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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似栋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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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麼不在零八憲章上簽名──和徐友漁先生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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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南服裝店 《老虎》第一章第三節
·預定4月3日到白宮上訪
·《老虎》全書連載一:第一章悠悠歲月第一節
·《老虎》全书连载一:第一章悠悠岁月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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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书连载03:第一章悠悠岁月第一节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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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06:第一章悠悠歲月第二節父母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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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09:第一章悠悠歲月第三節滬南服裝店
·《老虎》全書連載10,第一章第四節我們的朋友
·《老虎》連載11,第一章第五節毛澤
·《老虎》全書連載12第二章第一節宮廷政變
·《老虎》全書連載13第二章第二節民眾大會和牆上詩篇
·《老虎》全書連載14第二章第三節愛情多磨難
·《老虎》全書連載14第二章第四節兩次落第
·《老虎》全書連載16第二章第五節高考擴大招生
·《老虎》全書連載17第三章第一節這是一場較量
·《老虎》全書連載18第三章第二節晚上有兩個人
·《老虎》全書連載19 第三章第三節 捷足先登
·《老虎》全書連載20第三章第四節上海知青大遊行
·《老虎》全書連載21第三章第五節民主之聲和一個
·《老虎》全書連載22第三章第六節周恩來悼念會
·《老虎》全書連載23第三章第七節民主討論會的成立
·《老虎》全書連載24第四章第一節二五鐵路卧軌事件
·《老虎》全書連載25第四章第二節矛盾、衝突和混亂
·《老虎》全書連載26第四章第三節魏京生案
·《老虎》全書連載27第四章第四節魏京生案件的反響和鄧小平對誤會的誤會
·《老虎》全書連載28第四章第五節大逮捕在明明媚的春天發生
·《老虎》全書連載29第四章第六節精神病院裡的特殊病人
·《老虎》全書連載30第五章第一節大學第一年
·《老虎》全書連載30第五章第二節上海青年經濟學會
·《老虎》全書連載32第五章第三節人民代表選舉
·《老虎》全書連載33第五章第四節旅途上的王希哲
·《老虎》全書連載34第五章第五節長沙學潮和全國民刊代表會議
·《老虎》全書連載35第六章第一節姚依林是陳雲的人
·《老虎》全書連載36第六章第二節為了寫一篇文章
·《老虎》全書連載37第六章第三節赴京請願
·《老虎》全書連載38第六章第四節堅守了一百天
·《老虎》全書連載39第六章第五節《 責任.號外》案
·《老虎》全書連載40第七章第一節公安局來人
·《老虎》全書連載41第七章第二節破釜沉舟
·《老虎》全書連載42第七章第三節路易斯安那大學的來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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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4第八章第一節拜訪王若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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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46第八章第三節洞頭島之行
·《老虎》全書連載47第八章第四節密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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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全書連載50第九章第二節「嚴打」還是亂打
·《老虎》全書連載51第九章第三節牙膏裡的秘密
·《老虎》全書連載52第九章第四節誰策劃了劫機
·《老虎》全書連載53第九章第五節哪一個「外國」
·《老虎》全書連載54第十章第一節比利時副首相
·《老虎》全書連載55第十章第二節「聚而殱之」
·《老虎》全書連載56第十章第三節不同的政治犯
·《老虎》全書連載57第十章第四節秘密通道
·《老虎》全書連載58第十章第五節鄧小平無頼 
·《老虎》全書連載59第一冊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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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京生案庭審紀錄第二部分
·魏京生案庭審紀錄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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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法輪功朋友商榷活摘器官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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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幫我,誰分享我的五千萬賠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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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得民憤先生有這麼深刻的認識,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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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習近平辯護幾句---讀徐水良批語有感
·和網友博訊螺桿,賽昆討論毛岸英之死真相
·美國上訴法院以備忘錄形式駁回我的上訴
·事實被忽略,范似棟要求第九上訴法院重審
·都說老毛不好,都說中共不好,其實不公
·范似棟訴美國政府一案結案,原告重審要求被拒絕
·簡答旁觀者昏先生的三點
·再敬答旁觀者昏先生
·竊聽器事件是文革真正的導火線--請教賽昆及諸網友
·既然這麼多人都不理解老王,我來說說我的想法
·請教胡平先生,胡耀邦的精神是容忍嗎?
