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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一尊偶像

郭少坤

    每一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偶像,我也不例外。尽管偶像会随着各种原因发生变化,但是,偶像总是偶像,该消失的消失,不该消失的永远会耸立在人们心中和佔据着历史的地位,这也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近日,从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刘宾雁先生的文章,说刘宾雁先生以经八十岁的高龄了,顿时,我百感交集,这位一直耸立在我心中的偶像再次深深感动了我,使我陷入了深沈的思考和追忆……

   “刘宾雁先生,我们大陆老百姓都很想念你呀!”

    其实,我并不认识刘宾雁先生,就象不认识江泽民和胡锦涛一样,但是,在我和我这等年纪。经历。阅历相同的人,特别是稍有点思想和中国良心的人,恐怕还没有人不从内心敬佩刘宾雁先生,因为,刘宾雁先生是一个真正的。大写的中国人,他顶天立地。不畏权势。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虽曾为中共高官,但却从不唯上媚俗,从不向权势邪恶低头,因此,先生一生坎坷,多灾多难,最终,被拒之国门外,使得先生有国不能投,有家不能归,更让人们难以割舍地是在国内再也听不到他那为人民发聋震聩的鼓与呼了,记得去年在《自由亚洲》电台的节目中,先生作为特邀嘉宾回答听众的提问,我请楚地记得广西省的一位听众对先生说:“刘宾雁先生,我们大陆老百姓都很想念你呀!”这一句话不多,但是,他却真实地反映了老百姓的心声。同时,也更加凸显了先生的人格魅力及其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地位。我想,这决不是那些自称“三个代表”的党魁政要们所能比拟的,甚至,也是一些反共反专制独裁斗志有余而对民主认识不足且人格缺陷的所谓“民运人士”无法企及的。当然,此文是写刘宾雁先生,本与其他无关,但是,在此,我不能不想到民运界内以及人民群众的反映:“骂共产党不好是真实,但是,反对共产党的未必都是好人。”我认为此言不虚,而在此提及,应该说对一些严重脱离实际和人民群众及不注意自身素养形象的“民运人士”而言,恐怕也并非是多余的。

    准确地讲,知道刘宾雁先生是1979年在黑龙江工作其间,当时,先生刚刚从二十年的右派苦难生涯中解放出来,用先生的话讲是“从冷冻在二十年的冰箱里走出来!”但是,先生一回到社会,立刻又投身到社会,关注起人间的冷暖和民众的疾苦。当时,他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深入到黑龙江省呼兰县,对人民群众反应强烈的特大贪汙犯王守信一案进行了深入地调查,写出了轰动全国的长篇报告文学《人妖之间》,揭露了中共官场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的丑恶行径,从那时起,人民就由此受到启示,感觉到中国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加强民主法制建设,仅仅依靠所谓的“拨乱反正”和结束文革,并不可能给国家带来长治久安和为人民带来福祉。我清楚地记得人们在争相阅读这篇文章时,无不都感慨万端,为刚走出政治疯狂的虎穴又进入经济掠夺的狼窝而忧虑。时至今日,历史已经无可争议地证明:刘宾雁先生当年笔下的《人妖》现已是铺天盖地,恶贯神州。比起今日的大小贪官来,那个名噪一时的王守信也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愧不如了。而人们的担心也正在被应验着…………

