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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如何被作贱、如何学会依法斗争

郭少坤

   1995年冬天,我正在徐州市公安局鼓楼分局供职。有几位蓬头垢面、破衣烂衫的家乡──丰县范楼乡果园村──农民来到了我的办公室,从背包里掏出厚厚的一摞申诉材料,要求我通过熟人关系转交市政府。我翻了翻,里面有着几百人签字画押的联名诉状,控诉当地乡政府和村干部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盘剥农民和贪污犯罪的事实。出于对乡亲们的同情,我接下了诉状,答应帮助他们转交。农民们欣喜而去。不久,我遵循着大陆社会上官场上的办事规律,自掏腰包在一个叫“渴望”的酒家宴请了我所认识的市委信访局赵局长、郭科长等人。席间,我将材料交给他们。他们答应保证转交到市长手中,以切实解决农民的问题。

   然而,黄鹤一去不复还,泥牛入海无消息,我和农民们没有得到来自任何部门的答复和处理消息。

   1999年元月4日,农民们为了继续反映非法摊派的老问题和乡镇干部非法操纵村委会破坏民主选举的新问题,在多年来上访无果的情况下,集体来到徐州市政府请愿。他们为了防止被扣上“聚众滋事”的帽子,便化整为零,聚集到市政府大门口,准备向政府领导反映问题。可是,他们一百单八名男女老少不但得不到接待,反而悉数被赶来的警察和乡村干部抓去。其中30多人遭到殴打,8人被治安拘捕,4人被以“聚众滋事,扰乱社会秩序”刑事拘留,乡村干部并扬言道:“叫你们告,告到联合国也没有用。”

   我获息后,即向有关部门领导反映此事,要求依法解决,可是依然象肉包子打狗。情急之中,我向朋友通报。朋友将此信息发布,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与报道。这才引起了当局的重视。他们派员到徐州市调查,在证实上访的农民们没有违法犯罪事实后,才决定将所有被关押的农民全部释放。正当人们额手相庆之时,州当局却将一起早在1997年已经查结的一桩诬陷案全翻过来,经几易罪名,将我判刑2年。

   如果我的判刑能使这些重获自由的农民们的问题得到解决,应当说还是值得的。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恶化!

   我在服刑期间,探望我的农民们说,他们出来后自费集资2万元,聘请了安徽合肥市的律师为他们打官司。而且,最高人民法院也责成江苏省徐州市法院立案,可二级法院就是不给立案,官司陷入了困境。2年后我出狱时,农民们冒着大雪迎接我。他们说,问题不但没解决,县法院前来违法催款时,还将一户农民父子抓去,分别判了2年和1年半,理由是“妨碍执行公务”。他们要求我帮忙。为此,我曾在南京上访时和朋友樊百华一起走访了著名律师周元伯、张晓陵,将情况反映给他们。他们认为县法院的判决是不公正的,违反法律程序,并代写了申诉状。但是,至今县法院仍维持原判,那对父子的冤案仍得不到纠正。他们由于无钱请律师,也只有作罢。

   更令人难以容忍的是,县、乡镇干部连续几年来一直公然违反中共中央颁发的《村委会组织法》和《村民自治条例》。5年来,这个村先后委任了4组村委会班子。由于村民们的坚决抵制,他们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但是,他们都在乡镇政府的怂恿下,好事不干,坏事做绝。尤为严重的一件是在2002年年底,“村支书”郭庆周、“村长”郭庆荣等人,公然违背《森林法》,将位于本村的防沙护林地段几十亩的10几万棵树木砍伐殆尽。村民们愤怒至极,自制了光盘,联名上诉到县林业局、公安局。但是,县里就是不作任何处理。村民们陷入了无奈,只有感叹道:“江泽民不是说共产党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吗?为什么连对国家和人民公然犯罪的案件都不管呢?”

   执着的村民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民主权利,在今年5月份,再次集资1千元,联名聘请了徐州市的2名律师,请求他们依法进行行政诉讼,将无视国法的乡镇政府告上了法庭。但是,丰县法院就是不予立案。法官说:“这是政府不让立的。”农民们和律师只有到市中院。市中院说:“研究、研究。”律师说:“是否要请法院领导吃一顿。”但是,农民们不愿、也拿不起这笔钱了。

   前几天,村民们自发地学习中共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非法村干部却带领劳改释放的弟弟持刀行凶,造成一村民轻伤害。村民们到了派出所。派出所说:“乡镇政府不让处理凶手。”受伤的村民无钱告状,也只有作罢。

   随意作践农民、坑害国家、玩弄法律的事件举不胜举。人们不仅要问:这个国家的法律究竟算个什么东西呢?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又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好在这个村的大多数村民已经懂得了运用现行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益,尽管是举步维艰、险象环生。农民的这种觉悟,让人看到了大陆农村民主的气氛和曙光,让人在为农民们感到凄惨悲凉、孤苦无助的同时,也升起了一线希望。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大陆农村的民主一定会实现。

民主论坛2003.8.29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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