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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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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一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二章
·自由产生秩序——《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三章
·《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四章
·五七道德后遗症
·五七道德后遗症
·自由与法治—《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五章
·自由与文化—《新自由论》(1988年版)第六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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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由主义在文革中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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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强运动与改革开放——一个历史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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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道德后遗症

   半个世纪之前——1957。那是中国知识界的少年期。自认身处早春,虽乍暖还寒,然目睹当局之情辞恳切,求言若渴,在反复踌躇之后,知识人被压抑了七、八年的赤子之诚终于被触动了。仗着童真可鉴,他们破墙而出,慷慨吐露心声,遂演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惨烈的一幕。
   
   我相信,在读到中国那些上层知识分子的整风发言后,毛的头脑里呈现的是一幅布拉格“裴多菲俱乐部”里嬉笑怒骂嘲弄共产党的图景。那是仅仅一年前翻滚在苏联、波兰和匈牙利上空的政治风云。
   
   除国内“老右”们日益锐利的言论外,在国际上,有三桩事件是毛转向反右决策的心理背景:

   
   首先,在苏联,赫鲁晓夫1956年2月24日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的《关于个人迷信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这个令全球震惊的报告全面清算了斯大林时期个人迷信、血腥统治、残酷迫害的种种罪恶,开启了非斯大林化的关键一步,但却成了毛氏晚年的一桩重大心结。
   
   其次,在波兰,借反斯报告之风,1956年3月,原来被打成铁托分子的哥穆尔卡及其同伴获得平反,大批占据领导层的斯大林主义者被迫辞职。新闻界与民众获得了公开表达自己不满的机会。于是,1956年6月,波兹南市成千上万的工人走上街头,举行罢工,要求面包、自由以及终结苏联的支配。10月19日,波兰联合工人党政治局会议决定结束苏联控制。会议期间,苏共头目赫鲁晓夫带了六人从莫斯科飞抵波兰,要求把亲苏的波兰党与军队的头目保留在政治局中。但是,波兰党蔑视苏俄压力,开除了亲苏头目,并选举哥穆尔卡为党的领袖。此为东欧举事之滥觞。
   
   第三,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从1956年10月21日开始,爆发了大规模学生与工人的示威,呼吁威望很高的纳吉(Imre Nagy)上台组织政府,并强烈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匈牙利工人党于10月24日提名纳吉出任总理,卡达尔为党的第一书记。在随后几天里,纳吉的新政府对街头反叛者的要求作出了更多的让步。10月30日,纳吉宣布放弃一党制度,实行自由选举;同时,他还要求苏联自匈牙利撤军。31日,苏军开始撤离布达佩斯和其他城市,11月2日,纳吉谴责了东欧共产国家的军事防御体系,并宣布匈牙利中立。此举超出了赫鲁晓夫改革所能容忍的限度。11月4日,赫鲁晓夫在毛泽东、周恩来等的支持下,悍然派遣苏联装甲部队开入布达佩斯和其他大城市,严酷地镇压了匈牙利的独立运动,纳吉也被处死。起义虽被弹压,但毛氏的疑惧情结则愈发深重了。
   
   这一情结迟早会发酵的,并且,是倒海翻江似地发酵。
   
   众多的事实和研究都表明,从直接原因看,确实是鸣放中的一些言论促使毛泽东改变了决策。这点不可否认,有众多史料为证,兹不赘述。但从长程的历史追踪分析,从毛泽东后半生的基本行为方式以及意识形态看,习惯性的朝令夕改,以及反斯报告后毛的意识形态强化,恐怕才是最基本的根据。那些言论,只是导火索而已。而后面这一更基本的因素,长期地毒化了中国人的基本道德水准,
   
   人们注意到,1957年四、五月,仅仅十几天时间,毛的想法说法有了一个180度大转弯。研究反右的朱正说:“这样中途改变主意的事,以前和以后都有,只是这一回的改变似乎太快了一点。发布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是4月27日,到写这篇《事情正在起变化》的5月15日,才过了18天。”一个如此大国家的执政党,仅仅十几天,政治方向就全盘改变了。这是毛氏行为方式的一个缩影。中共此后的一系列做派在这十几天里作了一场经典的表演,淋漓尽致。这些出尔反尔朝令夕改而脸不变色心不跳的本领,活脱脱地呈现了毛泽东及其党的道德水准,成为垂范其整个统治时期的行为方式一个基本标竿。
   
   这种反复无常的作派,在其后的统治生涯中,反复呈现。
   
   譬如,他在依靠“彭大将军”打天下,出朝鲜后,仅仅因为彭德怀在庐山上给他的信中说了几句真话,彭就马上变成“几十年来反对毛的人”了。
   
   陈伯达,被毛长期重用,在文革中甚至被任命为文革小组组长,然当其在政治上已无利用价值后,他马上摇身一变而成为与毛“三十多年来从未合作过……”的文人。
   
   …………..
   
   此类当面说谎的例子,罄竹难书。
   
   众所周知,毛泽东很在意他的“导师”地位,他一直企图“君师合一”:统治天下,教化子民。
   
   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和上流阶层对百姓的“教化”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这也就是即儒家的“德化”——小“草”老百姓必随统治者君子之道德之“风”而倒,获得教化。当然,实际的统治方式法家说得更直截了当──“以吏为师”。
   
   然而,他带给中国的是什么样的“教化”呢?
   
   以吏为师——在这样的毫无信义、撒谎已成习惯的“君王”和“百官”的“教化”下,一个宗教感相当薄弱的族群,就有了“水稻亩产十几万斤”,有了人人饥馑的“粮食吃不完”,有了全国大炼钢铁,普遍“放卫星”,有了饿殍遍野式的“莺歌燕舞”,有了假酒假药遍地的“繁荣娼盛”…..人人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几乎是全体国人都陷入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文化崩颓的伦理沙漠地带.对毛氏赤裸裸的谎言政治、言行不一的“上行下效”,使共产式政教合一的社会在价值规范方面呈现了全面分裂的境地:实际行为和宣传口号的二元分裂,隐蔽行为和公开行为的二元分裂,上层标准和下层标准的二元分裂。这多重分裂,摧毁了它公开宣扬的道德规范,导致了“君师合一”的当代后果:“风行草偃”,天下糜烂!
   
   这就是 “五七后遗症”——道德伦理的废墟。今后国人以及各国公众与政府都必须面对的中国的精神荒野。
   
   
   ──《观察》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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