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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文革后的上海人民代表选举


   摘自《老虎》第一册第五章第三节,第396至415页。
   第五章内容参考以下人士提供的资料和意见:张欣、沈建明、陈立群、王希哲、刘国凯、傅申奇、郑玉林、童年、李存荣、陈军、徐邦泰、徐文立、邓焕武、杨靖、何永全、广砖、林牧晨、胡可师、邵华强、陈震康、王荣清和若干不愿公开姓名人士。

   欲购《老虎》第一、第二册,请联係1206 326 1179或[email protected]
   八零年,北京西单墙和上海人民广场都恢復以往冷清的景象,市民们不再停下来驻足观望,再也没有大字报和演讲。大多数异议刊物停止运作。上海的异议运动开始了必然的,意义深远的分化和组合,不同的异议人士走向各自命定的归宿。
   陈乐波、陈申申早已停办他们的街头宣传栏。他们原先和广场上的人虽然认识,但交往不算深。他们的父亲获得了中共中央高规格的平反和褒扬,使上海警方对他们另眼相看,除了偶尔提醒一下以外,并不想为难他们。而且他们的行为也的确没有触犯法律,甚至可以说他们做的都是当局喜欢做的事,比如批评华国锋,拥护邓小平,有些批评涉及毛泽东和中共,但也都是婉转的和讲究政治策略的。陈乐波原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但校方又把他送进了另一种特殊的短期学习班,等到学业结束,他的学歷就变成了正规大学生。这种由官方安排的「开后门」通常只有邓小平、叶剑英那样的中央领导人的子女才能享受,这种恩惠使他们很快平息了因为文革遭遇而產生的仇恨和愤懣,并有了一个新的信念,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陈乐波兄弟俩也很欣赏傅申奇的坚毅和执著,因此一直和傅保持著私人的来往。他知道傅在办《民主之声》,不但不劝阻傅的这种行为,反而提供一些帮助,有一期《民主之声》的稿件还是陈乐波提供的。但是如果他知道傅申奇更多事的话,他或许会改变做法。
    七八年底高校扩大招生,赵振华进了復旦大学分校、秦林山进了外贸学院,七九年秋,陈军高分考上復旦大学哲学系。有了紧张的学习生活,他们开始疏远广场上的异议朋友。他们的思想随著瓌境的改变而改变,觉得最好退回书斋和学校,停止公开的社会活动,多学一点知识,积蓄力量,等待以后的歷史机会。他们对当局的改革姿态基本满意,对前途抱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和希望。
   胡可思、广砖、林牧晨和何永全等人,他们原来是广场异议运动中温和的为当局容忍的部分,他们对当时的时局满意和不满意各半,但是不满意又怎麼样?他们没有从这场运动得到明显的好处,但也没有失去什麼。理智的考虑,当局的力量是强大的,他们即使轻举妄动,也不可能有什麼结果,况且和毛泽东时代比较,这个新政府要好得多,即使有时年轻人的热血沸腾,不甘寂寞的心理促使他们想做点什麼,最终也被他们的理智所克制。
   最后的一类是杨週、王辅臣他们这几个,杨、王原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群体,在这场政治风云中他们没有得利,反而失去了一段时间的自由,戴上了「两劳人员」[1]的帽子,这顶帽子有可能会伴他终生,但是他们是聪明的人,知道他们现在无能为力,而且即使他们想要继续活动,也没有活动的空间和机会,於是他们只能在悲愤中等待机会。他们唯一可以自我安慰的是,如果这些事发生在以前的年代,他们会被重判甚至杀头。
   傅申奇却是个广场上的异数。从表面上看,他有一份上海工厂不错的工作,他完全可以像他的朋友何永全一样退下来,虽然没有书斋,但可以退到工厂。但是他心有不甘。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也很聪明,最大的缺点却是有强烈的虚荣心。
   他所熟悉的一些朋友先后进了大学,使他產生强烈的失落感。在那些新考上的大学生面前,傅绝口不提他曾经考上师范学校的事,他觉得很丢脸,因为这证明他考过大学却考不上;另一方面,他对七九年春邓小平的突然翻脸一直耿耿於怀,因为他在当时是真心拥护邓小平帮派的,那时共青团市委经常派人找他,使他一度以为自己能搭上政治号快车而飞黄腾达,然而到了八零年这种梦想完全落空了。他的处境十分难堪,回到工厂老老实实干活的话,脸上无光,工厂的同事或许会嘲笑他说:「广场的英雄回来了。」骯脏的车间,笨重而又乏味的劳动,他早已受够了。不回厂的话,又能怎麼办?民刊看的人越来越少,异议运动的前途和他个人的前途一样,看不到曙光,也听不到鷄叫。
   在徬徨和迷惑中给他安慰的是,七九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越来越多的异议朋友互相联係,找他的人越来越多,他的名声像蒲公英白色的绒毛一样飘得很远很远。他现在相信,他成了一个人物,成了上海异议运动的代表。南边的王希哲,北面的徐文立只知道上海有傅申奇,而不知有杨週、更不知有乔忠令。尤其令他陶醉的是,香港的报纸上也有了他的名字,而能够看到香港报纸的是全世界的人。
   *  *  *
   傅申奇和香港掛上鉤是在七九年夏天。那时,因为《民主之声》,傅申奇和王希哲建立了通信关係。王希哲是傅心目中的导师和偶像,也是傅办民刊最重要的支持者。王没有多餘的钱,但王的帮助比直接给钱还要好。王给傅不断地介绍香港朋友,张永强、刘英杰、刘山青、陈仕强等等大约二、三十个。这些香港人都给傅写信,表示尊重和敬佩,毕竟在专制统治下办民刊不是轻鬆的事。有十多位香港朋友曾经来到上海,他们往往出於礼节和支持各半,给傅留下一点钱。如果傅停止办《民主之声》,那等於宣告上海异议运动的结束,那些在香港人眼裡徽不足道,在傅的心裡却十分重要的钱就不再流入傅的腰包。至於那些香港人是些什麼人,傅申奇不便打听。要打听的话也无从打听,连王希哲也不知道那些彬彬有礼的香港人的背景呢。「管他们是什麼人,只要我没有做什麼出格的事,就可以了,」傅当时这样想。
