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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真真假假的倪育贤

《老虎》第一册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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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第二节,106~119页
   七七年一月的一个早上 ,我骑著黄鱼车经过淮海中路和东湖路口。看见一堆人在看东湖宾馆大铁门上的两张大字报,我也下车看。那是用墨抄写在白纸上的二首诗。
   一首题名「清明愤」,是抗议去年中共对「天安门事件」的血腥镇压。
   「广场屠民兮,中外罕闻;戮吾赤子兮,刑及苍生;此恨不雪兮,民气难伸;此仇不报兮,非黄子孙!」
   另一首题名「小平引」,是呼吁邓小平官復原职。开头几句是:
   「一朝文武满天星,几人赢得主席评,中华长城不虚传, 人才难得称小平」。
   这两首诗从文学角度来看不怎麼样,从政治作品的角度看,却是很好的,富有政治激情,鏗鏘有力,有点像北京「天安门事件」中「扬眉剑出鞘」 一类的作品,但总的来说比后者的水平更高。
   这两张大字报结尾都用了一个化名,这个化名一看就知道不是真名。
   上海人喜欢看热闹,尤其是政治风云诡譎多变之际。看得人虽多,但没有人说话评议,都是默默地看悄悄地走。这也是上海人的特点,怕祸从口出,万一有便衣警察在场就麻烦了。我看了一会就挤出人堆。这件事在我的印象中很深,因为大字报的内容也是我心中早就想说的话。
   这事不久,又有朋友告诉我另一件事。上海当时最高的建筑物,位於市中心南京路上的国际饭店沿街的墙上,贴了一长条大幅标语,那是写在长达十米白纸上的一首长诗。题目是「我不信──纪念「天安门事件」惨案一周年」,全文很长,前面的几句是:
   「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血就这样贱!
   我不信!我不信我们中国人的命就这样轻!
   三百六十五个白天过去了,蒙难的英烈们仍然蒙著暴徒的罪名,
   三百六十五个黑夜过去了,杀人的屠伯们依旧掛著「英雄」的金星。」
   ‥‥‥
   因为这事发生在南京路上,上海的中心地段,所以造成的影响比前面两张大字报造成的影响大得多。可以相提并论的是一年多后,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也曾有贵州的诗人黄翔 等人贴过大幅标语,要求对毛泽东作罪多功少的评价,即「三七开」,从而震动全北京,成为北京异议运动的先声。
   后来听说,这两处的诗歌大字报的作者是同一个人,那个人名叫倪育贤,曾经是上海海运学院学生。「这个人可不是一般的人呀!」我和我的亲友们都这麼说。他闹出这麼大的事,在这政治暴风雨的当口,不会是一时冲动。
   倪的诗歌大字报正赶上政治的暴风雨,不是偶然的。
   七七年三月十日至二十二日,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这次会议之前,叶剑英提出两条意见:「一是「天安门事件」是冤案,要平反;二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应该把提法换一下,为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创造有利条件。」 这表明,叶剑英虽然努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和地位,但他也想主导整个形势。
   这时叶剑英在中国政坛上的身份已经有所改变。七六年十月政变以前,他虽然和中间派的关係不错,但毕竟是七十年代中共元老派代表之一,和另两个元老派代表周恩来、邓小平的地位相当。政变以后,由於他和华国锋的友好关係,叶就不仅仅代表元老派的利益,也代表了中间派的利益。如果这时元老派和中间派联合,叶剑英就是两派共同的领袖,因为只有他才能够调合两派的利益。
   叶剑英的做法实际上为元老派和中间派的争斗留下了空间。争斗可能会对叶剑英有利,因为两派都必须借重他,从而进一步抬高叶剑英的地位。
   叶剑英当然也希望两派能够联合,安定为好。得到好处的人都希望局面稳定下来,以保护他的既得利益,没有得到好处的人,都希望重新分配利益。但是,元老派的大多数人这样想:我们的力量足够大,何必要和中间派联手呢?中间派多少也要对文革的罪恶负责。
   中共党内资格最老,当时担任中央委员的陈云在这次会上为元老派充当了急先锋。他在书面发言中提出他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眾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坏人是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產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也作出相同意见的发言。
   没有叶剑英事先的表态,陈云和王震未必就敢这样说。陈云和王震的发言等於爆发了一颗原子弹,一下子打乱了原来的会议安排,也改变了中共党内的力量对比和中国的政治形势。
   华国锋没有接受陈云的意见,连陈云的发言也不让在会议简报上登出。华在这次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还是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產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要巩固和发展文化大革命的成果」。