·我勸中國重抖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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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邦泰四九年九月出生於上海。他父亲曾在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为校长的的黄埔军校学习,是该校十九期毕业生。他的母亲是英山人,英山原属安徽省,现属湖北省,是多山少田的穷地方,却出了许多英豪烈士。徐的外祖父李次山,早年留学日本,曾任上海律师公会会长和安徽同乡会会长,为廿十年代沪上一代名流。接任他上海律师公会会长的是后来成为七君子之一的沉钧儒。他与许多投生政治的安徽人相熟,如陈独秀[6]、张群[7]和魏文伯[8],也曾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撰稿。陈独秀做牢五次,他曾保释陈两次。他也帮助过一些安徽籍的共產党人,如曾经坐牢的柯庆施和陈庚[9]等。柯庆施和陈庚时常找上门要钱,仗义疏财的李次山对这些年轻的同乡人总是客客气气,慷慨解囊,即使自己手头一时没钱,都要借了钱来给他们。
   徐的一个姑父彭干臣[10]是中共早期英烈,曾任中共南昌起义时期的南昌卫戍警备司令和警察局长,以及周恩来领导的从事秘密活动的中共中央特科的军事委员,后与方志敏[11]一起在江西省遇难。徐的另一个姑父曾是陈独秀的秘书,因为这个关係,他无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共產党执政时期都十分穷困潦倒。徐的一个舅舅和一个阿姨,追随国民党,四九年前去了台湾。徐邦泰轻易不谈他的家史,因为从小他母亲就一再告诫他,「我家社会关係復杂,说出来会成为麻烦,我们不想和共產党结怨,也不想要共產党报恩。」
    文革开始的六六年,徐邦泰是上海闸北区新中中学的高二学生。他曾参加过红卫兵组织,也卷入过反对文革红人张春桥的政治风潮。七九年,徐分配在上海一家小厂,在一架老式的没有安全防护装置的脚踏冲床前做了几年工人,庆幸的是他没有出任何工伤事故。可能是家教的影响,得益於外祖父遗风,他处世老练圆熟,人縁很好。以后他在厂裡顺利地入团,然后担任工会宣传工作,七五年又成为中共党员。
   家庭背景复杂的人往往思想也深沉,不容易成为政治迷信的俘虏,这在中国可以算是一条规律。徐邦泰的思想很活跃,对时局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文革给他,以及其他善於思考和善於总结经验的中国人一个深刻的教训,无论哪一种理由发动的革命和动乱都受够了,中国需要稳健的政治改良和经济建设,需要民主和法制。他也十分关心时局变化,文革后期的政治局势动盪,七十年代初邓小平的东山再起,都不时打动他的心,唤起他心中的激情。
   七四年,中国文革派当局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各个单位都成立理论学习小组,他也成为他所在工厂的学习小组成员之一。有一天学习小组被徐邦泰带来的一份文件吸引住了,大家都忙著看这份文件,而忘了常规的讨论学习。那是徐手抄的来自广州的署名为李一哲的大字报。大家和这张大字报的作者一样,都在思考同一类问题,中国的毛病究竟出在哪裡?中共的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是不是真正的马克思所说的社会主义?
