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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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腥风血雨见真情——纪念于浩成先生八十寿辰

郭少坤

   再过几天,就是于浩成先生的八十寿辰纪念日了,为了祝贺于浩成先生的八十诞辰,我已经写了一篇纪念文章发给《北京之春》,胡平先生表示将予以刊登。在那篇文章中,我比较详细的叙述了我和于先生之间二十多年的个人交往过程,今天,我想再次借我最喜爱的《议报》写下和于浩成先生的点滴故事,以此做为对于先生寿辰的更好纪念。

   如果说没有1989年的那场在中国空前绝后的民主运动,仅仅就我和于浩成先生的个人交往和发展趋向来看,我们决不会有着今天的这种感情和情谊,也就是说,是我们的共同人生理念和政治信仰通过个人的相识和交往把我们更加紧密的结合到一起了,对此,历史将会证明,我们的这种关系和情谊将是更加完整和美好的。

   至今我仍然认为,历史也将会予以作证,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民主运动,其实就是检验每个中国人是否愿意为了自己国家的进步和民族复兴而奋勇牺牲的试金石,是考量每一个中国人政治品质和个人道德的分水岭,甚至说是区分野蛮与文明、人性和兽性的标识。基于此认识,我和于浩成先生虽然是共同遭受到不同的迫害和处罚,但是都无怨与悔,而且引以为骄傲和自豪。

   记得在1989的年春天(那真是一个无愧于“春天”的春天),中国的知识界、思想文化界异常活跃,在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主政时期留下来的宝贵遗产,已经为党内外的志士仁人们所继承,一个有希望的新中国也已在中国的政治改革精英们的运作下轮廓渐清,自由民主的曙光也在冉冉升起,政治空气之新鲜可谓是前所未有。

   然而,也就是在这大好形势下,在胡耀邦先生的逝世后的哀乐声中吹响了中国政治改革大决战的号角,拉开了举世瞩目的八九民主运动的序幕,虽然是最终是在暴力镇压下以失败为结局,但是,历史却客观诚实的记录下了这一悲剧中的人鬼故事和成败原因,而且将永远的留在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心中,激励好人,鞭挞坏人,为推动中国的进步事业做出客观的历史贡献。

   人们都还清楚的记得那场运动的初期,当顽固保守派们在上海拼命的打压和封锁改革先锋报《世界经济导报》时,北京的知识界和思想文化界便开始了公开的声援活动,以李锐、胡绩伟、许良英、方励之、吴租光、邵燕祥等首都各界的著名人士共同联名签署支持《世界经济导报》,抗议当局对《导报》的非法取缔和压制,当时,于浩成先生也在此签名支持,也就是这场联名活动,将八九的民主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1989年5月13日,当大学生们的绝食活动进行到第二天时,于浩成先生和严家其、李洪林、戴晴、苏晓康、温元凯、苏绍智、包遵信、麦天枢、李陀等12名专家学者来到天安门广场,共同向中国政府发出要求和决食学生们对话的声明,并明确指出,不得对学生们“进行秋后算帐”,同时,也要求学生们停止绝食,为这次本来旨在推进中国民主化的爱国运动提出了双赢的方针和建议,这一合理化建议并且在当日中央电视台的《午间新闻》进行了播报,我们所有在公安局值班的警察也都收看了这则新闻,并且都认为非常之好。但是,由于当局的腐败无能和对人民的不自信,对此建议置若罔闻,最后,终于和人民决裂,动用了国家军队和现代化武器,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等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了空前的暴力镇压,使这场民主运动以失败为告终。

   当学生们绝食进行到高潮的第六天时,全国人民都在焦急和悲愤中向学生们进行了不同方式的声援,我和所在的公安局的一些警察也向在当地-游行的大学生们捐款以示道义上的同情,为了更好的表达我个人对绝食学生们政治诉求的支持和道义上的同情,我在1989年5月18日向于浩成先生寄去了人民币五十元,请他转交给北京红十字会,于先生在收到此款后当即就给我回信,说由于北京红十字会不好联系,便直接交给了由大学生们组成的“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并寄来了收据。(后来,在暴力镇压后,我和于浩成先生都因为此事受到了当局的审查,并做为处理我们所谓“公开支持动乱”的证据之一。)

