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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 孙维邦与中南海的爱情

(《老虎》第二册在香港各书店有售,美国书店暂无出售。需要者可打电话425 373 0228预定。)
           
   摘自《老虎》第二册第202~211页。本节根据李存荣、孙维邦、温定凯、秦林山、傅申奇、朱蓓莉、徐文立、贺信彤等人的口述资料和其它资料写成。

    十月的一天,李存荣来我家,说山东青岛的孙维邦到上海,他六月份刚从看守所释放,问我要不要大家见见面。
    孙维邦是全国异议人士中的出类拔萃者,我读过他的许多文章,他主编的《海浪花》也不错。更重要的是我想了解八一年大逮捕的背景,这关係到我自己目前的处境。
    李存荣先把孙维邦领到我家,然后温定凯、秦林山都来了,我们先聊了一会,然后一起去李存荣结婚后搬的新家。小朱不久前从医院裡出来,白天都在我这裡,这时就和我们一起去。
    李存荣的新婚之家在西区武康路一幢西式楼房,有两个不大的房间,只有在市委工作又和领导关係很好的人才能分到这样好的房子。当我们围著桌子坐下,李太太开始在厨房裡忙著準备饭菜。李太太是上海市委的一个工作人员,也是中共党员,她曾经帮我忙,用单位裡的打字机打印我的一篇文章。
    孙维邦是个朴实坦诚的山东汉子,红红的脸、粗眉大眼,中等个子,年纪比我们几位都大。他性格豪爽又很健谈,听说我们都是《海浪花》的读者,他很高兴。他的精彩故事从他参加西单墙异议运动说起。
    七九年三月十二日,孙维邦扛著四、五十张写好的大字报和一大罐浆糊,坐火车从青岛到达北京。说起来让人不信,他写文章从来不打草稿,那些长篇大论居然是他抓起毛笔一口气写下来的。下了火车,孙维邦直奔西单墙,一个人张贴题目为《致华国锋和邓小平的公开信》的大字报。魏京生在旁边,孙维邦想让魏帮帮忙,但魏不肯。在贵州异议人士李家华的帮助下,孙才好不容易贴完。
    於是西单墙前哄动起来,平地刮起一股孙旋风。不论白天还是深夜,都有几百人在那裡围观。这篇大字报洋洋万言,内容广泛,文字通俗,上至安邦治国之道,下至黎民百姓生活,都有实在中肯的议论。他在大字报上留下了他的真实姓名和地址。墙上的浆糊未干,这个红脸膛的山东汉子又坐火车返回青岛,他不愿耽误第二天的上班。
    就是在这张大字报上,孙第一个倡议在中国大陆今后的社会交际中,恢復四九年中共建政前先生、女士、太太、小姐的称呼,以使生活多一点尊重和温馨。
    因为这张大字报,孙维邦遇到了很多奇怪的事,他的命运也发生了急遽的变化。
    他回到青岛四.五天后,每天收到大批的信件,他坐著一封封拆,一封封看,每封信都是称讚和鼓励的话语。孙维邦说,他以后搞民刊,为了民刊又坐牢,风风雨雨一直走下去,都是因为这些信件。从那些信裡,他看到了自己的才能和成就,也看到了人民火热的感情,他不能辜负人民的期望呀。
    第一批信件中,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徐文立和王军涛的信,以及一个自称孙海音的姑娘来信。
    王军涛的信为大字报叫好,并要求今后联係,没甚麼特别。徐文立信中有一句话,「我们坚持十年八年,他们就奈何不了我们了。」孙把这封信看了又看,总觉得看不透。他感觉这个人和自己很不同。他是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对政治发表观感,认为中共不好,希望中共改好,而徐则好像站在了政府的对立面,并且是以一个政治领袖的姿态说话。
