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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民运究竟有没有失败--致王丹暨所有民运同志的公开信

最近王丹对记者说海外民运失败了,魏京生立即予以不指名的反驳。王丹持有这样的观点想必有他一定的理由,但可惜的是对如此重大的论断他并没有系统地阐明论据。魏京生的反驳陈述了一些道理,但也觉言犹未尽。作为中国民主运动一名忠诚的士兵,我想对此坦述自己的观点,请教魏王二位和各位民运同志以及所有关心中国民主事业的朋友。

   一、海外民运失败了--因为它失去了海外华人民众的支持。

    如果把海外华人民众对海外民运的支持度作衡量标准的话,那么可以说,海外民运失败了。因为海外民运曾一度得到海外华人民众热忱的赞扬和支持。只要看看十年以前侨界源源不绝的捐款和今日的冷淡,看看华文报纸在当年言及民运所用的文字和当今所用的措辞,便可得出结论。然而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否都是海外民运的责任?换言之,这是否可以作为海外民运失败的标志?对此需要作清醒的恰如其分的评估。我认为应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去进行反思、考察。

    (一)从客观环境上去考察

    1、炽热的情绪不会持久这是正常的。

    海外华人民众对民运支持的最高度出现在89年六四前后。那时各地都有华人民众举行集会游行,谴责中共,89学生们来到海外受到侨界的热烈欢迎,宴会不断。在许多场合华人民众都慷慨解囊捐助民运。这种高昂的情绪是来自于对中共六四屠杀暴行的义愤而表达为对民运的支持。

    对于一般民众来说情绪不可能总是处于高亢之中。义愤表达之后他们还得面对程式化的生活。他们必须做工谋生,不可能总是走上街头。他们经济能力有限,不可能一再捐款。任何伤口总会结痂,创伤的痛楚不会永远那么强烈。民众义愤填膺的情绪逐渐趋向平复并表现为对民运支持度的降温也是正常的。

    2、海外政治生态的巨变

    美国纽约曾被称为海外民运的首都,这大概是因为一些海外民运组织的领导人和机构都在纽约。而就以纽约来看,十年来其政治生态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年,反中共意识是侨界的主流思想,中共没有市场。每年的“国庆节”门庭冷落可怜巴巴,为了充数,中领馆不得不请一些领美国养老金的普通华裔老人去参加“国庆节”宴会,寒暑十载星移物换,而今其趾高气扬耍尽威风,大量“侨界人士”对其执礼唯恐不周,邀功唯恐不及,这与当年之落魄实有天壤之别。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大的变化?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1)中领馆方面大力施展其“统战”伎俩。在侨界进行了大量“拉出来,打进去”的“艰苦细致”的工作。

    (2)中共政权完成了“六四”后的“内部装修”便立即对外施展拳脚。它以经济利益作诱饵或回国观光捧为上宾,或以学成回国委以职务等手段拉拢了大量各个省籍的“侨界人士”和留学生。

    (3)大量福州偷渡客的到来改变了华人社区的政治构成。如果光是那么百多号亲共“侨领”尽管也可以为中共的各种“宴会”充场面,但却不足以举行数千人的拥共游行。近几年来,在纽约举行的几次拥共游行都是以福州籍侨团为主力。福州偷渡客来到这遥远的异国,生活上困难重重,在困境中求助于各个闽籍侨社也在情理之中。而这又不可避免地使他们之中一些人在亲共“侨领”的率领下去参与亲共行动。有些偷渡客一方面在以种种理由申请政治庇护(参加过福州地区的八九民运、违反一胎化政策、信奉基督教等等)另一方面又参加拥共游行和大骂“美帝国主义”,这不能不令人齿冷。

    (4)粤籍反共侨社力量式微。

    老一代的粤籍侨领和民众尽管在思想上依然反中共,但大多年迈体衰。而且由于台湾李登辉上台后政治情势的丕变,使之迷茫怠倦力量涣散。其后代多已归化美籍,中国文化业已淡薄,对中国事物也缺乏关注。新一轮的粤籍移民源源到来,他们虽不至象某些闽籍移民那样拥共,但基于方言和教育水平,使之政治冷膜感相当明显。民运在他们那里也难有开拓空间。而且对于任何省籍的大陆普通移民群众来说,生活的压力非常巨大。即使是从前在大陆受过中共某一程度压迫的人,也会放下对那业已遥远的不能再加害于自己的中共政权的怨恨,而埋头于创建新家园的拼搏,更遑论在大陆处境一般甚至颇好的人们了。

    (5)台湾来的华人对民运多采取负面态度。

    有台独思想的华人(他们有的甚至已否认自己是华人)对中国大陆的民主化进程多不关心。反台独的人士因在台湾岛内曾受台独势力的压迫,幻想“以毒攻毒”,联合中共去对抗台独。于是他们有的对中共专制采取容忍、绥靖的态度,并常为之辩解。更有少数人已完全投共,希求借中共的支持力来运作台湾岛内的政治游戏。记得九八年我和朋友们在法拉盛街头征集推荐赵紫阳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时,一名来自台湾的七十多岁的北方籍老人对我们破口大骂:“你们想干什么,大陆已改革得很好了,你们这样搞,是想搞到台湾独立才心甘吗?”老人的瞎骂我当然不会计较,但对台湾外省籍人士的心态却由此得以有较深的洞悉。(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事例)

