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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镣铐散步——姜力钧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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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明: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

   

    中国的民主:从说到做

    1994年10月

    “六四”以后,经过一阵情感的渲泄,人们心态逐渐趋于平静。这时候,不论海内外的中国知识分子突然发现,他们鼓吹民主的冲动减退了。有人惊呼:这是思想的堕落,意志的衰退,是保守主义兴起的表征。笔者却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现象,是思想成熟、共识形成的标志。中国的民主不能始终停留在口头上、理论上,只有化为千百万人的实践,民主的心态与行为才能通过惯例的积累逐步硬化为制度。“六四”以后的五年中,中国的民主正在经历从“坐而言”到“起而行”的转变。

    ( 一 )

    所谓“鼓吹民主”,无非是通过与论敌争辨,阐明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乃至“必然性”),首先是为了坚定鼓吹者自身对民主的信念,其次是为了向其受众“灌输”自己的思想,争夺意识形态的霸权。葛兰西早就告诫说:“也不可抱这样的想法:批判了这样的论敌就等于摧毁了相应的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那样就是纯粹的启蒙唯理论);而应抱这样的想法:这样做有助于1.长自己一方的志气,坚持和增强分庭抗礼的精神;2.为自己一方准备条件,以便根据自己的生活状况吸收一种属于自己的独创学说并赋予生命力。”⑴这就是说,尽管反对民主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社会力量仍然存在甚至还很强大,只要民主的社会力量坚定了自信心,鼓吹民主的主要目的就已经达到了。

    中国的民主事业在二十世纪前九十年中进展不大,既不是文化传统不适合,患了水土不服症,也不是经济落后、识字人少,拔苗助长伤了元气;主要是由于中国知识分子对民主信念不坚、信心不足。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强调:对民主的坚强共识才是美国民主制的最大保障。胡平进一步指出:“在一个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搞专制可能比较容易得手,这是一回事。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个国家里搞民主就一定不能成功。如果这个国家中具有文化素养的人们(即使他们人数很少)有着较为坚定明确的民主共识,那么在这样的国家搞民主也并不是不可能的。印度可算作一个明显的例子。”⑵

    长期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民主问题上患有一种精神分裂症。一方面,他们作为个人、作为本阶层利益自觉的一员,对于民主自由无比往向和热爱。现代知识分子只有在民主宪政制度下,才能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新闻自由,才能最大限度地知政议政参政,才能产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解放感。另一方面,他们作为社会精英、国家利益代言人、理想社会建设者,又对民主的价值和作用深感疑虑。民主制度的基石是社会各阶层的现实利益表达和利益交易。欧美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存在一种公认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只能在价值与利益的角逐中逐渐生成,因而在政治道义上不排斥人们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发展中国家则不然,知识分子很容易接受一种先于自身实践而存在的理想模型,以此为依据,他们得以对整体利益和局部利益、长远利益和现实利益作出衡量,结果往往是既要否定民众的现实利益要求而主张精英政治,又必须否定自身的真情实感而实行痛苦的脱胎换骨、自我改造。

    从本世纪初梁启超提出以“保育政策”作为立国大方针,孙中山明确规定“先知先觉者”与“后知后觉者”的不同政治权利,到国民党、共产党接受第三国际建设革命党、先锋党的一整套理论,标志着精英政治理念对民主政治理念的节节胜利。考察一下在四十年代为争取民主而加入中共的一代党内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便不难理解为什么正是他们成为八十年代末期最积极的民主鼓吹者。

    中共党内的知识分子在延安整风中经由思想灌输并辅之以身心摧残,用所谓“历史必然”的信仰取代了自己的政治直觉与理性判断,用“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取代了追求民主自由的“小资产阶级情调”;继而,经历了一次次严酷的路线斗争后,又以党内一个派别的政治路线取代了阶级利益的估量和党内民主机制;最后,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方领悟到连准确地、完整地把握一条政治路线也是空想,只有紧跟天才领袖的最新最高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才符合所谓“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精英政治一直演进到个人迷信的极致,风水轮才开始往回转。

    当中共党内一部分有影响的高层知识分子决定性地转向民主时,出现了一个“新权威主义”的小插曲。鼓吹“新权威主义”的一批中青年理论家,貌似政治保守,实质上却是激进的自由主义者,他们试图通过开明的政治强人来推行他们所中意的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而不顾及民众的情绪与权力中间层的抵抗。他们仍然是把一种理想模式置于现实的利益诉求之上,寻求一种超凡脱俗的政治权力与政治人物。“六四”的鲜血教育了人们,专制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是怎样地丧失理智;“六四”以后国有资产大量被鲸吞侵蚀的事实启迪着人们,绝对的权力只能导致绝对的腐败而不会用来造福于人民。

    随着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近年来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已经意识到,争取本身的权利和利益就是争取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各阶层争取人权、生存权、社会经济权利与建设民主制度是不可分割的。知识分子本身不再怀疑、恐惧民主,再放下包办民主的重负,就可以在民主的道路上“潇洒走一回”了。

