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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城市集群为支撑,同构“江河海经济联动新体系”

   以城市集群为支撑,同构“江河海经济联动新体系”

   ——流域经济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刘斌夫

   一、发展战略思路创新,构建中国大陆“江河海经济联动新体系”

   考察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发见相邻省区间,同一省区内的地市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两点一线”的经济带相对单调和脆弱,不易形成合力、竞争力和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而三“点”(区域中心、亚中心、分中心城市)构成的三角形经济区域合作版块,无论省区内还是省际间,容易形成较为稳固、优势互补、合力与张力较大的天然合作伙伴,“三点”之间还会形成互为依存、要数积聚的城市集群或城市组团。“两点一线”经济带,例如老四川的 “成渝经济带”和成渝分治后新四川的“成(都)绵(阳)经济带”,合作优势并未明显体现,甚而有些冲突或游离;“三点成面”的“金三角”,例如“长三角”(江、浙、沪及沪、宁、杭)、“珠三角”(穗、深港、澳)、“京三角”(京、津、冀或京、津、唐+京、津、石)、“湘三角”(长、株、潭)、“齐鲁双三角”(济、青、烟+济、淄、枣)、“辽三角”(沈、大、锦)等,都已经或者正将呈显其强劲的区域经济合作优势。

   这是客观形成的“三点成面”的区域经济的“金三角”法则。

   “金三角”经济合作模块,尤其适宜于省区内或相邻省区、省际间的区域经济紧密合作与高效互动。

   每一“点”都各具区域经济强势或区位资源优势的“多点一线”的经济带、经济链模式,更适宜于全国大范围内的半紧密或半松散合作联动。例如古中国西北版块的欧亚大陆桥“北方丝绸之路”,西南版块的南亚“茶马古道”“南方丝绸之路”,以及东南版块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在国际国内长期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的进程中,形成的合乎客观规律和时代要求的经贸与文化合作链。古代中国这三条“多点一线”的经贸(文化)链,又构成一个全国性的由中心腹地向境外扩张伸延的半紧密型合作型经贸发展大体系。“南、北丝绸之路”实际上分别处于当时西南亚水系和西北亚水系,也是某种意义上的流域经济形态。

   今天和未来的“长江流域经济带”、“海岸线经济链”和“黄河流域经济带”,可以是由国家主导或协调的“多点一线”半紧密型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伴随着中国现当代城市化的发展进程。

   “海岸线经济链”,应由国家主导或协调,以中央直辖城市和特区构成其“多点”,具体表现为“京三角”、“长三角”和“珠三角”三大城市集群或城市组团为其骨干。正在蓬勃发展的“长江流域经济带”和未来必将形成的“黄河流域经济带”,应是在国家协调下,各省、市、自治区及区域中心城市携手发展的半紧密型区域经济合作形态。“长江流域经济带”,具体表现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集群(大组团)、“大武汉”和“长(沙)株(洲)(湘)潭”城市集群(双组团)以及成渝城市群团(“双子座”散点组团)为其骨干。

   两条“多点一线”的江河流域(城市+乡村)经济带,和一条“多点一线”的滨海城市(陆地+海域)经济链,构成了比古代中国三条丝绸之路更为广阔,更为强势,纵横交织,更具活力,潜力与张力的现当代中国经济发展区域合作新态势。古代三条丝绸之路,成就了千年封建经济的外向型扩展;今天和未来的海岸经济链和江河经济带,包涵着省区内和省际间的若干个区域经济“金三角”分支系统,必将并且正在始渐造就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中国经济新格局。

   二、“江河海新体系”将缩短东中西部差距,推进城市化进程

   西部大开发,要求中西部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两大经济版块有机对接,协调发展。但东、西部经济两者之间的理念与文化、资源与资本、技术与市场的深度交流、广度辐射、渗透与联动机制尚待逐步形成,近年的现状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在较高起点上继续腾飞,有的局部甚而态势更猛,而西部内陆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较低的起点上望其项背而行,有的地方与东部沿海的差距正在拉大,这就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中部塌陷”、“西东游离”的东西部经济“版块漂移”现象。

   如果倾力打造以城市(现代)经济为主干、以若干城市群(组团)为系列支点的长江、黄河沿线两条横贯东、中、西部的流域经济带,再加上东部沿海业已形成的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金三角”城市群为骨干和支撑而纵联南北、辐射海内外的海岸线城市经济链,将东部和中西部两大经济版块紧密缀联起来,实现观念、文化、信息、资源、资本、技术、市场以及对外经贸交流关系的相互对接、深度渗透、优势互补的互动效应,则东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可能性与可行性将大大增强,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就会愈加显明,中国经济将更加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

   长江、黄河在青藏高原的源头几乎交汇于一点,“多点一线”、“两横一纵”的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和海岸线城市经济链,又构成了中国“大三角经济区域”形态。这个巨大的三角区,几乎囊括了全国大部份地区。其经济辐射力,由黄河、长江沿线分别向大三角区内外直指华北、华中(即中部)和西北、西南(即西部),由海岸线直指海内海外。

