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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乔石进入中共中央的原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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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被捕以后,我家人原来以为可能很快会被释放,因为想不出我会做甚麼冒犯当局的事。一个星期过去了,又一个星期过去了,才著急了。

   他们开始为我奔波。我母亲先去找了毛头阿姨,她们商量后决定不求姚依林。因为毛头阿姨说,「姚依林铁面无私,上次毛头的事都不肯帮忙,别人的事他也不会帮忙。」
   母亲想想也对,姚依林自己的亲侄子都不帮,怎麼会帮我呢?於是又想到了她的堂弟蒋志彤,即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乔石。我家因为属於被中共歧视的阶级,平时和乔石不来往。和乔石家来往最密切的是陆家孃孃。
   陆家孃孃有三个兄弟,他们和乔石家是表亲,因早年父母病故,从小由乔石家收养,所以就像乔石的亲弟妹一样。五十年代以后,陆家孃孃和三个兄弟就住在铜仁路延安中路一个二楼上,那个房子就是乔石家早年住过的。陆家孃孃的二弟在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当教导主任,我和我的大表弟小学毕业考中学时,他让我们去他家復习功课。他家有一个沿街的阳台,阳台外是长得很高很大的梧桐树,夏天的时候阳台上很凉快,我们就在树荫底下写字看书。
   五十年代陆家孃孃的大弟在北京工作,他经常到乔石家去,是乔石方面唯一的亲人。
   陆家孃孃是个很和气的人,脸上老是掛著笑。她在上海一家无线电厂担任保卫科科长,以前经常去我舅舅家看我的外婆。文革以后,也开始和我家走动。
   她知道乔石很多故事,有许多事连我母亲都是第一次听说。但是有一件事,我母亲还认为自己是权威,那就是乔石的年龄。通常的说法,乔石是一九二四年出生的,但我母亲说这是错的,她认为是一九二六年出生。陆家孃孃都知道母亲在年龄和生日上的记忆力惊人,在整个家族中是无人可比的权威,就不再和母亲争了。
    陆家孃孃总是说,乔石命很好,一辈子都有贵人相助。我母亲也这麼认为。但在我们晚辈看起来,其实是乔石为人谦虚,为官清廉,坚忍干练。这是祖上的传统,我的舅舅和父亲也是如此,所以无论做甚麼工作,都得到大家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
   乔石的人生歷程很有意思,它不仅反映出一个中共领导人堪称一帆风顺的仕途,也反映出一个时代的特色。[1]
   一九四零年乔石加入中共,一直从事针对国民党政府的学生运动。一九四四年他奉中共组织之命,秘密离家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接受训练。这是那一次乔石的母亲到我外婆家来哭诉。
   一九四八年,他曾经策划和发动了上海同济大学的的一次学运,在那次学运中,有几十人受伤,因此被称为「一.二九」[2]血案。这说明乔石年轻时也是一个对社会现状不满,而且行事激烈的异议人士。
      四九年中共建政以后,上海原地下党势力受到来自军队势力的排挤,当时有一种说法,洋学生出生的地下党不能被重用。於是乔石和其他地下党出身的人员一起被调到其它城市。他先被调到杭州负责青年工作,五一年又调任华东局工作。
   一九五四年,中共上海华东局解散。乔石转至工业系统工作。先是调任东北鞍山钢铁公司任工程技术处副处长、处长,后又调赴甘肃,任酒泉钢铁公司设计院院长兼钢铁研究院院长。
    为甚麼让乔石搞技术工作,而不是搞政治工作?据说有一个插曲,当时鞍钢的人事部门翻阅了乔石的档案,看到乔石曾经在上海同济大学工作,就以为乔石学过工程技术专业,于是任命乔石为技术处副处长。
   乔石调东北后,其妻翁郁文也带著两岁的儿子小明随同前往。五六年,他们的长女小玲就出生在东北。
      到鞍钢以后,乔石发现自己领导的工程设计人员,甚至骨干技术工人都是从苏联培训回来的,工程所有设备都是从苏联支援的,至于工程设计、施工方案等一切技术上的问题,都要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于是,他在钻研工程技术的同时开始苦读俄文。
      一九五七年,鞍钢的扩建计划如期完成,从全国各地汇集到鞍钢的上万名干部职工,再次面临转换工作岗位的问题。新的工作有冶金部在全国待建或扩建的多个厂点,其中之一是中国西部的酒泉钢铁公司,简称酒钢。
      酒钢在甘肃省嘉峪关市。当时因爲在原酒泉县境内勘探出据称有五亿吨储量的铁矿,和两亿多吨储量的石灰石矿,于是好大喜功的中共立刻决定儘快在酒泉建立包括采矿、选矿、冶炼及后期加工在内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
   一九五八年秋冬,乔石作爲酒钢的第一批建设者,来到了西北边塞的不毛之地。乔石到达目的地后才发现,所谓的「钢铁公司」还仅仅是一片杳无人烟的荒漠戈壁,在他们到来之前,只有特别抗风耐寒的黄羊和旱獭愿意在这里安居。乔石这位设计院长只能与同事们在临时搭建起来的地窝子里,挑著马灯绘制职工住宅区的规划图,接著他们又完成了厂区建设蓝图。
   但是,由於全国性的严重大饥荒,数以千万计的人饿死,迫使中央的经济政策改变。乔石响应公司号召,带领手下一班工程设计人员把建房的石夯换成锄头,开荒种地,生产自救。就这样坚持到一九六一年初,上级终于下了命令:酒钢项目撤销。挑选一小部分干部职工,建立酒钢留守处,其他人员全部撤离。
      送走了酒钢的五万多名建设者后,乔石也接到新的任命,到酒钢驻陕西的工程管理处担任党委书记。
   到达陕西的工程所在地后,他发现这个所谓的「革命老区」──中共过去的军事割据地区,并没有因爲中共得了天下而得到半点优抚。膏腴富饶的八百里秦川,在以前的歷朝歷代人民都能够丰衣足食,但在中共的统治下,这块土地竟然贫困到了饥寒交迫的地步。附近的农民因爲穷得没有衣裤,检来建设工地上丢弃的,盛水泥用的牛皮纸口袋裹在身上。