    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八十年代最活跃的时期,也就是说在以中共的政治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赵紫阳主政之时,刘宾雁先生和大多数中国人民一样,沐浴在改革的春风里,充分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他在担任着《人民日报》社长和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之时,仍不望深入群众,关注社会。经常以普通记者和作家的身份撰写反映人民群众疾苦的文章,既使我这个经常忙於警务的警察,也不忘找先生的文章读,至今,我仍记得先生在一篇文章里这样描写一位中国人:“在高高的电线杆下,一个象知识份子模样的人站在那里好象在等公共汽车,从他那张明显缺乏营养而且写满沧桑的脸庞以及呆滞的目光里,我断定他象许多中国人一样地有过许多不幸和无奈。於是,我感到了一种无名的沈重…………”这一段描写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每当我看到一些如先生笔下的中国人时,我就能立即想到先生的这段话,而且心中不乏一种沈重感。也许,这就是文学的魅力和作用。不过,我想,不论是什么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还是所谓的什么“民运人士”、“政治反对派”,如果他缺乏基本的良知和道义以及对人的关爱和同情心,那他将什么也不是,当然,他也写不出流芳百世为人永远铭记不忘的好文章,李杜诗篇之所以万口传,就是因为他们情系祖国心爱人民,说良心话,做良心事。刘宾雁先生的文章之所以为人们所不忘,也同样是与他的人格魅力不可分割的。借此,我不能不再次提醒自己和一些需要提醒的朋友,不要觉着自己反专制求民主并为此付出点代价就了不起啦,就飘飘然啦,做事脱离实际,说话言不由衷,写文章假大空,这些与专制独裁者无贰的行径不但无益于民主大业,同样也得不到广大人民的认可。文明与野蛮、民主与专制的分界线就在於做为人能否真实地反应事物的本来面目,专制独裁者们放弃了真善美与人类文明为敌从而自取灭亡的前车之鉴虽然尚为被执政的中共所汲取,但是,作为我们一些有志於民族复兴和民主事业的人绝不能蔬於个人品质的修养,文明层次的提高。否则,我们就真的会如老百姓所说“共产党不是好东西,可谁又是好人哪?”如果我们不能在老百姓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形象,我们就根本不配做什么“民运人士”“异见人士”。当然,也就无法去和人民一起去为中国的民主做出任何贡献。试想:如果刘宾雁先生来到老百姓中间,他所受到的欢迎程度不但不能和中共的官员同日而语,恐怕也是我们一些所谓的“民运人物”甚至是个别自我膨胀的“先驱”“之父”们所望尘莫及的。这绝不是无的放矢,前几天,我到农村做调查时,就有农民问我关於刘宾雁的消息,并不无感慨地说:“现在,向刘宾雁那样的人很少了!”尽管农民们可能对政治不甚瞭解,但也足以反映出刘宾雁先生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极其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我们所有追求进步的人来说,刘宾雁先生足资楷模。用哈维尔先生的话就是:“民主和专制的较量,最终的较量是人格的较量。”一言以蔽之,在说多余的也就没有用了。

    胡赵时期,刘宾雁先生为改革竭尽所能,鞠躬尽瘁,奔走呼号,成绩斐然。他担任着许多刊物的主编和顾问,其中有《法制文学选刊》、〈〈法律谘询〉〉等。也因此,他与我的恩师于浩成交往甚密,在1986年春,于浩成老师给我寄来一张与刘宾雁先生等人的照片,其中还有邵燕祥先生、戈扬先生、沈昌文先生等人。那时的刘宾雁先生虽不能说是风华正茂,倒也是如松似柏,挺挺拔拔。这张照片我一直珍藏在影集里,虽历经三次抄家,直今仍完好无损。每当我思念恩师于浩成时,就打开影集,默默地注视着於老师和刘宾雁先生等人的像,回忆着他们的功绩,歎息着他们现在的处境和无奈,痛恨着独裁的恶行,同时,也激励着自己奋斗的决心,鼓舞着自己的斗志。也许,这就是个人心目中偶像的作用,榜样的力量。……

   让刘宾雁先生及那些象刘宾雁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人士回到祖国罢!

    2001年夏季,我在北京上访其间拜会许良英先生时,,德高望重的许先生在向我谈论中国的民主和从事民运的国内外有关人士的个人品质时,对刘宾雁先生也是推崇备至。在许先生的心目中,刘宾雁先生是中国的良心和知识份子的脊梁。用许先生的话说:“是条汉子!”与此同时,许先生也不无遗憾地提到一些所谓的“民运人士”政治品质和人格问题。许先生说:“如果连做人都成问题,还搞什么民运!”