    那个姑娘的信,字体娟秀,却毫不掩饰她的爱慕之情,她说希望以后有机会见面。落款的通信地点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孙猜想这大概是一个正在读书的大学生,又想「孙海音」这个名字可能是假名,因为同姓也就罢了,却偏偏有个知音的音,好像是孙的知音的意思。一晚上,孙维邦睡不著觉,他把那个陌生的姑娘想像成一个美貎仙女,为了和他相会擅自逃离天宫。那年孙已经三十六岁,却还没有结婚,甚至女朋友也没有。
    七九年的夏天,那个自称孙海音的仙女果然自己跑到青岛找孙维邦。孙从来没有见过这麼漂亮的姑娘,一见面就被她惊人的美丽,高贵的气质给镇住了。他们俩每天相会,有说不完的情话,即使不说话的时候,孙也觉得自己的魂魄给她摄去了。孙是个勇敢的人,否则也不会一个人到北京去贴大字报。他很快就直爽地向姑娘表示爱她,愿意和她结婚,甚至白头到老。那个姑娘只是笑笑。
    这样呆了几天,有一天黄昏,姑娘要回去了,但不说住在哪裡。孙很好奇,骑著自行车,跟在姑娘坐的公交车后面,想看她在哪个站下车。只见姑娘到了公交车的终点站下了车,坐上一辆等在那裡的军用吉普车,开走了。
    第二天姑娘又来了,孙提出一连串的问题。「你倒底是甚麼人?」「在青岛住在哪裡?怎麼由军人驾车接送你?」那姑娘还是微笑不作解答。
    又过了几天,孙从姑娘的话裡点点滴滴地了解了一些情况。姑娘说以前有一个云南干部,为冤屈事到北京上访,她曾给与帮助,送了一些衣服。七九年那人又来北京,说是已经平反,又当上了局长,这次特地带了一些云南特產,要上她家当面谢她。姑娘不肯说出地址,那个局长很不高兴,意思好像北京人看不起外省人。姑娘只好告诉实情,她住在中南海,一般的人进不去。
    姑娘还说,这次她到青岛来,是和一位中央首长以及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一起来的。在北京时她经常到胡耀邦家去,和胡家的人很熟。她承认她是高干子弟,但没有说她父亲是谁。她说她曾抄下孙维邦的大字报,拿给许多中共领导人看。
   姑娘还会弹钢琴,英语也很好。姑娘二十六岁,比孙维邦整整小了十岁。
   有一天,姑娘终於要离开青岛了。他说你不能再多呆几天,我们见面不容易呀。姑娘说,邓小平要走了,我家也必须走。那天姑娘红著脸终於说了句「我爱你」,又说孙是个又清高又善良的好人。
   第二天,孙维邦的母亲病了,全家正在手忙脚乱,只见姑娘又来了孙家。她说其他的人都走了,就她一个留下了。她舍不得离开他,打算再多呆两天,两天后她必须离开,自己坐火车回北京。於是他俩又如痴如醉地过了刻骨铭心的四十八小时。
   从北京来找孙维邦的痴情女孩还有好几个。有一个是姓石的女诗人,会朗诵好多诗。还有一个女孩,一来就把孙家当自己家。她说路上困了,孙母说那就躺一会,那女孩说,哪个床是孙维邦的?我就睡他的床。她们都愿意跟著孙维邦过一辈子,但是,最后都离开了。
    孙维邦慎重考虑过自己的婚姻大事,觉得不能那个时候结婚,他不能分心,因为搞异议刊物更重要。他相信人民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这是他的事业,就是把命搭上也值。
   但是孙又说,如果那个化名孙海音的姑娘来和他结婚,他就不管其它事了,天塌下来也不管了。
    这真是个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大家都听得出神了。问后来怎麼样?他说以后再也没有见过,也毫无音讯。听的人都嘆了一口气。
   休息了一会,山东汉子又接著说另一个故事。他说话的声音厚实,还带一点山东地方口音。
   八零年冬天,孙维邦又收到一封奇怪的来信,没有署名也没有日期,字写得歪歪扭扭,说要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去。到甚麼地方信裡也不说。带走的原因倒是明说的,就是因为孙七九年在北京西单墙贴的那张大字报。写信人当时在北京看过大字报,觉得非常好,一年以后都忘不了,所以要把孙带到一个地方去,干一番大事业。