   七七年徐邦泰如愿以偿地考上了上海最有名望的復旦大学新闻系,在工厂为他开的欢送会上,大家都兴高采烈地祝愿他有一个辉煌的将来,他却突然说,「也有可能我以后会成为新的右派分子。」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为什麼他要在这欢庆的场合说这不吉利的话。其实,这不是他随意的调侃,而是他实在的担心。他对自己个人的命运,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都有一种不祥的危机感。
   恢復高考后的復旦大学开门大吉,不仅迎来了像徐邦泰那样的新一代学会思考的大学生,而且迎来了新的党委书记夏征农。夏一九二六年加入中共,早年在復旦读过书,是復旦老校友。很长一段时间,他和多数国民党时期的中共城市地下党成员一样受到毛泽东帮派和路线的排挤打击,随著毛的死亡,他终於得到重用,七九年他成为主管文化教育的上海市委书记。他是个作风开明,思想解放的共產党人,八一年王申酉名誉得到恢復,虽由邓小平拍板决定,但也和他的坚定主张,积极呼吁有密切关係。
   七九年,他在復旦大学提倡学生可以集社,也批评作为中共政治控制措施之一的学生辅导员制度。在夏的倡导下,復旦立即出现许多社团,当时新闻系有徐邦泰为会长的「四五新闻学会」。由於徐的提议,復旦学生会出面办了上海第一个学生杂誌──《大学生》,徐是编委之一。《大学生》发行量每期是一万册以上,相当於或接近於全国民刊一年的总发行量。
   新闻系七七级只有一个班,全班六十个学生,开学典礼上系主任王中教授就开诚佈公地告诉学生们,新闻系培养的不是教书匠,而是社会新闻活动家;一个好的新闻记者不仅要文章写得好,写得快,更主要的是社会活动能力要强;社会活动能力是自己磨练出来的,不是老师教出来的。这些话对全班新大学生们影响很大,可以说就此奠定了徐邦泰的人生道路。
   这些新大学生是文革后第一批凭自己本事考上的,尤其像徐邦泰这样的老三届,经歷过十年文革的风雨,品嚐过长期失学的辛酸,现在进了最好的大学,谁不念邓小平的好,谁不想立志报国?但是怎麼样才能报国呢,是掩盖这个国家的丑处,还是正视现实,然后改进这个国家的不足?这就是新一代大学生和许多中共顢頇官僚的根本区别。徐邦泰和其他同学的区别则在於他更主动地寻找社会活动中自我锻炼的机会。
   「四五新闻学会」成了徐邦泰社会活动的舞台,在同学们的支持下他做了两件很不一般的好事。
   第一件,是在《大学生》第一期上发表了由徐邦泰执笔,学会其他人联署的文章《制定新闻法并非空想》,这篇文章主张新闻立法,保障新闻自由,是中国新闻界改革的第一声号角,事后新华社特地派人来復旦调查作者的背景。
   第二件,是在校园裡对五百名学生进行不记名的民意测验。这份新颖的问卷由徐邦泰设计,共设立了二、三十个问题,比如:你的信仰是什麼?选择的答案有共產主义、宗教、资本主义、个人主义、无信仰等多种;你认为最大的社会问题是什麼?可供选择的答案有失业、特权、社会治安,等等。这样的公开调查在国外很普通也很普遍,但在中国却是破天荒的事。
   当徐邦泰代表新闻学会宣佈调查结果的那天,文革时因反张春桥而受到迫害,这时已获平反,成为復旦哲学系教师的胡守钧一早就来到,坐在会场的第一排。他催促说:「邦泰,快宣佈吧。」他已感觉到了这个调查的政治含义,因此急於知道结果。果然,当徐邦泰公佈的调查表明,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人相信共產主义时,全场哗然,其中包括一些在復旦大学就读的不同肤色的外国留学生。
   这个爆炸性的消息没有在《大学生》杂誌上刊登,却被美国《时代》杂誌一篇题为《中国学生信仰什麼》的文章透露了。[12]从美国反馈回来的消息使上海当局领导彭冲大为震怒,认为中国的形象因为徐邦泰的关係而受到严重损害。「怎麼可能只有百分之二十六的学生相信马列呢?」他在一份文件上这样批示。但他没有就此处份徐邦泰,因为復旦领导是老资格的夏征农。而且团中央下属的一份内部刊物也发表了这份调查报告,还加了编者按,予以肯定。团中央的后台是胡耀邦,彭冲当然不想惹事生非。