   谈到「天安门事件」,华说「『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不要再在『天安门事件』上争论了」。对於批邓问题,华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定的,批是必要的,粉碎「四人帮」后,中央决定当时要继续提『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口号,这是经过反復考虑的,这样做,就从根本上打掉了『「四人帮」』及其餘党和其他反革命势力利用这个问题进行反革命煽动的任何借口」;「如果我们急急忙忙地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就可能上阶级敌人的当。」
   这是元老派和中间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
   中共高层内部的刀光剑影,凡是细心的读者,都可以在报纸上找到,嗅到或感觉到。倪育贤是个政治运动的老手,他一早就看到了邓小平復出问题和「天安门事件」平反问题是政治斗争的焦点,於是精心策划了大字报,孤注一掷,响应元老派的高层斗争。
   当长幅的大字报在国际饭店闪光的大理石墙上出现时,警察赶来了。倪没有想到逃走,他劝他的一个助手离开后,就一直留在原地。 警察没有立即逮捕他们,只是要求他出示有关证件,写下了工作单位和家庭住址。整个事件中倪表现得很沉著很自信。按照他的计划,这个事件会像炸弹一样爆炸,而结果是炸掉他手上的锁链而不伤及他的一根头髮。
   是的,他手上戴著锁链,一根无形的政治锁链。他受这个锁链的苦太多了太久了,他决心不顾一切解放自己。
   撩开政治的面纱,真实的倪育贤应该是这样的: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倪育贤出生在上海黄浦江东去十公裡远的杨思镇。杨思镇当时是农村,四周是长著绿油油庄稼的农田。他的祖父原是船东,兼营买卖,中共佔领上海的前一年,已经把所有的產业一下子赌光了,所以在中共建政后评阶级成份时被评为贫农。这种因赌博破產而生成的贫农和一般比较本份愚笨的贫穷农民有本质的不同。他的父亲五十年代后是上海南市区周家渡地段医院医生。见多识广又有几分豪侠气概的倪家在当地受到人们的尊敬。
   倪育贤从小受家庭传统的影响。五十年代初,中共镇压所谓的反革命分子,许多人被枪毙,中共要求群眾观看行刑,倪家的长辈却认为这种做法有违中国人的伦理和传统,不让孩子去看,而且表现出对死者的同情。他的叔叔曾经对他说,「右派分子都是上了支部书记的当。」他的祖父曾经说,「 共產党和国民党差不多。」倪的亲戚中也有一个是中共干部,那是他的舅舅,曾做过杨思镇的镇长。
   倪在杨思镇中学上学时,年轻的心灵不时抹上政治的阴影。学校裡一些最受尊敬的老师被打成右派,成为政治贬民。五八年全国大炼钢铁,杨思镇中学也不例外,原来上操打球的操场上建起了土高炉。倪回忆说,当时几乎每一个人,包括倪这样的中学生,都知道这些炼出来的铁块是废物,但是没有一个人退出这种政治化的社会活动,大家都假装积极参加。
   六一年,倪在杨思镇中学高二时服兵役。他是部队学雷锋标兵,但没有被批準加入共青团。一个原因可能是倪喜欢独立思考、有主见,也喜欢看书,如《联共布党史》 ;而中共组织喜欢没有独立见解,因而也比较容易服从的人。团政治主任特地来连队找他谈话,对他说:「现在没有非党的布尔什维克,读的书再多, 方向不对头也是没有用的。」所谓方向对头就是听毛主席的话,不管毛主席的话是对还是错,就是彻底丢掉自己的人格和判断力,否则就是团政治主任所说的「方向不对头」。
   六二年,倪看到同班来自安徽农村的士兵,接到家信后就躲起来痛哭,倪觉得很奇怪。后来才知道他的家人饿死了。来自农家的倪对这些事很关心,调查了一番后他开始怀疑中共的农村政策不正确,但认为毛泽东还是好的,只是受到蒙蔽。所以他提笔给毛泽东第一次写信,反映他所了解的安徽情况,建议中共改变农村政策。
   信很快就转回到了部队,倪因此受到部队领导严厉的批评,倪的言论被斥为修正主义理论。六四年倪被清退出部队。在倪离开部队时,军队保卫部门还对他的所有行李进行了检查,这说明当局对他开始有了出於政治原因的怀疑。这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检查私人物品的手段通常是针对敌人的,而倪育贤只是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喜欢思考的青年。
   倪回到家后,县兵役局安排他到一个小厂当搬运工,并让他自己把档案袋带上,转交给那家小厂领导。倪在路上好奇地打开档案,看到了部队关於他犯政治错误的结论。倪看完后,毫不犹豫地把文件销毁了。只有很勇敢的人才会这样做,因为一旦被当局发现,后果不堪设想,甚至会被判刑坐牢。
   六五年,倪育贤考入上海海运学院远洋系。在当时突出政治的形势下,如果他没有把那个档案文件烧掉的话,他的考分再高,即使是上海市第一名,也进不了任何高等学府。
   倪在大学裡看了许多政治书,他思想很活耀,写文章也快。倪当时的思想是要在中国建立一种中国式的巴黎公社。根据官式宣传,在这样的社会组织中,人民当家作主,也就是民主,同时又实行无產阶级专政。当时具有同样思想的人很多,是中国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主流思想。
   专政和民主在中共的理论中,其实是一个意思。因为中共所指的「人民」不是指全体社会成员,而是指支持这个政权的民眾,不支持或怀疑这个政权的民眾被排除在「人民」之外,成了人民的敌人。按中共官方的解释,民主就是保障支持中共政权的那部分民眾的利益和权力,权力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对不支持这个政权的民眾进行镇压的权力,也就是无產阶级专政。所以通过巧妙的转换,在中共的理论中民主成了专政的同义词。
   文化革命开始,倪育贤有了施展本事的机会,他四处积极地活动。六六年底,他参与成立了一个名叫「上海工农学公社」的全市性跨单位的造反组织。倪起草了公社宣言,还担任该组织的副主任。六七年春,形势有了根本变化,全国各地的政权都相继落到了文革派的手中,原来为文革派冲锋陷阵的造反派就不再有利用价值。中共文革当局规定任何组织不得跨单位跨行业跨地区,凡是不符合这个新规定的组织一律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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