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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荷诉泣

    --悼念张大千的三侄张心铭
   
    一幅笔墨酣畅的墨荷图,这些年来一直伴随在我的身边,她跟随我从四川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澳洲。我常把她挂在书斋的墙上,笔耕小憩时,对着她沉思一番。人亡物在,睹物思人,每想起作画人的悲惨命运和这幅画的来龙去脉,心头很难平静。总觉得有一段情未了。这次在『大成』236期上拜读了王之一先生的『洛山矶纪念张大千』一文,我辗转反侧,决定把这幅珍藏多年的墨宝,托『大成』老总沈苇窗世伯,转交台湾“张大千纪念馆”并希望作为下届“张大千三代书画展”的展品,供海内外美术爱好者欣赏,主意已定,虽说有忍痛割爱的感觉,但这种“痛”瞬息间就变成“痛快”了。墨荷的作者张心铭(念荪)是张大千先生的三侄子,是大千先生三哥丽诚的二公子,因为他与我家二姨妈联姻,我称呼他为二姨父。我们虽说是亲戚,但因我家住上海,他们住重庆,两家是通信多,见面少。他来我家作客时,我还小,所以对他印象不深。等我长大后,有机会去重庆出差,但已经迟了,二姨父已在文革期间被迫害死了。我只能在表哥张之先的陪同下,去他坟上供一炷香。
    据二姨妈告诉我,大陆易帜后,二姨父常与张大千先生通信,因此被当局定为内控对象。文革时,造反派从他家里抄到的张大千信函中发现“吾侄毋忘此仇”一句(因张大千的养弟张正义在肃反运动中被误杀,当时张大千痛心疾首,我在他给上海女弟子潘正则的信中,也读到过此句),随即被抓去,以“里通外国罪”被隔离审查。二姨父在隔离期间饱受毒打和侮辱,有一次我二姨妈去他工作单位重庆卷烟厂去论理,也被打了出来。二姨父在隔离期间,白天所谓的劳动,是把一大堆石头,从东场搬到西场,然后又从西场搬回东场,周而复始地作无效劳动,晚上则勒令写交待,动辄体罚,遭受笞挞。在超负荷的劳动体罚下,二姨父变得沉默寡言,整天靠抽劣质香烟解闷,为此心脏受到严重损伤,数次晕倒在劳动现场,经过检查,医生告诉造反派头头说,张心铭的心脏严重衰竭,随时可能死亡。造反派怕承担责任,不久就以“保外就医”的名义将他释放了。当我的表姐敏敏去接他的时候,他已经瘦得不成人形。
    二姨父出狱后与家人团聚非常高兴,这时正逢我表姐敏敏怀孕,要去安徽的婆婆家生产。当时的交通,如果从重庆坐船到上海,要七天时间,为了避免坐船的不适,敏敏表姐买了从成都到上海的火车票,她打算先到我家住一阵,然后去安徽。出狱不久的二姨父看到刚相聚的女儿将要离去,一定争着要把她送到成都上火车,不料送走女儿的当晚,他就客死在成都一家简陋的小客栈里。当我们在上海火车站接到敏敏表姐,接受二姨父托她带给我家的礼物时,还不知此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据张善子二公的长女张心素三姑告诉我,八十年代初她去美国,给在台湾的大千八公通电话,在电话中大千八公问,你三哥心铭好吗?心素三姑回答,三哥在文革中死了。大千听罢,在电话中饮泣了好长时间。二姨父最后一次来我家作客是一九六一年,那次他和我姨妈有经济条件畅游江南,还得感谢周恩来,起因是“公买公卖不许称霸道”的人民政府,不出钱“收购”了张大千留在大陆的一批的敦煌画作后,在社会上颇有异议,此事给周恩来知道了,问当时的文化部长齐燕铭,张大千的那批画付了钱没有?齐燕铭回答,没有。周恩来说不付钱不行,你去了解一下价值。后来齐燕铭去问谢稚柳,张大千的画值多少钱?谢稚柳回答,这怎么算得出来,这些画都是大千的精品。当年他雇佣了那么多的人,有学生,有脚夫,有喇嘛,又动用了那么多的车辆,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大千花钱如流水,光他用掉的钱就不得了。齐燕铭说,你就说个数罢。谢稚柳断然回答,我说不出。后来由齐燕铭做主,批了四万元人民币,还作了限制,规定其中两万元交给张大千的亲属,还有两万元由人民政府保管,等张大千回来使用。据我知道,这另外的两万元至今还悬着。人民政府会做买卖可见一斑,当然这是题外话了。张家亲族得了那两万元钱后,各房分配,我姨妈俩口,就是凭了那笔钱的光,作了一次江南旅游。