   徐邦泰听说市委领导发火的消息,也吃了一惊,但继而又想,「不喜欢听事实,喜欢阿諛奉承,这个共產党没救了。」
   復旦大学的大食堂对面有一个名叫《前哨》的墙报园地,这块园地就是由徐邦泰主管。在这上面经常有一些短小精悍的文章,评论復旦校园内发生的事,也介绍一些同学们关心的问题,因而深受同学们的欢迎。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这个墙报的面前站满了学生,有的学生端了个饭碗,边吃饭边看。在七八年当局平反天安门四五事件之前,徐已经在那块壁报上刊文介绍哲学系学生景晓东的情况,并呼吁平反四五事件,来自北京的景因为参加四五事件而曾坐过牢。另外,那裡也曾有文章专门介绍和评议李一哲的大字报。
   七九年,北京傅月华和魏京生先后被抓,徐邦泰的第一个感觉是当局的处理可能太严太过份,但是,他很快就想到,这方面的信息不够,不足以很快下结论。对当局指控魏出卖情报徐一直存在疑问,不敢十分相信,也不敢十分不相信。出於这个原因,当有同学建议在墙报上介绍魏京生的情况时,徐拒绝了。同时徐认为即使当局的指控有道理,那也是针对魏京生或其他个别人的,不应该代表文革后,尤其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整个政治宽鬆形势的退步。
   徐也去过七九年上半年热火朝天的上海人民广场,那是他骑著黄鱼车载著满满一车《大学生》杂誌去那裡推销。那天,他曾瀏覧广场上五花八门的大字报,因此有了大概的印象;此外他也有机会阅读一些在大学生中秘密流传的异议刊物。虽然他的同学们和朋友们,普遍看不起人民广场上的异议人士,觉得他们的思想文化水平都太低,工人出身的徐邦泰却对广场人士表示同情,认为他们对政治关心的热情和真诚还是值得肯定的。
   復旦的广大学生通过一件件普通的事情,一次次朴实的谈话来认识徐邦泰。有的人认为徐不愠不火、不卑不亢;有的人认为徐是个搞政治的天才,但几乎所有知道他的復旦师生都认为他是个思想探索的英雄战士,不但敢於探索,而且善於探索。难能可贵的是他所做的这一切,对异议运动来说,只有促进作用而毫无负面作用,即使最保守最顽固的中共官僚,也挑不出一点剌。就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一个人就是一个人民广场。
   八十年代第一个春天,復旦大学的选举就是在这样的背景和气氛下拉开了漂亮而又沉重的帷幕。
   欲购《老虎》第一、第二册,请联係1206 326 1179或[email protected]
   第一场好戯由化学系学生王尤其扮演,他在竞选演讲时说,「我过去信马列,现在我不信了,我不是共產党员。」台下掌声雷动。以往都以当共產党员为荣,现在却以不当共產党员为荣,可见世道人心之变。
   復旦大学是上海高校中最有名望的,因此也成了高层政治斗争的晴雨表。王尤其说这些话后,该系中共总支书记立刻找王尤其谈话,迫使王主动退出竞选;上海市委也於当天召开了紧急会议,要復旦大学的选举暂停,但夏征农坚决反对。徐邦泰听说这些消息后,就写了一张大字报,题目是「选举之我见」,贴在復旦校园裡的一条主要道路上。这条路被称为「南京路」,是学生们专门贴大字报的地方。其大意为:王尤其的话代表他个人,他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同意的人可以不选举他,但不能因噎废食而停止选举。不久,选举的事慢慢又热了起来,同学们觉得徐邦泰的意见不错,都推徐参选,徐也就义不容辞成了中文系的非正式候选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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