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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虎》:七九年邓小平变脸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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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虎》:七九年邓小平变脸的起因

   第四章 第一节 第262~272页
    周恩来追悼会召开和「海燕」、「民讨会」成立之後,人民广场异议运动的潮流又涌回知青回城问题。中央关於知青的政策虽然已经决定,但问题仍然很多,纷纷扬扬的各种传闻使知青们的心七上八下。真正放下心的是在农村插队落户的知青们,他们回上海已经没有问题,当局决定解决。最不满这个新政策的是国营农场的上百万的知青,因为新政策规定「今後边疆农场知识青年一律按照国营企业职工对待」,这意味着城市户口和工作与他们无縁。许多国营农场青年为此嚎啕大哭,顿足捶胸,仿佛被宣判了无期徒刑,一种被彻底遗弃,被期骗和玩弄的感情攫住他们的心。
   但是新政策又为他们留了馀地,允许他们以其它种种理由回城,如生病或经济困难,无法生活,等等,使他们觉得还有一线希望。於是他们成群结队地,拖儿带女地,千辛万苦地从国营农场回到了上海。上海知青所在的国营农场在中国三个边远地区,即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最北部的黑龙江省,以及以少数民族为主要居住人口的位於西北部的新疆。
   对当局来说,比国营农场知青更棘手的还有两种人:一种是已在农村与当地人结婚的知青;另一种是已在当地上调为国营企业职工或上学的知青。这两部分青年数量也不少。他们也都盼望回到上海,并得到上海的户口和工作。当局的顾虑重重。如把这两部分人都划为顶替对象,上海能否承受住这个压力?知青一走给当地造成损失又怎麽办?况且,让已和当地人结婚的上海知青单独回沪,将拆散这些家庭,又会造成另一个社会问题。
   政府有政府的难处,但是,这些几近绝望的知青们也没有退路可走,能不能回到上海并得到户口和工作,关系太大了,即使说生死悠关也不过份。大家唯有一个共同的信念:「要想回城,只有大闹,小闹解决不了问题。」这是民众对付中共当局积三十年的经验。什麽是小闹?小闹就是到政府部门上访,诉苦,寻求同情和帮助;什麽是大闹?大闹就是上街,占据政府办公场所,阻断交通。你不给我吃饭,我也不给你拉屎。
   
    春节期间,人民广场上人山人海,每天的游行、演讲和大字报牵动着上海市民的神经,也吸引了海外媒体的注意。香港《动向》杂志有一篇文章《上海知青大游行目击记》,翔实地记载了上海一次具有代表性的游行请愿的情况。摘要如下[1]:
   
   二月一日,阳光普照,屋顶及路边的积雪开始溶化,南京路上仍然人头涌涌,在人民广场边上阅读大字报的人也不少。人民广场内侧的建筑物墙上密密麻麻地贴着各式大字报,还有油印刊物《民主之声》和《海燕》等。
   上午十一点许,人们已经看到在西藏路的墙边竪起好几幅用两根竹竿撑起来的横幅标语,此外在墙边贴着作为分省集合队伍用的标示牌,例如云南、江西、黑龙江等。群众围成小圈子讨论下放知青的问题,参加者多数是青年。人越来越多,数目近一千人。
   突然群众中有不少人奔向另一端的一条大灯柱,原来有人爬上这灯柱贴了一张题为「生命的托付」的大字报,内容为一对知青夫妇无力抚养婴儿,吁请他人(包括外国人)代为收养。
