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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许良英

郭少坤

    德高望重的许良英先生刚刚编着了一本《走进爱因斯坦》,幷在前不久赠送给我一册。而今,我却要情不自禁的写下一篇《走进许良英》的文章,以此来请读者朋友们在读爱因斯坦这位为了人类社会曾经做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人物时,也同时更好的瞭解现在正在为了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而鞠躬尽瘁的许良英先生。

    最初知道许良英先生的名字,还是在那场腥风血雨的八九“六四”之后,当时,在共产党的各大媒体上都掀起了所谓的“平暴”宣称,在被共产党罗列的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头面人物”和“黑后台”众多名单中,许良英先生在榜上吓然有名,尤其是那个“政治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陈希同也在“首都平暴会议”上多次点了许良英先生的大名,我们那些警察在学习《人民公安》刊物上的此类材料时,大都看到了许良英先生的名字,显然,我也就从此知道了许良英先生是何许人也——“一个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头面人物”!

    我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自己做为一名为国为民忠於职守而终身伤残的警官和功臣,竟然能在命运的安排下,最终能和自己曾经“效忠”的党国的死敌(如王丹等朋友)及其他们的“后台”走到一起,而且是那么密切融洽,同时也被党国视为“敌对势力”,看来,真是符合爱因斯坦先生的“相对论”理论了,也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被有绝对不变的,都是相对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当我在自己的性格支配下,在人类社会的良知尚还在我这个中国人身上没有完全湣灭之前,我这个共产党的“专政工具”终於成了被淘汰出局和被专政的对象。2001年出狱后,在四月初,我在利用到北京公安部上访的机会,在朋友的带领下,来到了许良英先生家中,想就我开始从道义上支持那些为了中国的民主事业而绝食学生们进行捐款却受到违法处理,又因为自己家乡的父老兄弟们遭受迫害而坐牢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请教和探讨,幷一诉衷曲。

    那是一个下午,我首先看到接待我的许良英先生虽然是白发苍苍,但却是精神矍铄,神采奕奕,当我自报姓名后,他热情的向我伸出了手,幷说早就通过王丹在国内做的为因为八九六四而死难和坐牢的“互助基金”工作中瞭解到我,当他听说我因此而被非法辞退后,不无惋惜的表示遗憾和同情,许先生还清楚的瞭解到我为了家乡农民门维权坐牢的大概情况,但是,他对我来北京上访却不以为然,他明确的给我指出,不要抱有希望,因为共产党政府在对待不同政见者的问题上,是绝不讲道理和法律的,不到一定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向受害者承认错误的,历史上已经证明了这点.对这些话,虽然我是用心听着,但是,我还是没有从内心放弃上访的想法,只是向许先生表示:试试看吧!

    许先生还认真的看了我的伤势,让我不要把精力放到上访上,要考虑如何谋生和看病,可以走访看看,如果无效,就抓紧看病和找点事做,以为后计,我表示赞同。

    在要离开他家时,我向许先生提出和他合影留念,他表示同意,我拿出了自己随身带的像机,请他的夫人王老师给我们拍照,当时,我提出请许先生坐下来,我站着在他身旁拍照,可是许先生说什么也不愿意,说:“我们都是搞民主的,都是平等的,没有年龄辈份、地位等等之分,我们都站着。”王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们都站着吧。”就这样,站在许先生家的客厅门旁,王老师给我们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后刊登在《北京之春》上)。

    初识许先生,他便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思想深邃,洞察力强,脾气直爽,心地善良,平易近人,一丝不苟。

    由於我对共产党政府仍然心存侥幸,幷抱有希望,幷没有认真听取许先生的规劝,一直都是在不断的依法上访,可谓是劳民伤财、疲於奔命,到了2002年的春天,我在上访时又去看望了许先生,这次我就许多问题向他进行了探讨,他说,当前的民运形势很不让人乐观,九八年的组党活动虽然是历史的突破,但是,对民主运动尤其是正当的公民运动造成了莫大的损失,知识界被犬儒化,工人下岗失业者较多,农民们负担过重,他们都很难再有精力去关心政治和自己应有的权利,民生都成了大问题,民权很难再进步。我说到了我们家乡农民们自觉维权的一些成功经验,许先生说,如果农民们都那么觉悟了,农村改革和民主的先一步实现也就快了,但是,各地政府官员对民主的抵触和破坏将是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和民主实现的最大障碍.果然不出所料,通过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农村的民主选举和自制在各地地方官员的阻挠下,基本都归於失败。即使是我的家乡,到现在为止都没有依法选举的村委会和农民们自己的领导人。

    在那一天下午,我们谈了三个小时.看看天晚,许先生让我在他家吃晚饭,我推辞不过,便留下来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吃饭其间,许先生拿出一瓶葡萄酒让我喝,说他不喝酒,于浩成先生来他家时也是让他一个人喝酒,他不作陪,我也没有客气,自斟自饮的喝了几杯,饭后,我告辞而去,许先生一直把我送到电梯们口,看我乘上电梯后才离去。后来,我在看望朋友王丹的母亲王淩云老师说起许先生请我吃饭一事时,王老师还不无玩笑的对我说:“看来你很有面子,我们经常去许先生家,可他从来没有让我们在他家吃饭。”我也笑着说:“因为我是外地人没地方吃饭啊!”

