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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星星五十年

我与星星五十年

   几 代 同 堂

   □刘斌夫

   新中国第一本诗刊《星星》,与北京《诗刊》同年同月创刊,那是1957年1月1日,风暴来临的前夜,我还未及降生于世。《星星》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与《诗刊》各守半壁江山,交相辉映。《星星》创刊时由石天河、白航主持。《诗刊》创刊时由臧克家主持。《星星》诗祸,“两白(白航、白峡)两河(石天河、流沙河)”首当其冲,殃及全国诗坛群星。这是我孩提时在乡村公立学校(破庙)里听得耳熟能详的故事。家父和“右派”段后基——我的两位蒙师把《星星》旧事悄悄当作茶余饭后的老生常谈。我童年暗夜般的心中总有一片“星星”在天际闪烁。段后基笔名蓓蕾,《星星》创刊发表处女作时,尚在孝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留校,不久即遭流放。他是“星星系”中,我所认识的第一颗流星。

   拔乱反正的新时期,我也就读师范专业。《星星》复刊。我任教罗江中学,开始零星地在《星星》诗刊发表诗作和评论。八十年代诗坛旗竿四起,“主义”林立,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我有宗无派,像个独行侠,更像群星璀璨的银河边缘远远的一颗孤星,一点也不起眼。——“星星人”却多与我有缘。

   白航先生是我“本家”,本名刘新民。他作为文艺兵随大军南下四川,曾经参加解放我家乡罗江的战斗。他最要好的战友谢明就牺牲在罗江西山坡。为此他多次撰文纪念。他任主编时亲自编发过我的诗论。神交多年,可惜我们至今未曾谋面。

   另一位“本家”白峡,本名刘叶隆,山东巨野人,生于1919年,是《星星》诗刊年纪最长者。反右时他被发落到甘孜,后平反回成都。白峡与我交往多年,几乎无话不谈。他最爱吃梁平柚子,几乎是家中唯一的水果。他耄耋之年依然声若洪钟,可惜去年仙逝了。

   流沙河,八十年代为我颁发过《青年世界》“美睐杯”诗歌奖,仅此一面,再无过从,彼此忘却了相貌。

   石天河,生于1924年,现当代中国文化界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家。是我前妻在江津师专就学时的老师。1988年8月3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卫星湖畔石天河》介绍其近况,许多难友、学生和读者方知他还活着。他作为一位老地下党员、老诗人、老编辑家,扶植了包括流沙河在内的数代文学青年。他被整为“极右”、“现反”,是《星星》同仁中遭遇最惨的一位。而今年逾八十,依然隐居重庆永川卫星湖畔。其《广场诗学》和四卷本《石天河文集》乃当代文坛“文学——人学”的扛鼎之作。他是我的忘年良师诤友。

   王志杰,也是我的忘年之交,“自贡三才子”之一。他读高中时因《星星》诗祸而落难劳改,后落实政策到省群艺馆,再调入《星星》,当时他负责西北片,偶尔编发我的诗。他最爱在家里请我吃凉拌“摘耳根”下酒。可惜我赴沿海期间他贫病而去,仅留下两本诗集《荒原的风》、《深秋的石榴花》,仍旧吹拂、绽放在我寂寞的心地。

   鄢家发,老诗人木斧爱喊他“鄢胖子”。我在罗江教书时推广过他的诗集《寂地》。我沿海十年归蓉,每年作协新年茶话会都会点头一笑。

   难忘文艺理论家游力夫人曾参明,散文家嘉嘉的母亲,当时在《星星》搞通联,勤恳而和善。八十年代她每给我寄《星星》样刊,信封上总写上“罗江县”。罗江县1959年与德阳合并而撤销,1997年才复县。可见罗江给她印象很很深。去年《星星》在罗江县搞了诗歌节。

   那时还见过搞通联的小古,眉清目秀一言不发的小伙子,听说至今还在《星星》。

   当年在《星星》见过匆匆两三面的叶延滨、魏志远、张加佰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有吉狄马加,在孙静轩告别仪式上匆谋一面。

   唐大同,也好多年未见了。十八年前他偕静轩老师来我罗江中学斗室做客,我竟然激动得忘了沏茶。

   沿海十年,我只买过两册书,其中一本就是《星星》诗刊,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农民城”龙港街头购得的。

   转眼多年,我回川不久的一天中午,梁平先生来电叫我和四川日报一位编辑一起去酒楼午餐,有西安的客人来,我方知当年曾在某次金秋笔会上有一面之缘的梁兄已由重庆《红岩》调来《星星》新任主编。同桌初识新任副主编李自国。他们在如许低谷中掀起一点微澜,实属难能。