    (6)新闻媒体多对民运采取不友善的态度。

    这里面首先与中共的渗透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出于某些新闻从业人员的阴暗心里。纽约四大中文报纸,“星岛日报”基本上还没有被中共渗透。据说是因为中共方面看不起这一份以粤籍民众为主要读者群的小市民报纸,不想花精力去渗透它。“侨报”纯粹为中共所办,这是众所周知。另两份报纸中共业已渗透。“世界日报”纽约地方版尤其给中共渗透得厉害。它们对民运的某些负面消息大登特登,字体斗大。(如魏京生被哥大取消办公室、“国会闹场”事件之类)对民运的正面消息则报导极为简略,字体特小,甚至根本不予报导。(我已收集有许多这样的剪报。民运不会对它们“秋后算账” ,但也应留下它们这类不光彩行为的记录。另,据民运同志反映<世界日报>旧金山地方版对民运尚能作公正报导。)

    还有个别新闻从业人员的心态十分阴暗。正应广东民谚所言“憎人富贵嫌人穷” 。他们有一种把人搞得灰头土脸才心头畅快的习性。吾尔开希到美国后大吃一顿龙虾有什么不可?结果给他们抄得沸沸扬扬。好像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在这些新闻媒体的“悉心”描绘和刻划下,许多“民运人士”乃至整个海外民运的形像都被歪曲得十分丑陋。既然民运已被抹黑到这样的程度,那些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弄清情况的一般华人民众对民运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3、华侨不再是“革命”之母

    当年中山先生把华侨誉为“革命”之母是对的。因为名符其实。但请不要忘记,那个革命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主要体现为反满民族革命。故对海外华人较有动员力。而当今我们民主运动虽也可以广泛地理解为革命,但丝毫没有民族革命的那种特殊动员力。非但如此,中共政权还可以用它的谎言和收买来营造它是民族代表的表象。海外华人不但不会产生当年反满革命的那种激昂的情绪,而且其中思想模糊者还会误将中共政权视为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华侨”再也不会是民主“革命”之母了。

    (二)从主观因素上去考查

    除了以上客观方面的原因造成海外华人对民运的支持日见萎缩外,民运主观上也是有原因的。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方面。

    1、对华人社区的事务过于隔膜。

    海外民运既以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政治为诉求,它当然应该将其绝大部份精力用于民运工作。但由于它身处海外,若要取得海外华人的某一程度的理解和支持,总得适当地介入华人社区的事务。可不可以这样分配,百分之九十或更多的精力用于民运工作,百分之十或更少的精力用于介入社区事务。

    对于诸如银宫酒楼劳资纠纷、血汗衣厂的界定、春节游行组织工作的争执之类的社区事务民运就不必要介入,但对某些明显是海外华人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就应介入。例如华裔少年黄永新被警察抢杀事件,海外民运就应过问。当然这样的工作也只有魏京生那样的名人才有资格去作。魏可以去了解案情,慰问死者父母,约见市长或其他市府官员,要求实事求是地查清案情秉公而断。这样做其实花不了多少时间精力,却对提高魏个人和整个民运的正面形像乃至威望都是很有作用的。可惜魏京生和他身边的策士们压根儿没想过要去关心这些事情。

    2、对狭隘民族主义作了十分错误的解释。

    有的民运朋友把维护我们华人应有的民族尊严和争取华人的合法权益都解释为狭隘民族主义。1998年纽约华人举行了当时全世界最大规模的抗议印尼虐华暴行的示威。大多数民运朋友都有参加,但少数民运朋友竟拒绝参加。他们的理由是,这是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渲泄。多么荒谬的观点!为了证明他们观点的正确,他们搜集了我关于“撞机”事件的文章,关于民族问题的文章,把我列入“狭隘民族主义分子”。把我列为什么分子不要紧,但他们在这种错误观点的指导下就必然使民运与海外华人民众渐行渐远了。

    3、没有注重发动华人社区的民众。

    1997年,民运组织的领导人们决定在林肯剧院举行六四音乐会,而不举行传统的烛光纪念会。另有一些民运朋友和社区人士感到这样很可惜,他们认为传统的烛光纪念会不应放弃,便在仓促之中自行集资筹办了这次纪念会。由于除了在报纸上登了较大幅的广告外,还做了许多联络发动工作,致使那次纪念会的参加者比历年都多,而且绝大多数都是普通社区民众。这件事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它说明纽约华人民众并不像我原来想象的那么冷膜。只要民运主动去接近他们,发动他们,还是有一些热心的社区民众愿意站出来为伸张社会正义出一分力的。而我们民运在这方面做得实在不够。以至在民运和社区民众间已逐渐垒起了一道无形的墙。使一些本来也还有一份心的社区民众都产生了这样的潜意识:民运团体组织的活动是给民运人士参加的,我们是局外人,就不要去参加了。这种状况的形成不能不是海外民运的一大损失。

    4、生活压力所造成的困难

    海外民运参加者,尤其是草根型人物,处境相当困难。他们得不到任何资助,必须在自力更生地解决生活问题后,再将有限的时间投入民运工作。而且由于他们大多没有机会取得美国学历和学到流利英语,故大多只能做低薪、辛劳的蓝领工作。每天劳作之余已相当疲惫。要求一群身单力薄者创造雄壮恢宏的场面是不切实际的。

   二、海外民运没有失败--因为它在坚持战斗

    中国海外民运从王柄璋等人举起中国之春的旗帜算起至今已近二十年,从八九以后国内民主战士一批批到达海外也有十多年了。于是有人说,看!你们闹了这么些年,中共政权照样存在,你们失败了。我说:朋友,您讲错了!因为按照您的逻辑我也可以说,中共失败了,因为尽管它们进行了那么多的打压破坏,海外民运照样存在。其实谁失败了目前不必急于下结论。两军对垒,总有战斗胶着的时候,但民主与专制的对垒,其胜负最后的归宿难道还会有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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