝你等去关注高智晟、郭飞雄、陈光诚等正在饱受磨难的人士和他们的家庭,用女人心去善待他们及他们的妻儿老小,用你等学会的华丽词语去形容和评论专制者与维权者的斗争情景,我想,总比和我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残疾人加文盲瞎掰要有人生价值得多吧?!。

   对吗?“不绣钢老鼠”?!

   再附加一句话:中国人已经被政治强人玩弄于股掌之中几千年,现代中国人的觉悟和智商未必再被一些政治强人那么容易的掌控了吧?当然,就几个仅仅会舞文弄墨和心术不正的人企图来“忽悠”中国人也未必那么简单了,对吗?——“不锈钢老鼠”?!

   仅以此问结束本文。

    郭少坤

    2007年4月11日星期三

    于徐州家中

自由圣火4/13/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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