   他的小腿也因为缺少营养而浮肿了,乔石不能不对国家的前途表示忧虑,往后怎麼办?这时,北京的政治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
   中、苏两国早在五十年代就存在许多矛盾,朝鲜战争中,中苏不得不互相利用,所以双方的矛盾被掩盖。五十年代后期,朝鲜战争结束,矛盾就公开化了。矛盾说到底是双方都想用共產主义和友谊的美丽词藻迷惑对方,然后骗取对方的便宜,得不到便宜就翻脸。
   一九五八年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他向毛泽东提出建立联合舰队及长波电台的建议,毛严词拒绝。一个月后,苏联政府照会中共政府,单方面决定全部撤走在中国大陆工作的一千三百九十名苏联专家,撤消三百四十个专家合同和补充书,同时还废除了二百五十七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接著,苏方又大量减少了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关键部分的供应,致使中国大陆的大批重要建设项目或停工停产,或中途下马,有的乾脆中途报废。其中就包括乔石曾爲之洒下汗水的酒泉钢铁公司。
   从国家互利互惠的原则来说,苏联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哪有好处是白给的?毛泽东得了这些好处,就得委曲求全。为了面子不想低头,就必然失去苏联宝贵的援助。邓小平在八十年代也是为了面子和美国多次发生不愉快的纠纷。毛泽东和邓小平往往忘了一个常识:拿人的手短,吃人的口软,施援者和受援者永远不是平等的。
   毛泽东、邓小平等意气用事,在五十年代未和六十年代初,和苏联开展了骂战。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共决定将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扩编。恰好,乔石的地下党老上级──吴学谦[3]在那裡工作,於是走投无路的乔石正好进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工作。那时是一九六三年夏天。一年多以后,他便从副局长升爲正局长。
   乔石的命运真好,假如没有苏联方面撕毁协议,中止援华项目,酒钢就不会下马,那么乔石也许真要「一生献给钢铁事业」了。再说,假如没有中苏关系破裂导致的两党论战,也就没有中联部的大规模扩编,乔石也就不可能进入中联部工作。
    乔石在一九七四年任中联部局长,一九七八年初任中联部副部长。当时曾经参加过北伐和南昌起义的中共元老李一氓[4]是掌实权的副部长。李本人是知识分子,长期受到党内主流势力的倾轧和排挤,和他的资歷相比官做得并不大。他对地下工作出身的乔石特别有好感,向胡耀邦提议乔石出任部长,胡同意。然后两人又联手向邓小平、李先念等推荐。
   八二年四月,乔石顺利接任中联部部长。八二年九月,乔在中共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又当选为中央委员和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当时乔石五十八岁,是最年轻的党中央领导成员。
   据说胡耀邦对乔石有一个评价:有理论,有能力,党性强,既受过地下革命斗争的考验,又经过长期的和平建设时期的锻鍊。邓小平则用「平稳干练,韜略在胸」八个字评价乔石。
   一般的传说,乔石的脱颖而出成为中央一级领导人,是因为李一氓的知遇之恩。但是在乔石的亲族中间,还有几种说法。一个说法是,真正提掖乔石的恩人是冯文彬。
   冯文彬,是二七年加入中共的老资格共產党员,三十年代长期搞上海的中共地下工作,在延安时曾担任中央青委副书记,与叶剑英、陈云相熟,也是中共建国后的第一任共青团中央书记。他的性格和胡耀邦很像,都很活耀,思想也很开明。
   他和胡耀邦有一段歷史渊源,他曾经救过胡耀邦的命。   
   中共江西红色割据地区的肃清「AB团」[5]运动,曾两度掀起滥抓滥杀的狂潮,搞得人心惶惶。一九三二年,时任湘赣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和其他两人,被列入在省政治保卫局「AB团要犯」的名单上。
   名单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有的委员认爲,根据揭发人的供词,胡耀邦的一个老师就是「AB团」的人,已经被处决了。胡耀邦受这个老师的影响很大,能不是「AB团」吗?有的委员提出了异议,说胡耀邦只是个十七岁的娃娃,而且一直表现非常好,这件事要慎重。恰好共青团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了这次会议。他本来已选定了胡耀邦等三人回另一个红色地区工作,现在听说他经过多番考察、印象极好的少年竟然是「AB团」分子,无论如何都不敢相信。他有心对胡耀邦等人加以保护,就说,既然大家意见不一致,胡耀邦等又都属于团中央系统的干部,我就把他们带到团中央去审查吧。大家同意了冯文彬的意见。
   冯文彬将胡耀邦等三人带到瑞金,没有直接送往设在叶坪的政治保卫局,只是「关」在共青团中央局机关,然后找党中央领导作了汇报。以后又得到其他人的帮助,胡耀邦才脱离险境。
   这一段遭遇,在胡耀邦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在以后几十年,他屡屡提到这件事,始终对冯文彬怀著深深的感激之情。[6]
    正是因为这个关係,所以胡耀邦在七七年春风得意时就想到了冯文彬。冯文彬甘愿做他的帮手,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教育长、中共中央办公厅第一副主任、中直机关临时党委第一书记、中央党校副校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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