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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也很起劲,到处煽风点火,有一次他来上海,听说上海抓的人比北京还多,立刻说:「打得好,打得好。」以胡的本性来说,他不是兇狠的酷吏,但因为严打是邓小平下的令,彭真失势又意味著他的地位上陞和势力的扩张,他不免有点得意忘形,一时性起便把依法办事的遮羞布扔掉了。
   
   从八月初开始,我所在的第一看守所就不断地加人,原来我所在的监房关三个人,到了八月十九日那天已经增加到廿个人。晚上睡觉,每个人必须侧著身睡,否则就躺不下来。有人起来小便,小便完就找不到原来睡的位置。可能由於管理人员的照顾,我所在的监房还不是最拥挤的,后来听其它人说,有一个监房关了三十个人,晚上大家都不能躺下来睡,只能抱著腿低著头打瞌睡。其至有人不得不整夜坐在马桶上。
   窗外警车声不停地响著,被关押的人爬在窗户上看得到外面灯火通明的大门口。整夜大门一直敝开著,警车不停地进进出出。有人喊,「又进来了一辆,又进来了一辆。」新进来的人告诉我们外面大逮捕的情况,他们说,全市警察一齐出动,街上到处是飞驶的警车。全上海几乎每一个单位,每一条弄堂都有人被捕。全市所有看守所都已爆满,上海一些学校和仓库被徵用为临时看守所。
   虽然整顿社会冶安是上海市民所盼望的,但邓小平疯狂的严打却使民眾惶恐不安。它给中国人的感受,就好像你一个人走在街上,冷不防楼上一盆污水扑头盖脸地倒下来,而倒水的邓小平还从楼上的窗口伸出头来,向全中国大叫:「污水总是要倒的!」
   污水是要倒的,但有这样倒法的吗?
    王为红是一个刚刚二十岁的年轻人。人很聪明,下象棋他可以让我一个车。他从六月份就和我关在一起。他曾经被少教两年,知道许多少教所裡骇人听闻的故事。
   他被捕的原因是这样的:他从少教所出来时是十七歳,没有学校愿意收他,虽然他的成绩也还不错。他自己没有心思读书,整日和从少教所出来的坏朋友混在一起。
   为了生活,王为红在新华电影院背后的鳯阳路上摆摊做服装生意。
   八零年后,政府允许没有工作的人摆摊做小买卖,这种人被称为个体户。这是政府为被劳改、劳教后释放者特地开设的一个政策。当局希望他们有正经事做,又有不错的收入,不会重新犯罪。但这个政策不能不说有点荒唐,因为个体户的收入大约是一般企业职工收入的几倍到十几倍,所以当时民眾普通抱怨,就收入报酬而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
   有犯罪前科的人,曾经做过流氓、小偷和强盗的社会渣滓,一下子成为有钱人。他们傲视整个社会,因为事实上他们成为大家的榜样。其后果可想而知,那就是社会风气从根本上败坏了。
   三十年前,中共军队进城,那些农村来的兇汉恶徒,以革命的名义,成为万人敬仰的官员,是中共对中国社会正常秩序的第一次巨大破坏;三十年以后,有刑事前科的人,从监狱裡出来的小偷和流氓居然成为中国社会最有钱的人,则是中共对中国社会的第二次巨大破坏。
   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从劳教农场逃出来的徐伟士结伙在王为红的摊位前扒窃,被反扒能手郭某发现扭获。这一条街上的摊主都和王为红一样,认识徐伟士,也知道郭虽不是正规警察,但是这一带的治安工作人员,专抓扒手,被郭抓获的扒手有好几百。
   王一看到这个情景,立刻跳出自己的摊位,冲上去帮徐伟士解围。其他几个个体户摊主也跟了上来。他们打郭,拉郭的手,差点把郭的手指扳断,还有人踼郭的下身。但是郭仍然不放手,死死地抱著徐。这样争斗了一会,看看还是不成,王为红他们才一哄而散。