   以“江、河、海流域城市经济链带”大三角区域为主系统;同时将西部地区贯通西北亚的北方丝绸之路、贯通西南亚的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大中小城市群团,营构成两个发散式的城乡经济复合链,作为“江河海体系”的副系统,中国大区域经济新布局就将日臻完善。

   随着青藏铁路开通,及其延伸向南丝路西支线上中印边境亚东乃堆拉口岸的重新启用,人们对南疆喀什“一市通八国”的北丝路南支线上西部内陆国际口岸价值的重新审视,中央《十一五规划建议》对西南“成渝城市群”地缘经济地位的初步高度估价,南北丝绸之路经济链复兴之势初见端倪,从而将改变原来东部沿海率先开放、西部内陆滞后开发的“厚此薄彼”的状况,更有效地消弭东、西部经济“版块漂移”现象,呈现西东并重、区域相对平衡、和谐发展的新局面。

   “江河海新体系”的总体构想,将城市集群(城市组团)纳入其骨干支撑位置,意在大大推进流域沿线城市化进程。目前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为75%左右,美国为81%;中等收入国家城市化率62%左右,日本为64.5%;低收入国家城市化率30%左右,中国为36%。有人将“中国城市化”和“美国高科技”,并列为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足见中国城市化之于“一体化的全球经济”的重要性。

   在“江河海新体系”框架成熟之前,南北丝绸之路复兴在即之际,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在突飞猛进的主旋律下,所表现出不和谐因素是:城乡分离、城际分离、区域壁垒、地方保护、恶性竞争、人为阻隔。

   中国科学院《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四大误区:一是唯恐城市化扩张步调加快而产生负面影响,二是盲目控制大城市发展,三是强调省区内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而忽视省际间城市群团发展的区域平衡,四是“重城轻乡”、忽视城乡统筹发展和大中城市对乡村的强力带动与深广辐射。

   然而,现代国民经济的主干是城市经济,更是“城市群经济”。近年,美国三大城市群年度GDP总额约为6.7万亿美元,在全国GDP贡献率为67%,其中大纽约区域24%,洛杉矶区域为21%,五大湖区域为20%;日本三大城市群年度GDP总额为2.86万亿美元,在全国GDP贡献率为69%,其中大东京区域26%,神户23%,名古屋20%;而中国三大城市群年度GDP总额为3.8万亿美元,对全国GDP贡献率仅占37%,其中珠三角10%,长三角18%,京三角9%。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程的明显差异。不难看出,中心城市的“再城市化”和建构“城市群经济”的任务尚很艰巨。去年11月中央《十一五规划的建议》首度正式在官方文本中提出“城市群”概念。我国尚处于“城市群经济”发展的启蒙阶段。

   三、思古览今,流域经济带是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从历史与文化角度考察,黄河、长江流域沿线,正是华夏先民从青藏高原昆仑山麓向中原、江南和巴蜀大迁徙,从游牧转向农耕的路线。江河流域沿线有着天然的文化流播关系和经济开发脉像。黄河流域沿途的仰韶、龙山、大汶口、半坡、马家窑、红山、二里头文化,长江流域沿途的石家河、城头山、河姆渡、良渚、峡江、三星堆—金沙文化,每一处文化遗迹,都是古中国农耕文明的区域中心城市原址所在。在长江、黄河沿途终端的东部海岸沿线,华夏先民开创了距今7000多年最早的中华文明——包括传统农业、手工业和原始制造业。这一切无一不在生动的说明,古代中国经济发展和文化流布的路径和脉络是:沿江(河)沿海,共生互动。实际上,在近古闭关锁国之前,长江流域经济带、黄河流域经济带和东部海岸线经济带,从来就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生命线。

   现代意义的长江、黄河流域经济带,是以沿线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及各不同层次的主要城市为基本单元,以城市集群(组团)经济为支撑,连缀而成的。江河沿线各点、各块面的经济品质殊异,各有优劣之势。“江河流域经济带”,意在打造和强化“东部带动中西部”的异质合作机制与功能。

   东部海岸线经济链,是以中央直辖的大(特大)城市和特区为基本单元,以东部“京三角”、“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和区域经济金三角为重要支撑,连缀而成。海岸沿线各点、各块面的经济品相基本等同,而各有特点。“海岸线城市经济链”,旨在铸就对海外远程扩张和对境内强力辐射的同质联动机制与效能。

   这是超越各自为政的“省份经济”之巢臼,寻求“省际大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新模式。这个全新的全国性、国际化的大区域经济合作形态和价值体系——“江河海体系”,其整体性与个性化都较为突出。

   从操作层面上建议,似可先期成立“长江流域经济发展委员会”,统筹协调长江流域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原来的“长江委”仅以水利事业协管为职能。新的“长发委”,可兼及全流域各省市区的能源(电力与矿产)、水利(防洪与灌溉)、交通(航运、海事及水陆交通配套)、大型工业立项审批、口岸贸易、生态环保、生物繁衍(林业、渔业等)河床文物考古、干流(河道与沿岸)建设及旅游开发等诸多方面的跨省区协调与管理。强化资源配置、区域协调和优势整合的中央集权,并非计划经济体制所独有,而正是“市场经济也有计划”的表现,合理开发有效利用资源、充分发挥区域合作优势的途径之一。这是一个颇值研讨的全新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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