   在此不久,“六四”的腥风血雨就伴随着“邓大人”的指挥棒向人民扑面而来,顿时,京城内外、全国上下,无不都充满了一片恐怖景象,我还清楚的记得,在6月5日的一个下午,我在徐州市的彭城路邮局寄信,看到一个行色匆匆、面带疲惫的大学生也在寄信,凭我这个侦察员的眼光,就断定他是外地来的大学生,我便走过去问他:“你是从北京来的吗?”他看我穿着便衣,便回答道:“是的,我是北京大学地质系的,黑龙江省人,我在给家里拍电报,说我没事”。我又问他:“北京情况怎么样”。他红着眼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真不相信共产党能向我们这些学生们开枪,我们被打死了很多人,我亲眼看到我的同学被子弹打死!”

   我心里顿时一震,感到眼前一片黑暗,我立刻想到于浩成先生的安危,便再三询问他:“真那么残忍吗?”这位同学说:“我是共产党员,我用党性对你说,这是千真万确之事”。为了取得我的信任,他还留下名字给我,我记得这位同学姓韩,叫韩宁。当时,我什么也没说,就立即又给于浩成先生发去了一封电报,询问他的安全情况,不几天,于先生给我回信说,他平安无事,但是,我总预感到,于浩成先生难以逃过共产党的政治迫害和打击报复。

   果然不出所料,在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能和于浩成先生联系上,我在被当地的共产党组织部门通报处理之后,一直为于先生而担忧,有一次,我通过于先生的原秘书刘前才知道,于浩成先生被拘留审查了。

   时间过去的很快,到了90年的2月份,仍然没有于先生的消息,在元宵节日的那一天,我写下了一首《七律》以志想念,诗的全文如下:“日日思念知遇人,夜夜恶梦在秦城。此间又是元宵节,不知佛威可显灵。千百灯明忏悔罪,人间阴暗恼众生。踏破红尘寻无处,佛门灯火枉自明。”这首诗,我一直未能寄给他,直到他被解除审查后,我才得以面交给于浩成先生。

   1991年的元月14日,我终于收到了于浩成先生的贺年卡和信,他告诉我他已经平安回到家中,结束了长达一年半的隔离审查。看到他平安回来的消息后,我喜出望外,立即在不久的春节去北京看望了他,那几天,看望先生的人很多,其中有李慎之先生、张祖桦先生等人。我见到的先生,仍然是那么精神焕发,健康乐观,他给我讲述了被隔离审查后的一系列问题,在说到被开除具有50年党龄的共产党党员的党籍时,于先生哈哈大笑的说道:“入党出党同光荣!”并补充说:“都是为了追求人类社会进步的真理嘛!”

   从1994出国到去年的回国,已经又是一个十年过去了,今年春节我再次见到于先生时,感到他仍然是精神矍铄,思维敏捷,谈话中,他仍然对中国的民主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并且非常关切在国外的那些不能够回来的朋友,他对我说:“我们希望执政的共产党应该以国家前途为重,尽快的让所有热爱自己祖国和人民的中国同胞都回到国内来,共同开创祖国的美好未来!”

   望着我尊敬的老师和朋友,想着他那沧桑的经历,听着他那语重心长的语言,我还能说些什么哪?我只想说:愿尊敬的于先生健康长寿,等待着那些热爱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同胞们早日归来,共同为实现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再接再励,直到把我们中国推进到自由民主的殿堂!

   也许,这不仅仅是我们共同的愿望,也是献给于浩成先生八十寿辰最厚重的礼物!

   

   2005年8月14日星期日

   于徐州家中

原载《议报》第211期 http://www.chinaeweekly.com 2005.0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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