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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反对中越战争第一人

《老虎》:反对中越战争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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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第一册第四章第二节 第273~277页:
   曾经在广场上演讲的寥有全是胡可师的老朋友,文革时期他们就互相认识,七九年他们又相遇在广场。寥的祖父担任过华师大的校长,寥的父亲是中学教师,寥当时在一家制药厂工作,并担任那个厂的共青团干部。[1]
   廖不是「海燕」异议团体的成员,但他想在《海燕》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支持中国政府发动正在进行中的中越战争。当时广场的大字报和演讲很少为中共当局说好话,不但民眾不喜欢这种好话,而且容易被认为是拍当局马屁,甚至发言者被怀疑是中共特务。但是廖觉得广场异议人士应该表这个态,应该站在国家和民族这一边。二月底的一天,他来广场找胡可师。
   林牧晨私下对胡可师说,越战是非正义的,但他权衡利弊,还是决定刊用这篇文章。他希望这会给中共当局留下一点好印象,有利於「海燕」今后的生存。
    文章登出来后,却激起了一个人的义愤。那人时常在广场上贴大字报,诗歌或杂文,短小精悍,署名「沉默」。他的大字报大概是广场上所有大字报中最小的,有时就用两张学生用的练习薄纸。
    七八年十二月一日他曾贴出一张题为「胡闹」的短文:
    再这样下去,恐怕要连什麼是「民主」都忘掉了。广场一「闹」有些办公室裡的先生颇忿忿然:「啍,『民主』,『民主』不是己经够民主了吗?若在以前老早就把你们抓起来了。」是啊,乞丐吃得太饱是会消化不良的,中国人向来主张「中庸之道」,九亿愚民给些骨头啃啃尽够了,真想吃肉,胡闹。[2]
    一个星期后,十二月八日,又有一篇「睡狮」出现:
   有人自豪地把中华民族比作一头睡狮,说一旦醒来光打个喷嚏也会把全世界吓个半死。这话自然不错,就可惜睡狮似受了什麼巫婆的催眠术,任蝇子们营营,蚊子们死叮,屠夫们脚踩,丑类们吐痰,也竟醒不过来,也不知道哪一天才能真正地醒过来!睡狮再威风也不如只醒猫。外滩的两头英国铜狮,文革运动中不是被人锯去了尾巴也不吭一声吗?[3]
   他贴完就走,无影无踪,并不和广场上其他人来往。大字报上留下的联繫地址是「上海交通大学某人转交」。辛辣的文风,偶尔出现的繁体字,让人联想起一个平反了依然忿忿不平的孤傲的老右派分子。
   「沉默」主动与胡可师约会,当即引起了「海燕」成员们的好奇心,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人物倒底是谁呢?约会在人民广场西头一个僻静的角落。出乎林牧晨的意料,「沉默」的年纪和他差不多,穿一件蓝色的中山装,谈吐却像个知识分子。他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沉默」给林牧晨留下的印象是:这个人有点急躁,看问题过於简单,以为民眾齐声呼喊一声,中共的专制政权就会完蛋。「沉默」还告诉说,他不在「交大」,而在一个建筑公司工作,大字报的「交大」地址是让「交大」的朋友帮他转信。胡可师想,如果想用这个办法瞒过警方的眼睛,并不高明。
   「沉默」交给林一篇投稿,这是他这次主动约会的目的。文章称《海燕》是上海人民的喉舌,后文却有两句石破天惊的话:「中越两国是同志加兄弟」,「中国人民不要这场对越战争」。在当时说这个话,需要实实在在不怕坐牢的勇气,这下林牧晨和胡可师不得不佩服「沉默」的胆识和勇气。
   林牧晨和胡可师商量后决定刊用,因为前面已发表过寥有全的文章,现在再登「沉默」的文章,不偏不倚,好像很公允。林畊康坚决反对刊登,但是,最后文章还是登出来了。团市委第二天就来人,生气地说:「你们知道「沉默」是谁?那是张先樑呀!他的反动是刻在骨头裡的。」
   不久,经胡可师的安排,林畊康和张先樑见面,林表示很尊重张,也完全同意张的想法,说:「现在中国的形势就像一堆干柴,就是要人来点火。」张听说林以往的政治态度一向温和低调,便不敢相信这位笑容满面的中年人说的是真心话。
   一九四六年,张先樑生於上海,祖籍南京。他的祖父毕业於上海交通大学,曾担任民国初年的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后又供职於上海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伍、林语堂、黄炎培交厚,享誉民国时期的出版界。[4]他的父亲为中国纺织公司的高级职员。张二岁时,其父故世,其母改嫁。他的祖母靠祖父的版税把他带大,他们一直住在南京西路茂名路口的德庆里。祖母受过教育,毕业於中国第一代女子学校「务本女校」。她与世无争,乐施好善,人称「好姆妈」,文革前一直参与里委会工作。
   张先樑六零年初中毕业后,进入安徽淮南矿业学院预科班学习。第二年,因为毛泽东「一定要把淮河治好」的指示,学校安排学生放弃学业参加治淮劳动。从那时起他对中国农村有所了解,淮河沿岸村庄十室九空,农民都出去讨饭。他亲眼看到人饿死在路边的悲惨情景,从而开始对中共有所怀疑。六四年学校得到上级命令解散,张回到上海,无奈中去了上海崇明前哨农场当农民。
