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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应小溪《陈泱潮私意解经大错特错的铁证》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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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穿宗教极端分子黑恶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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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到底是谁挑起事端、“掉转枪口,对准弟兄”?
·难道只许你们把别人打成“异端”,不允许别人申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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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尔晋的《特权论》是文革中青年的社会批判思潮的高峰


从“新思潮”到“新阶级”——文革中青年的社会批判思潮 


印红标


    华 夏 文 摘 增 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四一二)

    —— 增刊 第五七九期 ——(二○○七年六月六日出版)

四、陈尔晋反对特权和借鉴西方民主制度的主张

    1976年春,在边远的云南省,青年陈尔晋撰写了12万字的长文《特权论》,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进行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论述,是文化大革命后期青年思潮中最具系统化理论化的制度批判文章,至少就目前所见的资料是这样。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文章在论述制度变革方面,不再推崇巴黎公社,而是主张借鉴西方政治民主体制,实行无产阶级的议会制、两党制,保障无产阶级的人权,反映了当时民间激进左翼思潮的一个重要动向。

陈尔晋《特权论》的理论要点如下:

    1,苏联的修正主义是一种与以往社会制度不同的新型剥削制度,修正主义制度是从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演变出来,决不应简单地归因于所谓“资本主义复辟”,“原因很简单,修正主义的剥削方式和资本主义的剥削方式完全不同。”
    陈尔晋概括了这个“修正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名义上为全体劳动人民、整个社会所公有的生产资料、社会财富,实际上统统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的私有物,包括劳动者本身也都变成了官僚垄断特权阶级可以任意支配的工具”
    “这种官僚垄断特权阶级所有制,不是以赤裸裸的私人占有方式出现,而是在‘公有制’的神圣袈裟的掩蔽之下,以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集体垄断共同占有的方式反映出来。”
    这种制度支配社会资源的方式是将“特权资本化”。“官僚垄断特权阶级通过政治经济一体化,集政治领导和经济支配权力于一身,将整体社会人力物力高度组织、高度集中、高度垄断起来的具有巨大竞争能力的资本积累制度,是典型化、特权化的私有制。”“资本的形态已经由货币资本转化为特权资本。”
    这种制度在生产关系方面表现为“劳动和特权的尖锐对立”,“劳动和特权,劳动人民和官僚垄断特权阶级经常处于白热化矛盾对立状态中”。
    这种制度在政治上实行“社会法西斯主义”。
    他认为:“产生修正主义制度的根本原因,不在于资本主义残余势力在国内的影响,也不在于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和压力,”而是“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以后的社会生产方式内在的特点及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
    陈尔晋没有一概而论地将中国归入这种修正主义制度,而是认为中国正处在他所谓的“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或“岔路口社会主义”——可能向社会主义发展,也可能因其基本矛盾的恶向变化,成为修正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为了防止向修正主义制度的演化,陈尔晋以主要篇幅对中国的社会制度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2,中国“岔路口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基本矛盾

    陈尔晋提出了对“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或“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即中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矛盾的看法:“如同生产的社会化和私人占有制的不相容性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那样,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和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之间的不相容性,就是岔路口社会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这里作为负面因素的“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是陈尔晋对特权的理论概括,是制度的基本特征。
    他说:“这种高度集中垄断、高度组织化的社会生产的主要特点在于:把整个社会的人力、物力全部纳入了一面组织得极为严密的网中,实行政治经济一体化领导,政治权力支配和管理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交换的全过程,这里的所谓‘政治权力’,实质就是党权。”
    陈尔晋肯定这种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优越性,同时认为它还存在着制度性的隐患——“这就是既能够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向共产主义方向高速发展,也有可能在政治权力的支配下,背离社会主义性质,改变其方向,不可避免地向修正主义的方向高速度滑下去。”