   听了这个年轻人的话,我第一个佩服的是那个勇敢抓扒手的郭,他是个真正的英雄。八十年代上海的扒手很多,我自己就深受其害,有不下三次的被扒窃遭遇。
   我问王为红,「你为甚麼要去帮徐伟士呢?偷人家的钱总是不好的,要是你的钱被人偷走呢?」他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而是一种社会风气,我们吃过官司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仇恨这个社会,我们之间互相帮助,共同对付政府和警方。我们仇恨这个社会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今天落到这个地步,社会没有责任?小偷是被人看不起,但为甚麼这个社会上有人有钱,有人没钱,有钱人的钱都是靠自己的劳动挣来的吗?」
   后来和他谈话多了,我慢慢地了解到他的一生其实是毁在少教所裡。他进少教所前并不会扒窃,仅仅因为没人管教,经常调皮捣蛋,所以学校和家长商量了把他送进了少教所。出了少教所,他甚麼坏事都会干了。少教所裡的风气实在很差,那裡实行孩子管孩子,通常最坏的孩子被授於权力管制别人,而处於青春期的少年能想出奇奇怪怪,全世界最狠毒的惩罚方法。他的结论是,少教所是少年犯交流犯罪经验和犯罪技术的场所,是一所专门培养罪犯的学校。
   他的话使我想起,有一次我在街市上看到两个摊贩吵架,差点打起来。其中一个说,「我十二岁就进少教所了」,另一个就不敢出声了。后来我还听人说,一般的民眾对少教所出来的人都有点怕,因为少教所出来的人坏透了。在中国的黑社会,少教所的资格很吃香。
   我又问王为红,「为甚麼少教所对你们不严格管教?」王说,八十年代初,彭真和胡耀邦倡导三个对待原则:即司法管理人员对违法犯罪的青少年,要像父母对待孩子、教师对待学生、医生对待病人一样,满腔热情,耐心细致地做教育、感化和改造工作。有了这三个对待,少教所的管教员不敢管,对所内的犯罪也不敢打击。
   他还告诉我,少教所曾经拍一个有关感化少年犯的电影,让真的少年犯当电影演员,结果所有的少年犯都忘乎所以,以耻为荣,以为他们是国家的花朵。结果等他们回到社会,他们才发现他们比草都不如。於是他们更失望了,更仇恨这个虚偽的社会。
   九月的一天,王为红被押送去开庭,一去不再返回。第二天的报纸上登了有关他们的消息,这案的七个被告中四个被枪毙了,其餘也被判重刑。[15]
   我起先是迷惑,继而是愤怒。他可能有罪,但至少罪不该死。他犯了甚麼罪?袭警罪不像,郭并不是警察;伤害罪也不是,郭被打但没有造成够判刑的伤害。应该算是帮助别人扒窃,但刑法上没有这条罪。
   王为红的判决书上写的是流氓团伙罪,这是我后来从他的同案犯那裡看到的。我只能嘆一口气,因为「流氓」和「团伙」在中国法律典籍上从来没有明确的定义,都是含混不清的概念。
   在那段恐怖的日子裡,我们的日常消遗就是猜测每个人可能被判的刑期。大家共同的看法是,凡是几个人一齐的案子都很危险,因为很可能被当局视之为犯罪团伙。也有人猜我的刑期是无期或死缓,因为我和美国领事馆沾上了边。那些日子我也很后悔,原来想判个一、二年,早知道会有邓小平的乱打运动,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严步东和我一样,他也感觉到严打形势对他不利。他原本是等著释放的,为此前一时期他向看守要求不剃光头。看守所规定所有被关押者都要剃光头,除极少数可能释放的人以外。我们有时候相对无言,彼此的心情都很沉重。
   这时候我所在的监室又进来了一个叫刘耀华的人,他大约三十岁,肩寛膀圆,脸黑黑的,眉间很宽,像个长年累月在野外劳作的农民。