    是的,做人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民主,就向需要空气一样。但是更需要为民主奋斗的好人,只有许许多多向刘宾雁先生这样百折不挠、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和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真正民运人士才能推动中国的民主前进,才能获得人民的认可和支援。否则,总是在圈子里争论什么体制内体制外、什么党什么派的,实在让人感到厌烦和失望。君等不见,真正在中国搞民运的,并不都是海外的那些大名鼎鼎的什么人物,也不全是国内的什么“民运人士”,却是那些默默无闻的民间人士在辛勤工作。如刚刚获得“尤里西斯报告文学奖”的陈桂隷夫妇,他们对中国农民的维权作出的贡献已是有目共睹。同时,被舆论界誉为“是继刘宾雁以来的又一位反映社会现实的报告文学家”。所以,“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称砣就是老百姓”这句一点也不假,当中共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已丧失殆尽的时候,我们任何一个矢志於中国进步事业的人士都不能忘记提高自己,否则,不仅愧对人民,也对不起个人的选择和付出。

    因为从网上看到一篇有关刘宾雁先生的文章才使我的脑海里再次浮现出自己的一樽偶像,并引出这些话。尽管人微言轻,但是,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公民,充分地行使自己的话语权,表达个人的观点,抒发感情上的喜怒哀乐,恐怕并非是多余的。至於别人的看法如何,也就让他见仁见智去罢!不过,真的能使一些同道引起共鸣,倒也是幸事一件,也不枉我在此想念刘宾雁先生一场,泼费笔墨一回。

    我有个怪异的想法,人活着时应看到别人的评价和毁誉。这样,可以促使人多做好事,少干坏事。否则,总是“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的历史文化现象着实可恶,它使得多少流氓政客成功地统治天下,祸害国民。虽然,只有民主政治才能根绝这一现象,但我们这些追求民主政治的人现在就应透明一些,不论是对别人还是对自己,都要坦坦荡荡,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如此一来,将会象大浪淘沙那样,最终会在中国的民运战线上磨练出一枝纯洁的队伍,而象刘宾雁先生这样的人,将肯定是队伍中的一员或准旗手。我特写下此文,以表达对刘宾雁先生的思念。

    最后,我在此向胡温新政权呼籲:希望你们念都是中国同胞的情份,为了国家的进步事业和声誉,本着人道主义原则,让刘宾雁先生及那些象刘宾雁一样热爱自己的祖国和人民的人士回到祖国罢!

   作者简历:1953年出生于江苏省丰县。因文革初中后即缀学。1972年随父在黑龙江省林业部门工作。1973年当兵,任班、文书。1977年复原到黑龙江省粮食系统工作。1980年至年在黑龙江省公安部门工作。任股级侦察员。曾因公致残。1986年至1997年在江苏省徐州市公安局工作,再次因公致残。投身民运,捐款给绝食的大学生。后被公安机关通报批评处理。1994年春节在於浩成先生家中结识王丹,并与其保持密切联系。参与捐款支援“互助基金会”。1995年春,王丹再次被捕后,扔予以关注。先后寄钱物给其家中。1996年月王丹被判年重刑,同年月,俆州市公安局根据北京情报。研究决定予以辞退。因负伤在家,於1997年3月宣佈。1997年至年在外流浪,依靠乞讨治病和生存。1998年被徐州市公安局从上海市带回。1999年元月,为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呼籲而被判刑年。2001年月又因“煽动巅複国家政权犯罪嫌疑”刑事拘留。后取保候审一年。曾在中国公安战线曾获三级警督。三等功臣。国家二等乙级伤残警察。现仍在第二次负伤未癒的治疗其间。由於无收入,仅靠朋友捐助及微薄稿费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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