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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儒家之人道,立千年之人极

   弘儒家之人道,立千年之人极

   ------儒家人道主义及其现代化和制度化

   

   一

   人道主义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具体表现千姿百态,概乎言之,可归纳为以人为本位,维护人的权利,肯定人的价值,尊重人的尊严,体现为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等。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西方人道主义思想中,自由、平等居核心地位,而东方传统的人道主义以博爱、仁爱为主要基础。在儒家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人道主义精神,许多言论都直接戓间接地体现了对普遍人道和人类尊严的尊重。

   

   孔子人道观的核心是"仁",强调仁者爱人,爱父母(孝)爱兄弟(悌)爱朋友(信)爱民众(仁民);在政治层面,孔子主张德治,以礼义道德教化万民,“博施于民而泛而众”,反对杀戮生命和凌辱人格。《论语正义•乡党》:“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这是《论语》中非常重要的一章,虽寥寥数语,一桩小事,却是对孔子学说核心“仁”最好的事实诠释,是儒家人道主义精神的形象显示。孔子的伟大正体现在他对人的价值的充分肯定。

   

   孟子的人道观体现在"仁政"思想上,要让百姓有生存之产业,能过上安逸的生活。"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后世儒家继承发扬了孔孟的仁爱精神。唐韩愈的"博爱",宋张载的"民胞物与"思想,与孔孟一脉相承。

   

   在儒家文化中,人道主义传统既以理论的形式分布于儒家经典及历代儒家著作中,又作为一种实践活动体现于政治、社会、文化活动中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以儒家的仁爱为理论基础,以政府、宗族、家庭为依托,以存养鳏寡孤独、赈灾救荒、抚恤残疾者为实践内容。古代人道主义实践表现为以家族为基础,以政府为主导力量的社会性特征。周代就有专司"宽疾"职责的官吏,历朝历代都有由政府划拨经费、由专人管理的专管鳏寡孤独残者的社会慈养机构。同时,在个人道德实践中,人道行动得到了政府大力褒奖和社会普遍支持。

   

   二

   在个体生命层面,儒家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于对人性高贵的肯定、对人格尊严的维护和对道德自由的追求。孔子的仁道思想在强调社会群体利益的同时也处处体现着对人的主体性、能动性、自主性和自由性的重视,处处彰显着人的本体意义。其“为仁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当仁不让于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等经典阐述,就是倡导通过自律自修的内圣功夫体现主体自由精神。

   

   儒学发展到孟子,那种以德性为财富的高尚情操,那种以个体人格为中心的倨傲风范,那种“说大人,则藐之”的狂狷人格,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那种“圣人与我同类,万物皆备于我”的充满主体意识的乐观向上的心态,那种“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的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人性的高贵和尊严发挥得淋漓尽致。徐复观把孟子的性善论视为中国文化中自由精神的哲学基础,肯定儒学心性传统塑造的“内在自由”精神本质上导向反对专制、追求民主。

   

   《周易》讲天、地、人“三才”,把人置于万物之上而与天地参,可见在中华文化中对人的推崇尊重由来已久。《孝经圣治章》曰:“天地之性人为贵”。董仲舒虽神化了天、仍坚持人本,把人的位置放得很高,认为万物皆是天为养育人类而设,人才是目的。

   

   《孟子》《中庸》都把人性归结、等同于天性。《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认为只要尽心尽性,就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宋明理学继之把人性与天道、良知与天理打成一片,更加强调私欲的克制和道德的践履,以高扬人性、主体性的伟大庄严!

   

   综上所述,儒家的仁义原则,恕道孝道,仁政王道,德治礼制,中庸之道,人本思想,民本思想,大同理想,救世精神,内圣外王学说,宋明理学的天理良知之学等等,何一不洋溢着人道主义的光辉?何一不彰显了人性的高贵和尊严?

   

   三

   民主乃人道的制度体现。儒学重视人的价值和道德自由,自然蕴含着丰富的民主自由的精神。儒学之所以尚未开出民主以保障人的政治自由,原因错综复杂。这里有儒学本身的问题。我在《返本开新,重创辉煌》中指出:因儒学发展到宋明理学,已经偏离了孔学尽伦尽制的全面,只侧重于儒家内圣之道而忽略了外王学说,忽略了制度变革和王道政治等经世致用的“外王”实践,可以作为个体生命找到安身立命的根本,却不足以开出现代民主制度来。

   

   牟宗三认为中国文化心灵具备道德精神与艺术精神,而在解决具体问题的科学精神(逻辑数学科学方面之知解精神)与政治精神(国家政治法律方面客观精神)方面颇为不够。故他以中华文化富有“综合的尽理之精神”(道德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艺术精神)而缺乏“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以说明何以中囯传统何以没开出科学与民主政治。

   

   牟宗三引用王船山“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之言,认为其含义深远之至,“就朝代更替之难而言,则政权之民主乃为‘立千年之人极’之最恰当者。人极之立,道德的主体自由也,艺术的的主体自由也,政治的的主体自由也,无一可缺也;亦即综合的尽理之精神,综合的尽气之精神,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无一可缺也”(《历史哲学》)。

   

   尽管有所欠缺,尽管自身政治客观精神不足和遭尽历代专制强权的摧残扭曲,儒家的基本原则毕竟与民主自由血脉相通,只要时机成熟,接受融摄西方民主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儒学之所以未能开出宪政民主,亦有历史之时机问题。明清以前是时机未到,奢望千年前的古人设计出具体的现代民主制度是太苛求了;清末时候到了,历史之机却没有给儒家运会。革命大潮迎头扑来,浇灭了立宪运动的希望。

   

   后人多认定清廷立宪是死到临头的自救行为乃至政治欺骗。慈禧太后这样做,当然是迫于内外交困的困境,为了挽救危局迫不得已才而为之,说自救不错,但谥以欺骗就太肤浅了。虽属被迫,观其各项举措,其开明和开放程度远非中共所谓的政治改革可比,也非民初北京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的宪政改革可比。如果不是革命压倒了改良,如果不是五四以来传统文化的历史性消解,为马列主义幽灵的传播和党主极权的肆虐创造了充分条件,中囯政治完全可能早已结民主制度的硕果。

   

   四

   余英时在二○○六年克鲁吉奖得奖演说《我对中国文化与历史的追索》结尾说得好:“如果历史可为指引,则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对基本价值似乎存在很多重叠的共识,毕竟中国的"道"讲的就是承认人类共通的价值和人类尊严。如今我更坚信,一旦中国文化回归到主流之‘道’,中国对抗西方的大问题也将终结。”

   

   经过西方文化的激发、世界大势的冲击和时代潮流的洗礼,浩劫归来的儒学开出民主的历史机运已经熟透,饱经沧桑的中囯汲纳民主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以政权之民主、立千年之人极的伟大理想的实现,现在正是时候,只是不应该再象王船山那样,把这一问题的解决寄托在未来某个圣人身上。当代每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儒者都应该把这一理想的实现视为自己的义务和责任!

   

   “东海之道”就是儒家人道主义的现代化和制度化。

   东海一枭2007-1-26

   2.9改定

   首发《民主论坛》2007-2-11 http://asiadem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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