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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破空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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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删改文件,中日关系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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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价飞涨,中国会不会重演缅甸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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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阅兵与百年国耻
·柏林墙:倒塌的和没有倒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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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有若干知识分子,一方面支持学运,另一方面,却呼吁“珍惜广东改革开放的成果”,“维护广东稳定大局”。语多空洞和矛盾,实不知所云,令人啼笑皆非。
   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尤其缺乏严肃的政治斗争经验,乃是如笔者这类直接参与运动的青年知识分子又一弊病。以笔者为例,沙龙或聚会,常带以幽默调侃的调子,对随时可能变得严酷的现实,疏于提防;对来来往往的人,也疏于识别和防范,令学运计划提前曝光,并遭致不必要的破坏。至于青年知识分子的盲目和“天真”,也没有比八九年的表现更“可爱”的了。以笔者为例,竟不曾溃橹С保峁钩伞胺缸铩保痪共恢溃泄褂小胺锤锩铩币凰担ㄖ本跻晕痪牌甙四晗芊ㄐ薷氖币丫∠痪共恢溃泄褂小翱词厮币淮剩ㄒ晕皇枪竦呈逼诘拿剩逗煅摇分卸晾吹模欢哉欠窕峥梗只骋桑ㄒ晕峥沟恼巡豢赡艽嬖谟诙兰桶耸甏蝗绻煜ず土私庹庖淮始捌浔澈蟮目赡苄裕赜懈嗟目悸牵蘼怯诖耍补钩裳г俗橹讨械闹疃嗝さ恪?BR>
   同时,作为广州学潮最早的发起人,没有通盘的计划和周密的部署,只知道一味发动,却未考虑,如何协调进程,如何收尾,如何善后,如何撤退,如何重振,为此,笔者深以为疚。也多少有些“愧对”共产党所加“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之辞。当学潮的发展远离了初衷,显得“无序”或“失控”时,无能为力。俗云:秀才造反,十年不成。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毛病,应验此语。
   其二,学生“幼稚病”。
   几乎每一次学生运动,都会标榜自己的纯洁性,八九学潮也不例外。生怕鱼龙混杂,惹政府抓“把柄”(政府何患无把柄可抓?)。在广州学潮中,常常看到这样的镜头:学生纠察队手拉手地把群众挡在外面;学生组织开会、哪怕是公开会议,也要把香港记者拒之门外,或“清场”(据说,九九年抗议美国炸馆风波,中国学生类似的“纯情”表现,与八九年一代,殊无二致)。
   一方面,激进地反对政府,另一方面,又对政府存以幻想,许多学生的认识,恐怕仅仅停留在反对政府中的一部份,即特别专制的部份,特别腐败的部份,尚没有升华到反对整个专制体制的高度。另外,种种幼稚举动,除了年龄的因素,何尝没有身份的炫耀(所谓“天之骄子”)?直到今天,耳熟能详的,是所谓“新人类”、新新人类”、“新新新人类”……究竟要冠多少个“新”,才能穷尽标榜年龄或身份的优越?孤芳自赏。结果是,学生运动变成单纯的学生运动,工农大众敬而远之。广州学运幼稚化的顶峰是:一位主管财务、名叫黄麻的市高爱联常委,竟在运动后期,在没有任何沟通或协议的情况下,突然心血来潮,个人做主,就径直将数十万元民间捐款悉数赠给了远在北京的解放军戒严部队!以期换取“人民子弟兵”的同情?或许在黄同学本人看来,如此举动,却是“成熟”。
   其三,无组织的大合唱。
   正如八六学潮一样,八九民运,与其说是有组织的,毋宁说是自发的。胡耀邦之死,是直接的导火索。《人民日报》的“四二六社论”,李鹏的“五一七”戒严讲话,反而才是将学运推向高潮的火药桶。纵观仓促间成立的各种学运组织,所发挥的领导能力,十分有限且杂乱无章,与外地学运组织的联系,也形薄弱。五月十七日的反戒严示威,五月二十三日的“省港大游行”,广州均有数十万人参加;而五月二十八日的“环球华人大游行”,六月四日的谴责屠杀示威,参加人数都剧减。五月二十八日,参加游行者仅数百人,天气炎热,沉溺午睡,竟是当日中山大学上街学生人数甚少的主要原因;六月四日,参加游行和堵桥示威的广州各高校大学生,仅数千人,从北京传来的恐惧,和因谣传有坦克团从广东博罗县开往广州而传染的恐惧,竟使大部份人迅速丧失了上街抗争的勇气。人多或人少,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取决于组织性,却取决于学生的自发性,自发性的参加或自发性的消失,这是不言而喻的。自发性远远大于组织性,情绪化远远高于理智,使八九民运成为无组织的大合唱。
   之外,回观仅仅数日前,学生队伍还整齐的呼喊着“中大中大,人民养大;为了人民,死都不怕”,顷刻间竟做鸟兽散,算不算“雷声大,雨点小”?仅在形式上舞影扬声,却缺少精神的深入和普及,是当年民主运动的可悲之处,激进的姿态顷刻间化着惊弓之鸟。于是,邓小平以武力镇压北京的民运之后,立即起到了“杀鸡儆猴”的作用,全国其他各地的抗争,虽然也持续了数日,却很快就土崩瓦解,甚至说得上是一哄而散,因为,我们连军队或坦克的影子都没有见过!笔者并非主张与军队、坦克去硬碰,但起码应该选择,策略性地后撤,再转化为策略性地斗争,韧性的、长期的斗争,而非一哄而散。自发性对组织性的冲击,再一次于尾声处予民主运动以重创。
   其四,内斗前音。
   海外民运的内斗,声名远扬且令人痛心疾首。然而,内斗早就开始了,八九年就开始了。学运组织内的争吵、再争吵;选举、再选举;重组、再重组,伴随着广州学运的始终,其中,除了少数原则性的问题,个人名利的成份,起了显著作用。记得为了确定哪一校的代表应该成为市高爱联主席,是中大的代表还是华工的代表?学运代表们曾争论得面红耳赤。至于笔者本人,碍于身份的不便(青年教师),则一意扶持自己学生骨干中的“自己人”,令其担当关键职位,除了个人意志,也不无个人得失的权衡。
   现今声势微弱的国内民运,是没有条件内斗,如果有条件,内斗的程度,绝不会亚于海外。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或许,国内民运,迟早也会补上“内斗”这一课。因此,内斗,与其说是民运的,不如说是中国人的。柏杨早有明断:丑陋的中国人,哪样事不内斗?但这并不意味着,民运队伍不需要反省,民运人士不需要调整。相反,何时能将个人名列置诸于后,何时能将崇高理想和团队精神置诸于前,一句话,何时能够摆脱“名利”,走出“内斗”,超越“内斗”,将是考验中国民主运动骨干队伍,何时走向成熟,何时走向成功的关键。
   (注:高爱联------高校爱国学生联合会)
(珠江风云 全文完博讯www.peaceh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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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于2007年09月1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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