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感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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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启老写堂匾

    启老走了,听到这个噩耗,顿时这位大儒的孱弱身影,在我的眼前清晰起来,那件往事也渐渐在记忆中浮起。
    自从上世纪四十年代,启功在傅增湘家里碰上张大千以后,就此常有往来。他还陪同老师陈垣一起上颐和园探访过张大千。为了证实这些史料,一九九六年初夏,我和我表哥张之先——张大千的侄孙,一起去采访了启功先生。
    启功先生名声虽大,但住房却很小,那只客厅带书房的房间,充其量也只有二十多平方米,还堆满了年久的书籍和杂物,看了叫人逼仄。因为昨天在电话中已经向他说明了来意,所以一进门,大家都不讲客套,三言两语就进入了主题。他从冰箱里取出冰啤酒招待我们,像跟自己的儿女说话一样。他记性极好,谈锋甚健,谈论半世纪以前的往事,不断有珠玑妙语吐出,你仔细品味,能领略到先生的聪明和睿智。当谈到张大千的出走时,他毫不迟疑地说,要是不走,他肯定捱不过反右,幸亏走得及时,苍天有眼,为中国保留一个人才。当谈到当右派的事,他说这是缘哪,撞着就是缘,那时讲“一网打尽”,你是鱼,他是网,有啥法子。他赞叹季羡林先生的精神,为了我们民族不再重蹈覆辙而著书立说。我们这一辈人经历的痛苦太多了,但个人的痛苦和民族的灾难相比,这又算什么呢,我不行,受不了放电影式的痛苦回忆,所以写不了回忆录。我们说到一半,正巧文物出版社的编辑送来《韩熙载夜宴图》的印刷品手卷,请启老审定,他坐在画案前慢慢打开,突然发现我俩站在他背后。他蓦地立起来道,你们坐下一起看。我说您老坐着,我们是晚辈就站在后面就行了。他说不行,要站就一起站。我们拗不过他的热情和固执,只得坐在他身边,边看边听他讲解。看完,他把手卷交还来人,回头对我俩说,我年轻时常去听鹂馆大千处看画,大千也是叫我们这样坐着看的,你们是大千的晚辈,我请你们坐,只是还当年的一份情。我心里一阵热乎,老一辈的儒家精神真了不起,这么一件芥子小事,也谨记不忘,知恩图报。我的表哥张之先是位摄影师,出过集子,他摄的荷花在全国有名,他头颈挂着相机,但看到,墙上“不准摄影”的告示,不敢造次,犹豫再三,终于发问:“启老我能破例照个相吗?”启老风趣道,我们是自家人,不限此例,随便照吧。老人家的一句话,就把我们的距离就拉得更近,既然自家人可以照相,自家人为什么不能求些墨宝,留作纪念呢。我生起了得寸进尺的念头,对先生说:“好不容易见到您一次,不向您求些墨宝会有入宝山而空手回的遗憾的。”先生似乎早就胸有成竹,问:“写什么呢?”“请您题个堂号吧。”“你的堂号叫什么?”“半空堂。”“好呀,这个名字取得好。我到房里拿纸去。”先生扶着画案站起来。“不,不,随便什么纸都行,制匾师傅会根据原寸缩放的。”我阻拦道,不忍心让他老人家劳驾。“不不,写堂匾不能马虎,”老人坚持着站起来,回房里取来一张纸,然后慢慢摩平,凝神屏息,一丝不苟地写下“半空堂”三字,写完,在左下角盖上二方印鉴。生怕印泥不干,他又拿起一支秃笔,往小瓶里蘸上少许滑石粉,在红印上反复涂抹。他那种一丝不苟的细心动作,叫人看了从心底里佩服。也许就是这种平凡作风,使他成为不平凡的人。
    有人说启功不喜欢招惹烦恼,不愿谈及往事,我却不这样认为,我想说这话的人如果不是另有目的,就是更本不懂先生的睿智和他对人生的无奈。为了给先生送行,我特地坐夜车从上海赶到北京。当我跟随北师大的员工,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前,望着门楣上上的金色大字,不由对老一辈革命家生起无限的敬意,真了不起,进了公墓还要“革命”。我也想起了先生《自撰墓志铭》中的:“八宝山,渐相凑”的名句……先生一生以教师为业,以“授业解惑”为生,谈不上什么革命,现在安息了,终于被人请进了冠以“革命”的殿堂。我真不敢联想先生进入殿堂后会去向谁报到:马克思抑或孔子?呜呼,我默默地叨念着送给先生的挽联:
   

   天下文人哭先生健忘,好好先生;庙堂公卿喜君子睿智,谦谦君子

此文于2008年08月10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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