3,文化大革命的由来、局限和结论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由来,陈尔晋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决不是个别人的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中国在1956年对生产资料实行了公有制改造之后的必然发展,是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已经或慢或快地发生了变革的开端,而不是结束。”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反应了社会提出的对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进行改革的要求。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局限,陈尔晋认为主要是两点:“其一是指导思想对社会主义革命第一阶段所形成的新的生产方式内在的基本矛盾认识不清。虽然根据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但没有就特殊性具体指明是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和什么样的上层建筑,什么样的生产力和什么样的生产关系的矛盾。其二是只在既成形式的框子内寻求改变,而没有突破既成形式的框子去进行变革。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针对权力为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这个上层建筑最根本最主要最致命的弊病。或者说,只是针对了这个弊病的表像而没有针对这个弊病的病根,只针对走资派,而没有针对产生走资派的根本的真正的原因。”
    他说:“这种局限,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是反映了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意向和要求,而根本满足不了这些要求,更为重要的是,不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反而使这些‘革命’、‘改革’、‘限制’等等,弊病横生,造成了旧东西在新形式中复活的方便条件。”
    他从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得出的结论是:必须进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争取“人权”。

4,实行“无产阶级民主革命”:借鉴西方,实行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

    陈尔晋从“岔路口社会主义”的局限,引出“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而他的“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惊人之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理念的同时,借鉴西方政治制度的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原则、两党制、保障人权的作法,期望通过这样的道路,建设无产阶级的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的高级形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陈尔晋为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提出的任务是:“将高度组织的政经一体化公有制社会生产力的桎梏——权力被少数人强制性固定化垄断的生产关系,予以彻底粉碎”;进行空前的群众运动和空前的社会革命。
    他说:“无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史观,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种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通过人民自己实现的人民管理制’(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相结合的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制度。”
    他说:“无产阶级民主制度,决定性地要打倒官僚主义者阶级,粉碎少数人对多数人强制性固定化专政的特权生产关系;决定性地要将任命制、等级制、国家机关自治化,以及对党的神话,统统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中去;决定性地要建立和健全马克思主义的法制、实行普选制、把奴隶总管党变为奴隶工具党,建立和健全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国家形式;决定性地要保障人权。等等。”

陈尔晋设想了这个“无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些特征:


特征之一:马克思主义成文宪法至高无上。


特征之二:两党制。

   陈尔晋说:“为了确保马克思主义的成文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使之成为国家真正的最高主宰,就必须使共产党成为忠实执行宪法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任意玩弄和篡改宪法的老爷。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废除共产党一党制,而确立共产党的两党制。”
    他说:“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都充分肯定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革命作用;但是,也都没有说过无产阶级只能有一个政党。”“在公有制确立之后的国家里,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都发生了严重的从上至下的派系斗争,并且这种纷争只有越演越烈激化下去使党面临解体的迹象。中国共产党内部近十年来的巨大分歧和殊死搏斗,不但一直存在着两个司令部,而且纯粹从上到下就存在着两大派别。”“与其让宫廷黑幕内的阴谋诡计残杀予夺来毁灭革命完成这种分裂,不如在大庭广众光天化日之下光明磊落地申诉情由发表政见,由公民投票来裁判是非决定谁该在朝谁应下野使革命合法化。”

特征之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

    陈尔晋认为:在无产阶级民主制度下,政府的权力基础是人民,实现的方式是普选。权力机构应当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分属人民代表会议、总统和法院。

特征之四: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

    陈尔晋认为,消灭私有制是实现自由平等,保障人权的必要社会条件。然而,
    他并不认为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就等于消灭了私有制,就具备了保障人权的社会条件,人民还需要努力争取。
    陈尔晋参照西方民主制度,描述了他设想的“无产阶级民主制”下的公民权利。
    陈尔晋说:“当前,历史的发展已经将人权问题提到了显著的地位。”“在特权占有制下,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暴虐、血腥的统治,已经迫使亿万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心声汇成了最强烈的时代召唤:我们要做人我们决不做牲口!还我民主,还我自由,还我平等,还我人权!”

陈尔晋的文章对“十字路口社会主义”的论述,涉及了文革中后期社会批判派关注的主要概念,包括剖析现行所有制的缺陷、探究“官僚特权阶级”及其制度根源、重提民主和法制等,他的论述较此前几位青年要深入、详尽,对马克思、列宁的观点也更加熟悉。特别值得注意是,他在设想未来的“无产阶级民主制”时,主张不仅要借鉴法国巴黎公社的政治形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消除弊病的一些手段,还要借鉴西方政治体制的三权分立、两党制、保障人权等原则,这为文革青年思潮增加了新的内容,反映了中国打开与西方国家交往以后,中国青年开始注意借鉴西方的思想。陈尔晋的《特权论》成文于文化大革命即将结束的时候,可以说标志着社会和制度批判思潮的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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