    没想到,在我还没有离开北京时,许先生托北京朋友给我送了一千元人民币,朋友还反复强调说,这是许先生对你表示的一点心意,而且一定要收下。当时,我感到无比的激动和感激,我想,许先生和我原本素昧平生,而且他那么大的年龄、那么高的威望,却还在关心着我这么一个应该是共产党政府关心的残疾人,真是让我在感动之余而又无所适从。我本来想请朋友再转还给他,但是,朋友说,许先生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如果那样,他会非常生气。我也明确的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将这一千元人民币带回家里,在和家人朋友们谈及此事后,他们无不为许先生的这种高风亮节而钦佩!

    因此,许良英先生的形象在我和我的亲朋好友心目中,也就自然变得更加高大了。

    在2003年的秋天,我在去北京上访时,到一个朋友那里取回了于浩成先生从美国带给我由他编着的《人权与宪政》一书,取回后便来到许先生家看望他,他热情的接待了我,其间,我们谈到了近来在国内发生的一些朋友相继被捕的事情,许先生清醒的说道:“中国的民运决不能只停留在所谓的民运人士的层面上,只有全体人民公民意识的增强,民主思想的提高,才能推动民主的进步事业.”他还举了“九八组党”的例子,说:“共产党是搞运动出身的,他们最怕别人运动他,一旦他们发现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就会决不留情的下手。”顿时,使我立即联想到西安朋友赵常青被捕的问题,因为他的被捕就是共产党看到要搞什么“公民运动”,害怕更多的公众参与才对赵常青先生下手的。许先生的提醒,既使我看到了中国民主事业空间的有限,同时也看到如许先生所倡导的“公民意识的增强”和“人民民主思想的提高”的重要性。

    许先生还向我提到王丹和胡平先生他们给他寄《北京之春》的事,但是他说“有时候收不到。”谈话其间,我说于浩成先生从美国来给我一本《人权与宪政》,许先生便要我拿给他看,幷说:“这个于浩成,怎么不给我带一本?”我看老先生想看,便说:“这一本就送给你吧!”他说:“那你怎么办?”我说:“我再写信给于先生要。”许先生顿时笑了,说:“那好!”可当他接过书后,又说:“那我也得还你一套。”说着,他从书柜里拿出一套《怀念李慎之》的文集,幷说:“就用这个给你交换吧!”我正好要看这套书,便郑重的接了过来。回来后,很多朋友争相阅读这本书,其中还有朋友将此书全部複印下来保存。

    接下来,就是我最近刚刚接触许良英先生的故事了。

    前不久,我在北京为于浩成先生过完生日之后,再次到许先生家里去看望他,我在去之前,想到老先生对我的帮助,而自己又总没有能力来回报,便想买点东西以表心意。於是,我在他住的中关村附近一个小商店买了一箱“露露牌”饮料,谁知道刚进他家门,他看到我提了一箱东西后,便迎头就问:“你这是什么?”我说:“是给你买的一箱饮料。”他脸色一变,指着我说:“你哪来的钱买东西送我?你到处呼籲让人帮你,可你竟然拿别人帮你的钱送礼,我要是收了,我别说搞民主了,我连人性都没有了,你赶快把他拿走!”旁边的王老师笑着说:“你不要给他买东西,他不高兴.”我没想到,这么一点心意竟然能引起老先生这么大的火,使得我的确无所适从,我只有用共产党的那一套话说:“下不为例。”可是老先生还是不倚不饶,坚持让我拿走。

    过了不大一会,该吃中午饭了,许先生再此留我吃饭,我没做推辞.吃过饭后,我们聊了一会,考虑到他要午休,便提出告辞.谁知许先生还没忘那一箱饮料,指着它说:“你一定要把它拿走。”我说:“我要回徐州,这么远的路我怎么带啊,你收下吧!”他说什么也不肯,王老师也劝我拿走,免得他生气,我看“下不为例”实在是在他身上行不通,但是,自己的确也无法拿走,灵机一动,说:“这样吧,这一箱饮料就算我帮你买来的,你付我钱算了。”许先生突然不嚷嚷了,络作沉思,转头问我:“好吧,这箱饮料是花多少钱买的?”因为我是花了四十八元人民币买的,便说:“你给我四十元钱就行了。”许先生又问我:“你有发票吗?”我说:“没有,叫我给丢了。”他又问:“那我不信。”我说:“不会骗你的。”他说:“你说是多少钱一瓶,里面多少瓶?”我强忍住笑,说:“是二十四瓶,一元九角八一瓶。”他又算了一下,说:“四十元不对,四十八元还差不多。”我说:“你就给我四十元吧。”他说:“不行,得给你五十元才行。”说着,他从写字台的抽屉里拿出二张二十元的,一张十元的票子递给了我,不由分说的说:“就这些,拿着吧!”我故意说:“那么,我还多占了你二元多钱的便宜,再说,我还有这一顿饭钱哪,是不是再找回你十元?!”他一摆手说:“我这饭又不是开饭店卖给你的,可这饮料却是你花钱卖的,就这样吧,你走吧!”他下了“逐客令”。王老师笑着对我说:“看你下次还敢给他买东西不!”

    就这样,我离开了许先生家。

    回来后,我又把这件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情讲给了家人和朋友们听,听者无不都开怀大笑,重庆的邓焕武先生来看望我时,我也讲给了他听,邓先生也是大笑不已,幷告诉我要把这件事写下来,会很有意义和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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