   一个青年爬上一个小屋顶上,手持纸筒作扬声器,高呼「同胞们,你们好」,随即宣布大会开始。主持人朗读了一篇「告上海同胞书」,强调他们的目的是争取权益而不是讨论政治问题,并要求群众严防坏人破坏。然後请愿游行开始。有带臂章的纠察人员维持秩序,这时参与者人数已增加到一千多,接近二千。
   游行队伍横过人民广场看台,经过市图书馆,沿南京路直去外滩,在游行队伍穿过本来已经挤塞的南京路时行人简直寸步难行。游行队伍不断呼出「还我青春,还我人权,还我户口」的口号,抵达市革会门口时,已有五千之众,大楼两侧的石阶上也站满了人。
   市革会大楼重门深锁,仍在门外的两个守卫大门的解放军,被淹没在人潮中,成了两尊雕塑。二楼玻璃窗後有人沉默地注视群众动态。为了稳定秩序,组织者呼吁参加群众坐下,登时坐下的人有一千多。他们不但唱歌呼口号外,还提出让彭冲出来接见群众,於是等待彭冲就成了群众继续结集的目标。突然,大楼二楼的露台上有人跑了出来,引起了群众的无比兴奋,那人很快又跑了回去,群众立时发出失望的叹声。他们唱的歌是《国际歌》和《团结就是力量》。
   群众不断地从四面八方向这里涌来,人数最多时达七、八千人。到了下午三时半左右,又出现一支四、五百人的游行队伍,那是中等专科技术学校的六八、六九届毕业生。他们原是上海的工人,毕业後调派下乡至今未返原工厂。他们的要求和下乡知青相似。他们行至市革会大楼前,与原来集结的群众汇合,高举横幅,继续喊口号和唱歌。四时许,一队六、七百人的身穿军服的退役复员军人,以整齐的队形和步伐向这里走来。他们也要求当局安排合理的工作。
   晚上六时许,黄浦江两岸亮起了灯光,静坐人群才在口号声和歌声中自行散去。
    人民广场的游行前後持续了大约一百天,参加的人次在百万左右,就规模来说,不比上海历史上任何一次群众运动逊色,但是海外媒体详细的报导并不多,可能仅此一条。西方记者基本上都住在北京,他们可能错误地以为只要记录首都北京发生的事情就可以了。
   四天以後上海又发生了一起更激烈更轰动的游行和静坐事件,其策划组织者和参与者很可能和上述报导游行的领导者是同一批人。这个事件对整个异议运动有深远的影响,改变了中共当局对异议运动的看法和立场,也决定了异议运动的悲剧性结局。
    *  *  *
   二月五日下午,大约三、四百人,在人民广场吵吵嚷嚷,一会儿他们走出广场,先在南京路、西藏路口和交通警发生争执,然後他们沿着西藏路走到天目路。原本他们商量好要到北站坐火车赴京请愿,突然改变主意,转头去了共和新路旱桥。在那里他们进入铁路区,在冰冷的铁轨上坐下不走了,这一行动引起上海往北往南两个方面的铁路干线全面阻断。
   领头的是王长发、徐智经(化名徐勇)、朱易胜,还有陈惠忠。
   王长发原是江西插队知青,後当兵,复员後分配在江西当地工厂。朱易胜绰号「水和尚」,和王长发情况相似,也是外地职工。徐智经是新疆返沪青年。
   陈惠忠是上海第三丝织厂青工,也是人民广场活跃分子,已加入「上海人权协会」。他很早就被警方注意,上了黑名单,警方报告说他在广场上散布「反动言论」,诸如「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法西斯专政」,「我们国家没有人权」等。[2]他有个兄弟是要求回城的知青。在这次行动之前,陈惠忠曾和杨周商量,打算以「人权协会」名义举行这次行动,杨周不同意。
   除了要求回城有上海户口和安排工作以外,他们这次行动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向当局要求释放滕沪生。