   以后来了几个自称江湖上的人看望孙维邦,就在孙家住。他们说这次来的目的就是要带孙走。孙维邦有点著急了,走还是不走,拿不定主意,心想如果徐文立在就好了,可以商量,文立一定会有办法。孙想写信给徐,但又怕信给那些江湖好汉们发现。正在惶恐不安的时候,又来了一个人,是他们一帮的头。那人大约三十七、八岁,黑黑的脸,说话南腔北调。那头对孙说,他们的人很多,还有武器,说著说著就掏出一个东西顶著孙的肚子。孙脑子裡立刻转过一个念头,这下要死了。孙始终不敢看那个顶著他的东西,不知道那是真枪还是假枪。
   那个黑脸大汉问孙愿不愿意跟他们走。孙说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也不知道你们干甚麼的,怎麼跟你们走?大汉说你去了自然会知道,反正不是坏事,为老百姓作主,行侠仗义,替天行道。说了半天,那伙人看出孙不愿随他们入伙,不再勉强。黑脸大汉使一个眼色,人全都不见了。
   孙不愿意跟那伙人走的真正原因是认为他们不是搞民主的,而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反抗组织。贫苦农民受尽压迫和剥削,走投无路才揭竿而起,中国几千年的歷史都有他们威武雄壮的身影,但在现代社会,这种旧式反抗终究没有前途。而那伙人找孙的目的是想推孙为头,当他们的山寨大王。
    从八零年夏天开始,孙维邦开始自己办名称为《海浪花》的民刊。民刊是他实现理想的第一步,打基础。孙真正的理想是私人办报,自由地批评时政,说老百姓心裡话。他相信在言论自由的基础上中国的政治将逐步改善。
   《海浪花》办了十一期后於八一年一月份停刊,在全国民刊中算是坚持时间长的。一方面迫於形势的压力,另一方面,孙维邦和徐文立计划集中力量合办一个取名为《人》的理论杂誌。孙维邦的重要文章,除了《就目前形势致晏平仲的信》以外,还有《论人》、《论党》、《论权》三论。这些文章都在香港和台湾的媒体上登载,海外的人通过这些文章了解中国人真实的思想。
   当局对孙维邦的文章也很重视,他被捕后,青岛市哲学研究所的所长和党校校长、市委宣传部的科长,三个人专门来看守所化两天时间和孙讨论这四篇文章。最后孙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那些市委的秀才们就说孙不是科班出身,所以谈不拢。
   随著孙维邦在异议运动中名声越来越大,一些人开始批评他是右倾分子,是投降派。批评者的根据主要不是孙在民刊上发表的文章,而是孙写给他们的私人信件,孙在那些信中主张对当局的态度要温和,要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不能提过於激烈的要求。这些话是孙的真实思想。批评的人主要是何求、秦永敏、傅申奇、牟传珩和朱建斌。为孙维邦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天津的汤戈旦老先生。
   但是孙并没有轻易接受这种批评,他认为批评他的人都是比他年轻十多岁的青年人,心浮气躁,缺少社会经验,受中共的影响太深,中共有一个原则就是越激烈越革命,越革命越正确,文革大革命就是这个原则的实践和发挥。孙不是认为那些激烈的要求在道理上不对,而是认为时机和方式不对。担心中共不但不会接受,而且还以为有人要抢共產党的天下。全国的异议运动,不管哪个层次的,都会因此受到沉重打击。
    异议运动不但在上海分成了激烈和温和的两拨人,在全国范围也存在不同意见的分歧。孙是温和路线的代表人物之,而思想和行动两方面都最激烈的人物则是陈尔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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