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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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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第二,面对一个具有复杂多样性和个性的人和复杂社会条件组成的社会,要制定一个公平而详尽的评价方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它必定导致对复杂的不同的个体“一刀切”或“人治”,从而必定扼杀精英人才的脱颖而出,实质上使人们在初始权利上处于更不平等的地位。

   因而这种根本剥夺国民的自由选择和自由竞争权利,把政府领袖的评价强加于全社会,代替人民作选择,扼杀国民的独特个性和创造性的社会,必定是一个高度专制化、等级化和停滞化的社会。正如“言论自由”与“让人说话”根本不同一样,“平等待人”和“让人们平等”也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是自由社会的基本条件,后者则是专制的一种新形式。众多历史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综上所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具体的法律条文或政府的措施的具体的、特定的效果了解得很少,或基本不了解(如足球比赛的规则对某场球的胜负预测并无帮助一样),这正是法律公平的前提条件。

   这种“无知”即不知某项控制法规的真正具体效果,即事先无法预料法律对某个人、某一特定目标的特定影响,这是公正立法的前提,也是法治社会能保障自由和公平的前提条件,同时还是一个社会充满活力、生气和创造性的前提条件。因为它实质上创造出了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和氛围,并给比赛成员在法律条文之内以充分自由,使每个人或每个团体根据法律要求,从特定时空下的具体情况出发,独立自由地选择和行动。这些选择和行动,是非处于这种特定具体情况下的人所无法正确判断的。

   鉴于此,我们可以明白,与流行的一些误解相反,法治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是抹煞人的能动性,抹煞个性的机械的、僵化的条条框框,人治并非如人们所想像的那样是充分地发挥人的主观创造性的、灵活的、照顾了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的统治方式。

   恰恰相反,一方面,形式化的公平的法治充分保障了社会诸成员的自由,充分发挥了他们的个性,造就了一个具有巨大灵活性和创造性的社会。显然,它使统治者受到诸种限制,使之不可能根据自身的喜好而浪漫地为所欲为了。

   另一方面,看似注重内容和灵活性的人治恰恰抹煞了社会成员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差异,使社会等级化、单调化、齐一化、停滞化。虽然,它使最高统治者减少了很多麻烦的制约因素,使他获得了比法治社会更多的自由度,然而,历史表明,最终这对整个社会将产生灾难性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容易了解法治何以是自由的最根本的保障。

   也只有从这个角度,我们才容易理解以法治来管理和以命令来管理这两者之间所存在着的根本差别。前者给了个人以自由及其相应的责任和范围;后者则使人成为无个性的工具,被强加了无从选择的义务。

   因此,法治社会的建立,须奠基于如下几点:在经济上,是商品市场经济;在政治上,是民主代议制(三权分立);在社会结构上,是契约式的现代型结构;在社会本体论上,是一种适度的负责的个体主义;在精神方面,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舆论独立;在文化面,则是多元化的文化。这正是我们下一章的主题。

   (请接看:第六章 自由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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