   刘山青曾经到过上海,和傅有过深谈,临走留下一百港币,相当於傅一个月的工资,但是若干年以后出狱的傅申奇曾经表示不满,「他只给了这麼少的钱,却在被捕后向警方坦白了。」
   八零年初的时候,满腔的愤怒和委屈把傅申奇对当局的最后一点好感和信任都驱逐了,他决心和这个政权誓不两立,他觉得是这个政府把他推到了悬崖峭壁。
   傅申奇曾经和徐水良一起去海运学院慕名求访倪育贤。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 徐和倪讨论政局和异议运动的立场和策略时,傅突然插嘴说,「 我们要设法筹钱买枪,,进行武装斗争。」这话把倪吓得一跳。 倪在分手时对傅说:「我们是初次见面,有些话不能随便讲的,今天你对我讲了就算了,如果对其他人说了,要出事的。」这次见面,使倪对傅有了深刻的印象:不仅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常人
   八零年春节前夕,傅申奇请了二个星期的病假,病假单上是「胃出血」。看病之前,傅先吃了一碗鷄血汤,他不是第一次这样做。他知道大便化验的结果会检查到血,因为傅曾经胃出过血,所以医生会认为他的胃又一次出血了,这样他就可以得到半个月或一个月的病假。
   傅申奇在春节期间到了武汉,会见了几个活耀人士,除了武汉的秦永敏、朱建斌等以外,还有杭州的杨晓雷和河南的刘二安。这几个人都很激进,恨不得一天把局面改变了。最后,傅申奇也动心了,决定联络各地民刊,準备秋天在武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民刊机构。
   在武汉的另一个场合,傅和秦永敏、杨晓雷还私下谈了成立秘密组织「中国民主党筹备小组」的事。[3]
   为什麼当时要成立政党呢?有什麼事非要打出政党的旗号才能干呢?除了往自己的头上套一根绞索,并把纹索的另一头交给当局和警方以外,实在看不出这帮刚见面几个小时的异议人士秘密成立政党的必要性了。
   或许他们受中共的影响太深了。中共的理论认为,要干革命就要有一个革命的政党,中共的胜利就是因为有了中国共產党;中共的宣传又把中共的成立说成好像是几位来自全国各地,互相之间缺少了解的人开一次会而已,却隐瞒了俄国共產党的背后支持和操纵,这使这些幼稚的年轻人把组党看得十分容易,好像有趣的儿戏一般。
   几天后,傅申奇和其他几个人一路北上,到了北京先见了严家其,又在他们的暂住处铁路公寓和徐文立见了面,彼此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傅申奇热情邀请徐届时出席他们拟议中的武汉会议。
   「我们只要一动,公安就会抓人,你信不信?」老成稳重的徐文立说,「召开全国会议,依我看不会有什麼好结果,反而会激化矛盾,招来更大的压制。」「我们必须紧急下潜,」徐一边说一边做了个往下的手势。他不久前看了《紧急下潜》这部以二战时期一艘潜艇故事为题材的美国电影,所以以此作比喻。[4]
   傅申奇原来头脑还有些发热,急著想干些什麼事,现在给徐文立的凉水一泼,立刻觉得徐说得有理。徐文立又加了一句,「我们也不把话说死,可以酝酿,听听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他们最后一致决定先稳住阵脚,等待时机,取消武汉会议。
   但是傅申奇和徐文立浑然不知的是,参会者中有一个态度最激进的湖北人,他手裡的黑色小提包裡有一个精緻的只有警方才会有的小型录音机。[5]
   傅申奇从北京回到上海的家中,偶然的机会得知新的选举法已经公佈,人民代表选举已经在上海各个大学进行。他的注意力一下子全部都转移到选举上去了。
   竞选人民代表的风是从八零年春节过后不久刮起来的,这是文革后第一次选举人民代表。和以前的选举不一样,以前的候选人都由当局指定,选民能做的就是在指定的代表名下划个圈。新的选举法规定,任何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公民,只要有一人提议,十人附议就可以成为非正式候选人,然后是预选,从非正式候选人中產生一定比例的正式候选人,再经过选民正式投票,得到一半票数以上的候选人就当选为人民代表。这是文革后的又一件新鲜事,虽然新的选举还没有给老百姓带来什麼实惠,但大家都很高兴,因为这是文革后的新气象,标誌著邓小平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
   按照中央的统一安排,上海是全国最早推行这项活动的城市。 当时有不少非官方消息,虽然不能得到证实,但民眾情愿相信是真的。一个消息说和邓小平、陈云关係都很好的王震支持这次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他曾在上海师范学院学生徐振宇参选的上报文件上批示「我们赞成他这样做」,从而肯定了学生自主参选的做法。王震的态度代表了邓小平、胡耀邦当局对选举的积极立场。
   八零年三月份,选举工作在全上海三十多所高校开展,由於是新法选举,当局十分重视,唯恐失控。其他高校都还算风平浪静,上海復旦大学和上海师范学院却不同凡响,產生两个不同的典型,导致两种不同的结果。上海復旦大学的典型是新闻系学生徐邦泰,上海师范学院的典型是学生徐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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