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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胡耀邦制造的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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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维邦说完了他自己的故事,谈兴未减,又兴致勃勃地说起了汤戈旦老先生。
   李太太给每个人的茶杯添了水,又问孙维邦要不要抽烟,他说他不抽烟,又问我们其他人抽不抽,大家都说不会。

   我们在《海浪花》上看过汤戈旦的多篇经济学术文章,当时我有一种感觉,他的文章意义深奥,概念使用和论述方法又有点怪,不同於我们常见的文章。孙说他最早读汤的文章也有这样的感觉,但这次出狱后再看感觉就不一样。他说我们多读几篇后,一定会品味出老先生高出世人的真知灼见。
   和陈尔晋一样,汤戈旦也是徐文立介绍给孙维邦的。先是频繁地通信,后来又是互相走动,孙维邦和其他异议人士都去过天津看望汤,汤也有一次去过北京和上海。大家都对他很尊敬,按年龄来说,当时已七十多岁的汤老先生是这许多人的祖父辈。他坎坷的人生是中国当代的苦难歷史。他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对中共的理论批判是这群人中最尖锐和最深刻的。他并不想用暴力推翻这个政府,因为他没有使用暴力和组织暴力的可能,而且他已经看到一个政府被推翻,再推翻一次就能改变中国的一切?他深深地表示怀疑。
   汤戈旦,又名汤可燊,一九一一年生於江西一个清朝秀才家庭,他从小在私塾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以后在江西省会南昌的新式学校上初中。
   汤从十四岁就开始了动荡不安的生活。还在中学时他就参加了中共革命活动,二九年他在上海加入中共。当时武汉是中国各种政治力量较量的中心之一,汤曾在那裡担任中共武汉市汉阳区兵委书记,发动军队叛变,结果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并判死刑缓期执行。但是几年以后,随著中国的政治形势变化,国民党和共產党合作,他奇迹般地得到释放。
   出狱后他失去了与中共党组织的联係,便一个人辗转来到上海,与中共党员张执一等人一起办刊物,从事抗日宣传。两年后他又在香港担任了中国民主同盟青年部总干事。
   三七年,他风尘僕僕来到中共在西北的根据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段时间以后,他成为这个学校的教师。当时他们经常开会讨论,有一次他们讨论江青和毛泽东即将举行的婚礼。[1]
   三九年,国民党和共產党表面上联合抗日,暗地裡勾心斗角。他被派遗到西安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公开身份是讲授宋明理学[2]的教官,军衔是中校。在讲学期间汤还写了两本宋明理学的专著。
   终於有一天他受中共指使的地下活动被国民党发觉,於是他又一次被捕,但因证据不足未能及时判决。这时,中共党组织通过秘密渠道,指示汤写悔过书,争取早日出狱,继续为中共工作。汤就写了悔过书,不久果然得到了释放。
   汤仍在国民党部队担任教官。但是以往和汤联係的人不再出现,汤与中共组织的关係再次中断。或许那人突然死了,死前没有把手上的秘密联係名单转交给别人,战争年代这样的事随时会发生。汤一直寻找中共党组织,但都找不到。中共的纪律规定组织的秘密必须保守,因此汤不可能到处张扬。汤走投无路,只能离开西安去了重庆,以后又返回江西老家。有时教书有时做记者写文章,在寻找的徬徨中度过了几年时间。
   四九年,天津已被中共军队佔领。汤经朋友介绍,在天津中共政府管理经济的部门担任科长,给中共干部讲课,主办一份叫《财经学习》的杂誌。五二年底实行干部级别,他被评为十五级。这个等级对於二九年就参加中共革命,两次坐牢,差一点被杀头的汤来说很低,但他还是欣然接受。因为这代表了和平稳定的新生活的开始,而这样的生活正是他多年来所渴望的。
   中共建立政权后,首先对干部进行审查,然后制定严格的档案,这个制度后来引伸到中国每一个人身上,成为中共控制社会的重要手段。汤的歷史问题引起了麻烦。中共党组织找不到他搞地下工作时的证人,依当时规定,不能单凭一个人的口述确定他自己的歷史。
   和汤一起搞地下工作的人或者死了,或者走散了,当时他们为了保密用的都是假名,所以多年以后很难再找到他们。这样的问题不是汤一个人才有,中共以前的地下工作者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麻烦,但汤的情况比较典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当年代表中共组织派汤去西安国民党军队担任文化教官的那个人和通知他在狱中写悔过书的那个人都找不到。於是汤成了国民党的军官和共產党的叛徒。
   最后他被调离工作,到市文化局所辖的一个戯院做杂务,打扫戯院,卖票收票,联繫各种戯班等等。这个情况说明中共组织对他的歷史审查已经有了结论,抺去了他为中共出生入死的歷史。档案是组织掌握的,他个人当时并不知道组织上对他的歷史结论,只是内心时常有不祥的感觉。
   无论怎麼说,让汤做戯院的杂务是不合适的。於是许多时间他都用来在家看书研究,主要看马克思主义的书。原来他的专长是研究宋明理学,现在他把读书的兴趣放在当代的宋明理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上。只有这些书才能使他暂时忘掉命运对他的恶作剧。
    原来这样倒也相安无事,但是偏偏那个戯院发生了领导违法乱纪的事。汤看不惯,就向上级文化局反映这些情况。以后他又认为文化局对这些事处理不公,接著向天津市委和《人民日报》反映文化局的问题,这样他就和天津市文化局结下了仇。
    五十年代,中共每一级党组织都掌握著下属职工的生杀大权,许多人因为给领导提意见,受到了报復打击,甚至失去了自由,况且他又是个被领导认为歷史不清楚的人,所以文化局决定把汤作为歷史反革命分子法办。汤在看守所呆了一年,检察院查下来的结论汤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但因为汤曾任国民党军官,所以定为「歷史问题」,「免予起诉」予以释放。