    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他的祖母家抄家,把他祖父的许多文物和书籍,包括许多珍贵的县誌,抄走了一车。不久,张在农场裡也带头成立造反队,并担任过几个月的全市性「农业工人造反队」司令。他造反的一个动机是保护自己和自己的祖母,当张戴著造反队的红布袖章在德庆里走上两圈,红卫兵再也不敢上门骚扰了。七六年张上调到上海市第十建筑工程公司七零一工程队,成为一位在脚手架上日晒雨淋,砌墙抺泥的建筑工人。
   虽然张先樑谨慎小心,深居简出,但由於他富有特色的大字报,他还是在广场上结交了一批朋友。张认为当局早晚要对这个运动镇压,所以他在广场上从来不暴露这些关係,一切活动都力求保密。他们嫌《民主之声》和《海燕》太过温和,自己办了三期持论比较激烈的《科学民主报》,成为广场上另一种声音。
   广场上有句风行的话:乔忠令的舌头,「沉默」的笔头,王辅臣的脚头,意思是乔的演讲好,张的文章精,王辅臣善於四处联络。其实张的组织工作也做得不错,只是他的工作都在暗处。
   七九年的三月底,张先樑在广场上贴完他的大字报刚要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拉住了张先樑的手。老人叫高玉龙,满手老茧,是上海华丰钢铁厂已经退休的老工人。「你又要写大字报,又要贴大字报,太辛苦了,我帮你贴吧。」老人的话说得很诚恳实在。张到高家也去过,那是在上海南部一个离人民广场不远的贫民区。那裡没有完善的下水道和供水系统,也没有像样的行人道路。他家是自己搭建的又小又简陋的平房,门前是骯脏的泥地,泥地上有几块捡来的破损的水泥板,以便下雨天时踩脚。家裡没有自来水,用水要上五十米外的给水站去挑。高有儿子和老婆,一切都普普通通,让张放下警愓的心。
   高每天跟著张,做一切他可以做的事。他识字很少,却拿著笔和本子,张说的重要话,他都要求张记下来,由他保存。他说张先樑是时代的伟人,以后这些写下的话就是歷史文物。张看著老人满是縐纹的苍老的脸,也就依了他。有一次,张和一个朋友想找一个秘密谈话的地方,高得知后再三恳求张到他家去谈话,张和他的朋友感念高的诚意去了。高让老婆儿子都出门,準备了茶不算,还特地买了高价的蛋糕招待。平时高从家裡到广场来回都是步行,几分钱的车费都舍不得化,而一只蛋糕是一元多。这一切令张先樑十分感动,他满怀信心地想,我们一定会胜利,因为我们有人民的支持。
   第四章第五节 第330~331页:
   看守所内的审讯日日夜夜进行著,看守所外幸存的异议人士也受到日益严重的威胁,警方对不同的人巧妙地使用不同的办法。
    五月中旬的一天,张先樑下班回家,走进自己家的那幢楼,发现自己忘了带房门鈅匙。他四处张望,正在想怎麼办,突然看见楼上有陌生人。他转身想退出来,后路已经有人挡住了。陌生人把他带到二楼的晒台上,那裡站著一个五十多岁,矮个,头发有点秃的男人,自称是公安局徐匯分局政保科科长。
   那人很客气地对他说:「没有什麼大事,我们来只是想了解你对最近市委文件的看法。如果你没有其他事的话,我们到你家去谈谈。」张不敢不同意。一会儿,警察从张太太处拿了鈅匙,打开了房门。警察检查了张的文件和书籍,但不是那种翻箱倒柜的粗暴的搜查。
    接著,他们把他带到徐匯分局的图书馆。在那裡科长告诉张,他叫赵志龙。「我们在这裡谈谈,是想听听你的意见, 不是审问,也不是传讯,只是随便聊聊天。」原来张先樑担心他会被逮捕,因为张曾经於二月份传了一张不署名的条子给乔忠令,告诉乔警方正在準备镇压,如果乔保存那纸条,根据笔跡可以查到张。现在,张听赵科长这麼说,有点放心,看来不像是那纸条引起的。
    赵志龙十分精干,是上海出名的警探。赵对张的情况瞭若指掌,从崇明到建筑队,几乎张先樑的每一件事他都很清楚,说著说著他就把张的几首讽刺诗和大字报背诵出来。张暗暗吃惊,没想到遇到这麼厉害的对手。
   晚上,图书馆裡没有睡觉的地方,也没有被子。好在五月的晚上已不是很冷,张惦念著家裡的老婆、孩子,在椅子上躺了一夜。
    第二天下午,赵志龙告诫张今后不要再去广场,然后让张回家。张走出公安局大门的时候,遇见以前农场裡的一个同事,那人前几年上调做交通警。两人站在街上聊了一会,旧同事说:「上海市局的一大帮人这两天都来分局,说是一个大案,原来是你呀。」张还听说,上海当局有一个关於张先樑的批示,那个批示认为张是可以教育的青年,因为他以前的讽刺诗中有提醒民眾不能胡来的意思。
   张先樑回到家裡,有上海造船厂工人周建和已经等在他的家裡。周是张在广场认识的朋友,俩人年龄相仿,脾气也合得拢,好像亲兄弟一样。
    周来张家是为了告诉一件事。周母和里弄治保主任关係很好,治保主任问周母,「你儿子在干什麼事呀?」「他每天上班下班,能干什麼?」周母随口回答。治保主任说,「我也不知道为什麼,公安局来人了,要我监视你儿子的一举一动,我说人家儿子很老实的。那人说他们不会随便冤枉你儿子,他们有你儿子的录音?你叫你儿子当心点。」
    张先樑不由地倒吸了一口冷气。俩人议来议去,发现最值得怀疑的是那个高玉龙。后来得知,高玉龙曾经猥褻邻居家的幼女,高又要面子又怕被判刑,就此做了警方线人。
   [1] 九十年代初,寥有全成为上海局级干部和中共十五大代表,是人民广场异议运动参与者中在中共官场地位最高的,九五年因病逝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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