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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一枭(余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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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是公羊作俑,让儒家蒙冤---翻一个两千多年的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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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歧视症,健康文明的象征---兼论德与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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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海难不倒(62---64)

   东海难不倒(62---64)

   

   62、庄子冰:

   “平天下”之“平”与“平章百姓”之“平”同解。平章,《書大傳》作辨章,《史記》作便章,平、辨、便通训。“平”字作治理解,并非从“平等”义引伸,所以东海后面关于“平”字“动义”、“静义”的发挥,纯属臆想。

   东海老人答:

   很多人以为儒家缺乏平等思想,其实是一大误会。儒家在历史上认同和尊重过等级制,是一种不得已,是因时制宜的历史性的权道。因为,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等级制正是反经合道的合理选择。但从根本义理上说,人格平等、实质平等是儒家的思想要素和理性追求。《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太平”之说,则表现了儒家“实质平等”的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角色不同,不影响每个人的人格平等。

   孔子说:“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已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只有在把他人视为与自己在人格上平等的前提下,忠恕的道德才能成立。我说过:人之性皆禀之于天,人人都有良知,人皆可以为圣贤,在“性与天道”的层面人人平等,即人性本源平等,此乃东海平等观的形而上学基础。

   熊十力在《新唯识论》中依据体用不二的本体论,直接推论出“平等”准则。体用不二,自然万物同源、万物一体。万物从一体派生,且分享本体之全,故平等是先天规定了的准则,是人类社会最确当的伦理关系。(《春风著物原平等,那得工夫有浅深-----“东海之道”的平等观》)

   “平天下”的“平”字作治理解,但不影响从中引申出平安、公正、和平、平等等义。平安、公正、和平、平等等义本来就内蕴于儒学之中,并非我的臆想。治国之道与平天下之道,有同有异,对国言治,对天下言平,此中有深意,平,是一种与治国不同的一种更高境界、更加公正平等的治理。

   

   

   63、庄子冰:

   从东海对“国治”与“天下平”的区分来看,东海似乎连古代何谓“国”,何谓“天下”都不甚了然。国者,诸侯之国也。天下者,周天子所有之天下也。古人的天下大同,其实也就是实现天子的大一统之治,其范围与我们现在意义上的国家相同。古人尚未发展出我们今天的“世界”概念,此点亦请东海注意。

   东海老人答:

   这样的卖弄一点意思都没有。

   首先,古代的天下国家与现代意义上的世界与国家当然不同,我从来没有将两者等起来。但它们也并非截然不同,在一定层面它们具有相当的可比性。

   其次,东海之道在大根大本上与古今儒家包括新儒家无异,但在形上形下内圣外王等各方西精微处却又不尽相同,比如在外王方面汲纳了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是孔孟之道在新时代与时俱进的“升级版”(东海之道的特色,可参见《外王摄民主,吾道通自由》等枭文)。天下大同,在孔子时代指“实现天子的大一统之治”,在东海时代则是指民主政治的高级阶段:世界大同。

   东海之道不是糸而不食的匏瓜,而是针对当今时代与中国制度、政治、道德、文化各种病症所下的药。此点亦请庄子冰注意。

   

   

   64凯子王问:东海先生您好:早就拜读过您的文章,对我启发颇大。但有一个关键问题,也是阅读了许多关于儒学的辩论文章后,一直没有得到澄清的重要问题还是挥之不去。那就是,儒学在中国发展近2000年,几乎可以说是中国正统学术的,总称了。里面可谓内容繁杂,兼收并蓄,而又派别众多。几乎,任何一种儒学的说法,都能找到与之相反的论述。比如“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是个很中肯的说法。可同样是汝学中的宋明理学部分,就有者:(对圣人)“不可不依仿,不容不依仿”的极端意见。

   简单点说儒学,在其发展到现在,可以是精华与糟拨并存,是个公认的显现。那么,怎么样在发扬儒学的积极部分的同时。避免其消极部分的影响?怎么样分辨,儒学中的优良与糟博?是个关键的问题。不知东海先生在这方面是否可以给与指点呢?

   东海老人答:

   儒家重理想又重现实,有不易有变易,有经有权,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完善结合,是经与权的圆满统一。经,常道,是基本原则,普遍规定;权,权巧方便,权宜变通,是对经的灵活运用。

   用现代文明的标准去衡量,儒家确实存在着一些消极、落后部分乃至糟粕。这是

   任何学说都免不了历史的局限性。同时,某些现在看来消极落后不公平的部分,恰体现了儒家对历史现实的尊重。比如世袭制、嫡长制、等级制等,都具有某种历史的合理性合法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是最适宜的制度选择。

   何以见得,不展开分析了。想起吴思《潜规则》《论资排辈也是好东西》中说到一个小故事:明朝吏部尚书孙丕扬放弃传统选官机制,却用“掣签法”来选任官员。本来对官员的的任用,历朝都重视德才兼备的原则,也建立了选贤任能的考核、荐举机制,然而明朝吏治腐败,官多职少,请托成风,正式的选官机制无法应付潜规则集团对人事安排的干预。孙丕扬为人清正,既想消除请托、跑官的陋习,又顶不住潜规则集团的压力,只好修改正规则,通过资辈认定和抽签来分配职位。“掣签法”虽不符合正规则任人唯贤的道德原则,却是一种“次正规则”。对于儒家历史上的一些思想行为,亦当作如是观。

   我们说儒家是一种先进、早熟的文化,是就儒家思想中理想、道德、大经大法层面而言的,这是儒家的精华,是儒家“不易”的根本和主流。

   表面上看,确实“任何一种儒学的说法,都能找到与之相反的论述。”也不排除儒家各门派之间互相矛盾,但更多的是论述的范畴不同,针对的对象有异,似矛盾而实不矛盾。有些表面上看去似乎相反的论述,完全可以在更高的思想层面取得统一,可以用中庸、经权等学说予以圆满解析。

   “圣人之过,如日月经天”与(对圣人)“不可不依仿,不容不依仿”并无矛盾。

   前者是说圣人坦坦荡荡勇于改过,不掩饰,后者是说圣人作为一种道德模范,

   值得学习。但这个“依仿”也不是绝对的,不是迷信和盲从。儒家主张立其大者,对圣人也是要“学其大者”。仁才是最高的道德标准。

   王阳明将“仁学”发展为“良知说”,以良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说“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

   

   民主论坛 上载:[2007-11-02] 修订:[2007-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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