    ( 二 )

    “新启蒙”口号在八十年代末的提出,一方面标志着中共党内一部分知识分子民主意识的复苏,另一方面又表明他们与自己原来从属的那个思想传统仍然藕断丝连。对民众进行民主“新启蒙”的提法,与列宁必须对群众“灌输”革命理论的思想一脉相承。这里必须指出,列宁的革命以改造人性、建设新人为职志,而民主制度则只能建筑在人性自然流露并得到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为了肯定民主启蒙的价值,必须作出三点设定:第一,民主意识不能在民众中自发地产生;第二,民众只能通过接受民主理论才能确立民主自觉;第三,只有当多数民众具备民主觉悟时,民主制度才能建立起来。事实上,正是由于人们逐渐体会到这三点设定都是不必要的,才会出现民主鼓吹的退潮。

    最起码的民主意识,就是懂得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作出政治选择。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工人农民,都本能地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并不需要他人来教给自己如何选择。从“新启蒙”口号的提出到“八九民运”,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对民主启蒙的作用不可能估计太高,显然,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是根据自己的直觉与常识投身民主运动的,因为他们并不难从亲身体验中总结出专制与腐败的关系。

    普通民众与知识分子(包括青年学生)在民主参与上表现出来的差异,主要不是思想意识方面的,而是行为能力与道义勇气方面的。民主理论的讨论,永远是知识分子圈子里的事情,民众通常不是从书本上学习民主而是从直接经验中学习民主。因此,知识分子在实践民主方面的榜样作用是非常重要的。民众不需要知识分子向他们灌输民主教条,而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组织聚合与感情联系。葛兰西指出:“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之间的关系……是由组织聚合力规定的,通过这种聚合,感受—激情变成理解的并进而变成认识(不是机械地而是生动活泼地),那样,只有那样,……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个人交流,共有共享的生活才得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力量——创造‘历史联合体’。”⑶他还说:“没有知识分子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感情联系,就不能搞政治—历史。而缺少这种联系,……知识分子就成了特权阶级或教士。”⑷

    民众在经济文化落后条件下的散漫无知,在专制压迫下的软弱屈服,以及缺少民主的习惯,对于实行民主都不构成严重的障碍。只有当民众亲身经验了民主的程序并感受到它的后果后,仍然拒绝民主,才能为民主问题上的经济文化决定论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证据。从另一方面来说,民主战车的前进,既不需要也不可能以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投入为推动力。众所周知,在发达国家的民主社会中,积极参与政治活动的公民也是一个少数,最多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美国总统大选的投票率,通常也就是百分之五六十。在一个专制社会中为民主事业而奋斗和献身,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够具有的品德,即使大多数人都已经看到了民主社会的曙光。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说得很清楚:“任何共同目标的完成或共同利益的满足,意味着一项公共或集体财的产生。”“愈大的团体愈不容易生产最适量的公共财。”“大团体或者说潜在团体根本没有生产公共财的诱因,因为无论该公共财对团体整体而言是多么有价值,都无法有效地促使个别成员愿意支付达成潜在团体利益的组织费用,或去承担必要集体活动的各种成本。”⑸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是在一个最大的团体中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才能获得的公共财,对于大多数理性的人来说,他们必然会选择“搭便车”,等待别人去承担各种成本,自己坐享其成。

    由此可见,民主启蒙的价值是极其有限的。首先,民众并不需要启蒙就已经具有民主的诉求;其次,即使启蒙确实提高了民众的民主意识,也不会直接导致对民主事业的积极投入。当前,中国民主事业最需要的并不是民众的教师,而是民众的榜样;不是民主的教士而是民主的战士。奥尔森指出:“唯有个别而‘选择性’的诱因才能激发潜在团体中的理性个人为团体目标而努力。在此情况下,团体行动要成为可能,其诱因必须只是选择性地对组织中个别成员发生作用,与公共财对整个团体一视同仁的特性不同。”⑹做一名民主战士,必须具有超越经济理性的个人价值目标,或者具有格外的自信。

    ( 三 )

    当人们从鼓吹家转到实干家的角色位置时,关注的中心将不再是中国民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而是它的战略与策略。

    胡平在“六四”前夕曾经提出“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的民运策略,⑺可惜在实际运动中人们却反道而行之,遵循的是毛泽东“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游击战术。争取民主的斗争不必恪守某一种固定的程式,在理性与非暴力的前提下,可以因时因地制宜地采用政治游击战、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样式,但是,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坚持以阵地战为主。阵地战有两个要点:一是亮明旗帜,堂堂正正,坚守战壕,多层防御,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怕死;二是在对方阵地的接合部寻找薄弱环节,发动有限进攻,稳扎稳打,前进一步巩固一步,最后形成围歼的局面。民主力量的战线应当全面展开,其中最重要的三个阵地是:精英文化、公民社会、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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