   这批人是有准备的,一会儿坐在铁轨上的人拉起白布做的横幅,上面用墨汁写着「坚决要求市委彭冲、王一平接见」、「我们要回上海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有些知青拿了半导体扩音器,走上其他停在站上的列车向旅客们进行宣传,寻求支持和同情。他们说他们也是人,也要骨肉团圆,为什麽已婚的知青就不能回上海?为什麽文革前支边的青年就和文革後的知青不同,不能回城?「有的人还爬到停在道上的车顶上,吸引了共和新路及旱桥附近和过往道口的大批行人……」[3]当时传说,这些抗议者使用的半导体扩音器和他们食用的面包都是台湾人出钱给买的,但谁也无法证实。
   全上海震惊。下午六时左右,这群人派了八个代表先後走访上海铁路局和外滩上海市革会,曾和严佑民和王一平进行对话,但没有谈出结果。广场知名演讲者成仲山可能也参加了这一事件,甚至是谈判代表之一,但谈判之後他就回家了。黄昏时分,铁路局派了一些人用高音喇叭宣传有关不得冲击铁路的国家文件。入夜,有些围观的人开始散去。
    对卧轨事件,乔忠令在广场上演讲表示支持,他希望这是又一次「安亭事件」[4],从此天下大乱,迫使当局让步。温定凯态度暧昧,他虽不支持卧轨行动,但认为乔的表态是他个人意见,「民主讨论会」不便反对。最着急的却是胡安宁,他预感到大事不妙,上海的异议运动会因此完蛋。
    晚上,胡安宁终於在西藏路一家馄饨店内找到应荣耀等人,然後拉着应一起去卧轨现场。
   他俩从围观的人群中拼命往里挤,在铁道旁的隐蔽处,胡安宁突然发现上海市委书记严佑民亲自带领大队警察埋伏在那里。
   在一个黑黝黝的点着一个汽油灯的货车车厢里,胡找到了徐智经、陈惠忠等人。听说胡、应两人来劝说,王长发立刻大怒,他极力反对向当局作出任何妥协和让步。黑暗中静坐在铁轨上的人群中突然有人大喊「打死他」,胡安宁和应荣跃都怔了一怔。但还好没有人动手,胡一心想着大局,便沉住气,继续对周围激动的青年们晓以利害。
   「看这态势,今晚肯定要抓人」,胡以很肯定的语气说,这一说众人都静下来了,所有的眼睛都看着他。然後这位富有政治经验的老资格异议者从容道出应对之策。对策分三点,一是坚持静坐,但离开铁轨三米;二是增加人员,扩大外包围圈;三是起草告市民书,同时陈情中央,解释此举乃不得己而为之。
   虽然外面是严寒,但在闪烁的油灯下,胡却看到王长发紧张的脸上沁出了油汗。站在一边的徐智经和陈惠忠没有表示什麽,但是胡相信这些鲁莾从事的人已经开始动摇了。
    过了午夜,国务院对上海下达电话指示:表示对於闹事的知识青年仍以「说服教育」为主,但任何人不得「冲击铁路」,对闹事为首者,则将给予法律制裁,并暗示这些示威者是四人帮的支持者。临时安装在卧轨现场的广播喇叭反反复复地播送这个指示。[5]
   隆冬季节,滴水成冰。空气异常沉闷,一场风暴即将来临。围观群众大多散去回家睡觉,警察却越来越多。终於,徐智经和朱易胜带着一多半静坐者撤离了现场。陈惠忠在国务院电话指示下达之前就已回家,因为他明天还要上班。仍有王长发为首的一百多人顽强地守在铁轨上。因为冷,他们使劲地跺脚,以防脚冻僵。 凌晨四时,这一地区突然停电,顿时四周一片漆黑,当静坐者还没有回过神来,消防车上的三根水龙头突然朝着他们喷水,大多数人受不住那冰冷的高压喷出的水,纷纷惊慌逃散。这时埋伏在暗处的警察和消防队员一涌而出,把十几个最後坚持者抓住,两三个人夹一个,强行拉到警察组成的隔离线外。[6]以後这些全身淋湿的狼狈的静坐者们又被送到人民广场对面的西藏南路三百廿八号沐恩堂,沐恩堂以前是教堂,当时是黄浦区公安局治安大队所在地,广场上的异议人士称之为「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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