   汤这时才知道中共组织对他歷史所作的结论,立刻大怒,他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要求领导作出解释,并拒绝再到戯院工作以示抗议,戯院也就因此停发工资。事情越来越僵,等到汤迫於生活再想去上班,工作的机会已经失去。以后汤成为无业人员,呆在家裡以书为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
   汤有一首诗反映了当时的心情:
   念载危疑剧可怜,屈伸哭自问苍天
   谁知肉市存真佛,应信污池有白莲
   心迹若从行迹看,征臣未及侫臣全
   汨罗江底忠魂种,挥泪行吟法案前
   汤的太太原为天津工业局的工作人员,因受汤案影响被降调为工人。长年累月,全家四口人全靠她一个人的五十八元工资维持极其清贫的生活。
   汤先生拿起了鉤鱼桿,每天出去鉤鱼,然后沿街叫卖,赚些钱贴补家用。天津的冬天家家烧煤取暖,汤家没钱买煤,两个女儿下了课就去拣煤渣。平时没钱买菜,他家就去菜店拣人家不要的烂菜。全家的衣服、鞋子、袜子都是汤太太一人用手一针一针缝製。
   但是,为了汤的学习和研究,汤太太却捨得化钱,一次在农村的地摊上化了十块钱买了一套《资本论》。十块钱对於这个家庭来说是很大一笔钱。汤的另一本书的扉页上写著几个字,「这是卖大衣买的」。
   这期间,汤写了〈社会主义狂想曲〉〈马克思关於扩大再生產的组合理论〉等十几篇经济学论文,共计五、六十万字。
    文革刚开始,汤先生首当其冲,他的手骨和肋骨在批斗时都被打断。他所居住的街道中共组织对他的情况并不很了解,只知道他有歷史问题,因此他家失去在城市居住的权利,被遗返回江西农村。
   汤太太以前的工作和工资都没有了,农村的生活比在天津时还要艰苦,汤先生和汤太太两个人挣的钱还没有一个农村妇女挣得多。汤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还刻苦研究,完成了他的主要经济学著作《新明夷待访录》。他的一首中国格律诗,生动地反映了当时的困境和他坚毅的精神。
    耕野饭牛捋虎髭,
    青灯剔尽著奇书,
    百年坠绪茫茫裡,
    一发惊雷天下知。
    毛泽东的死带来中国巨大的变化。七八年,天津有关部门给汤平反,允许他家回天津居住,汤太太也恢復了工厂裡的工作,又领到了工资。这一年,他又经老朋友张执一[3]的推荐,到天津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工作,空餘时间,汤继续写作他的经济学术文章。
   看到了国家和个人的希望,他的脸上又泛出了笑容和红光。七八年秋,他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附了他的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提出了几条意见,其中「包產到户」「引进外资」,「取消计划经济,企业自主经营」等等,若干年后都成为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九年,他给报社和杂誌社寄去他的文章,但都没有被刊用。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思想太超前,他彻底批判斯大林主义,认为中共建政后的错误根源在於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化的斯大林主义。他还认为斯大林主义在经济上的错误就是搞计划经济,所以必须否定计划经济。当然这些意见都与当局奉之为基本国策的四项基本原则相抵触。
   由於他的信件得不到当局的回应,於是他把目光转向了民刊和街头的异议运动。他在民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宣传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理解,他认为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并称之为「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以示和官方马克思主义的区别。
   在汤戈旦看来,当代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不仅超越了歷史发展阶段,也都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则。从斯大林到毛泽东,都夸大了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导致「意识形态决定论」下的权力泛滥和命令主义,造成人权状况的普遍恶化和严重的经济危机。
   汤戈旦的另一些极其重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资本论》和经济决定论,而《资本论》的精髓不仅仅是价值和剩餘价值理论、而且也包括资本最大限度社会化所决定的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即「自由人的联合体」这一论断。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本质是社会民主主义。
    汤的文章在爱好理论学习的异议人士中传播,但理解的人并不是很多,曲高和寡。但是,却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虽然汤的文章没有指名道姓,但他在文章中基本否定中国五十年代计划经济,这就否定了陈云,因为五十年代计划经济的设计者和主持人正是陈云。
   陈云是否知道汤戈旦的这篇文章?如果知道的话,他不高兴甚至发火都有可能的,但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证据。
   因为汤的文章登在民刊上面,他又和许多异议人士来往,所以他的案子由中央书记处决定。胡耀邦决定对他严肃处理。
   
   这个决定和中央党校不久前的一场风波有关。
    八一年下半年,汤戈旦在看守所的时候,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先后刊登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吴江写的《谨慎和实干精神》,文章批评一种谨小慎微、墨守成规、害性创新的情绪和作法。另一篇是胡耀邦让人写的《跳出圈子想问题》,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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