   他也是有前科的,一次是少教,一次是劳改,这次是第三次。他是六月份犯的事,起先关在分局看守所,因为严打他们被陞级转到第一看守所。呆过看守所的人都知道,凡是这样陞级的案子都会被加重处罪,为首的会被枪毙。起先他还希望自己不要被杀头,保住这条命,后来形势越来越紧张,他不再抱有幻想。
   他是八零年从青海劳改农场回上海的。在这之前,刑满释放的人都被强制留场,邓小平上台以后,不知是哪位大官做的善事,大批留场就业的前服刑者被允许带著户口回家,这意味著他们真正离开了劳改农场。但是他们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终日无所事事,这是后来社会冶安日益恶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天,他的朋友刘斌要他帮忙找些人,到另一家人家讨债。刘就找了五个人,都是在街上混混的无頼閒汉,有几个以前有过案底。他们各自带著刀具,準备对别人加以威胁,越是表现兇狠越能达到他们的目的──讨到债。
   他们到了那家人家时,立刻和那家人以及那家的邻居发生了争执,他们拔刀威胁,但对方并不怕,也拿出了菜刀和棍棒对抗。当热水瓶哗地一声从楼上扔下来,落地爆炸时,刘耀华一伙害怕了,知道这次遇到了厉害的对手。
   他们仓皇逃离,在弄堂裡遇到了当地的管片民警和保安人员。为了夺路,他的同伙刺伤了两个民警,但伤势都不严重。几天后,他们都被逮捕归案。
   我问过他,「你们的目的真是讨债吗?」刘说,「我也不清楚,朋友叫我去我就去了。但刘斌和那家人是先前认识的。」
   监房裡的人都猜这次刘要被判死刑,虽然刘在这次案子中并没有动刀伤害人。刘对我说:「遇到风头上,也活该我倒楣,但真要死了,想想这一辈子最冤的还不是这一次。你知道我第一次少教是怎麼回事?」接著他又告诉我另一个离奇的故事,语调出奇地平静。
   他在文革初期还在上小学,有一天他路过南京路人民公园对面的那个邮局门口,一个男人,手裡拿著一包东西朝他走来,当两人擦肩而过时,那中年男人突然把手上的东西往他手裡一塞,然后很快走了。他一个人莫明其妙地站在那裡,这时警察上来把他抓住了。在审讯时他才知道那个,他来不及看清面貌的中年男子,是警方追捕的台湾特务。
   刘耀华被处以少教。刘解释说警方这样做的原因是不希望那个台湾特务再找到他,从而知道那包东西已经落到了警方手裡。从少教所出来,他也变坏了。他不得不变坏,因为这个社会更适合坏人,也更喜欢坏人。
   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政治案件得到平反,平反在中国成了一个特殊的事件,被平反的人重新得到社会的尊重,重新生活,而他即使再冤也不能得到平反,因为平反不包括少教的案子。
   他也告诉我许多已往劳改生活的琐事,他说他一生中最愉快的日子,是在青海劳改农场跟在一个狱警后面做事,有时擦枪,有时做饭,他把那枪擦得鋥亮鋥亮,那警察就会夸他几句。我说帮警察擦枪为甚麼使你感到快乐。他说:「按道理犯人是不可以动枪的,警察敢把枪交给我擦,是对我的信任,说明他不把我当犯人看。我这一辈子受够了欺负和侮辱,从来没有人信任过我,就那老警察相信过我。」
   「我有一次想喊老警察一声爸爸,因为我从小就没有父亲。」他说。
   到他开庭的那天,警察在门外喊了他的名字,他走到门口,又转身看著大家,抱拳说:「明年的今天就是我的忌日,哪一位有心的请到时候帮我烧一柱香,我这裡先谢了。」他特意对我看了看,那眼光别有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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