    一九八三年,我为写《张大千演义》去四川采访,住在重庆之先表哥家里,我俩挑灯夜谈,自然又把话题扯到他父亲身上。他拿出一本边缘烧焦的日记本给我看。这本日记本是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投入火中,在千钧一发时,是之先表哥把它抢救出来的。这是一本他父亲青年时代的日记,里边记载着他在复旦大学就读时的一些旧事。那时他年轻,热血沸腾。为了配合前线抗战,他和洪琛、白杨、赵丹一起演话剧,激发国人的抗战热情。这本日记佐证了我二姨妈告诉我的一件事。据说二姨父的朋友和同学中不乏有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解放军进城前,有位朋友通过他去说服张大千,劝他留下,同时还带去中共某要人的一封信函和一些大米。大千看罢信,对在座的人说,谁要吃这米的谁留下,我不吃!说罢拂袖而去。
    张大千毕竟是五百年出一个的人杰。他审度时势,在关键时候作出了明智的抉择,而他的这位侄子,却只因早年信仰的错误,最后成了错误的牺牲品,这也只能怪他缺少佛教中说的“慧根”了。一九八七年,我去成都峨峨嵋电影制片厂写剧本,回沪时绕道重庆,又去探望之先表哥,这次他向我出示了两张他父亲画的墨荷,对我说,你在《张大千演义》中为我爸爸着了不少笔墨,我想送幅他的遗墨给你留作纪念。但经过文革洗劫,只乘下这两幅了,你选一幅吧!当时我正在筹备出国,我说,好,就随便拿一幅罢,我若去成国外,一定设法把它送给台湾“张大千纪念馆”,让她与大千八公的作品陈列在一起,作为永久的保存。之先表哥欣然答应了。
    回到上海后,我旋即请人将这幅珍贵的墨荷装裱成轴,然后去谢稚柳先生家,请他鉴赏。谢稚柳先生是张大千在大陆最好的朋友,又是三十年代初住在上海西门路时的邻居,四十年代在成都金牛坝时,他俩更是朝夕论艺,同桌而餐,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那怕在大陆最黑暗的极左年代,也从未间断过。大千经常通过各种渠道,把画作和礼品送到谢稚柳手里。张大千在国内的亲友和大风堂的学生,有事找谢稚柳商量,学生一概以谢叔叔“称呼之。据说那些在四十年代拜张大千为师的学生,对大千行磕头礼时,大千总爱把谢稚柳叫到一旁。学生磕完头,大千把谢稚柳介绍给他,并关照以后以“师叔”称呼,也因为这个关系,我从小跟随长辈去谢家,按着照辈分,叫他谢公公。谢公公听我说明来意后说,你二姨父是个才子,大千生前最喜欢他,他临摹大千的墨荷最具神韵。可惜他贪玩,喜欢跳舞,把时间荒废了,没把绘画坚持下去。我把画轴放在画案上徐徐展开,谢公公摩挲着画面,边看边问,心铭今年也要七十岁了吧?不……我告诉他我二姨父在文革时惨遭迫害的经过。老人家的眼眶湿润了。沉默了一会,他提起笔,哆嗦着在画的左上角,写上“张心铭为吾友大千之侄,此乃其遗作,亚法宝之”。今年是大千八公逝世十周年,心铭二姨父逝世二十三周年的忌年,我想假这个日子完成我当年在之先表兄面前许下的诺,有劳沈苇窗世伯将墨荷送给台湾“张大千纪念馆”,并撰此拙文,聊作这墨荷图的注脚。

此文于2008年08月11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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