   这么多年,我与《星星》诗刊及其同仁们若即若离,在心底,却总是梦萦魂牵!《星星》的许多编辑并未为我发过稿,却成了非常诚挚的朋友。真正的友情,也许应当淡泊功利,也许并不是要经常见面,而是你还没有想起他(她)时他(她)已想到了你,尤其每逢佳节时。《星星》五十年诞辰,就是诗人们当弹冠相庆的节日。《星星》像一个人,50年生命旅程被耽误了青春年少的20年。蒙尘的20年沧桑岁月,整个中国诗坛在默唱!《星星》像凤凰鸟——太阳神鸟,是不死的精灵,可以涅槃再生。《星星》是一颗恒星,汇聚了多少行星和卫星。《星星》像一条银河,无论岁月飞逝,依然群星闪烁。

   新时期《星星》几代诗人同堂。而今有的悄悄离去,去了遥远的天堂。群星依然挂满天穹。成都大街上,却已难买到《星星》诗刊。一个人可以没有诗,一个国度或地方却不能没有诗。诗歌是民族的精神高度。我们在人间,欲与《星星》相约,再相伴50年,一睹中华文化复兴那一刻的星汉辉煌。

   几 代 同 堂

   □刘斌夫

   新中国第一本诗刊《星星》,与北京《诗刊》同年同月创刊,那是1957年1月1日,风暴来临的前夜,我还未及降生于世。《星星》生南国,春来发几枝?与《诗刊》各守半壁江山,交相辉映。《星星》创刊时由石天河、白航主持。《诗刊》创刊时由臧克家主持。《星星》诗祸,“两白(白航、白峡)两河(石天河、流沙河)”首当其冲,殃及全国诗坛群星。这是我孩提时在乡村公立学校(破庙)里听得耳熟能详的故事。家父和“右派”段后基——我的两位蒙师把《星星》旧事悄悄当作茶余饭后的老生常谈。我童年暗夜般的心中总有一片“星星”在天际闪烁。段后基笔名蓓蕾,《星星》创刊发表处女作时,尚在孝泉师范学校读书,后来留校,不久即遭流放。他是“星星系”中,我所认识的第一颗流星。

   拔乱反正的新时期,我也就读师范专业。《星星》复刊。我任教罗江中学,开始零星地在《星星》诗刊发表诗作和评论。八十年代诗坛旗竿四起,“主义”林立,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我有宗无派,像个独行侠,更像群星璀璨的银河边缘远远的一颗孤星,一点也不起眼。——“星星人”却多与我有缘。

   白航先生是我“本家”,本名刘新民。他作为文艺兵随大军南下四川,曾经参加解放我家乡罗江的战斗。他最要好的战友谢明就牺牲在罗江西山坡。为此他多次撰文纪念。他任主编时亲自编发过我的诗论。神交多年,可惜我们至今未曾谋面。

   另一位“本家”白峡,本名刘叶隆,山东巨野人,生于1919年,是《星星》诗刊年纪最长者。反右时他被发落到甘孜,后平反回成都。白峡与我交往多年,几乎无话不谈。他最爱吃梁平柚子,几乎是家中唯一的水果。他耄耋之年依然声若洪钟,可惜去年仙逝了。

   流沙河,八十年代为我颁发过《青年世界》“美睐杯”诗歌奖,仅此一面,再无过从,彼此忘却了相貌。

   石天河,生于1924年,现当代中国文化界独树一帜的文学理论家。是我前妻在江津师专就学时的老师。1988年8月30日我在《人民日报》发表专访《卫星湖畔石天河》介绍其近况,许多难友、学生和读者方知他还活着。他作为一位老地下党员、老诗人、老编辑家,扶植了包括流沙河在内的数代文学青年。他被整为“极右”、“现反”,是《星星》同仁中遭遇最惨的一位。而今年逾八十,依然隐居重庆永川卫星湖畔。其《广场诗学》和四卷本《石天河文集》乃当代文坛“文学——人学”的扛鼎之作。他是我的忘年良师诤友。

   王志杰,也是我的忘年之交,“自贡三才子”之一。他读高中时因《星星》诗祸而落难劳改,后落实政策到省群艺馆,再调入《星星》,当时他负责西北片,偶尔编发我的诗。他最爱在家里请我吃凉拌“摘耳根”下酒。可惜我赴沿海期间他贫病而去,仅留下两本诗集《荒原的风》、《深秋的石榴花》,仍旧吹拂、绽放在我寂寞的心地。

   鄢家发,老诗人木斧爱喊他“鄢胖子”。我在罗江教书时推广过他的诗集《寂地》。我沿海十年归蓉,每年作协新年茶话会都会点头一笑。

   难忘文艺理论家游力夫人曾参明,散文家嘉嘉的母亲,当时在《星星》搞通联,勤恳而和善。八十年代她每给我寄《星星》样刊,信封上总写上“罗江县”。罗江县1959年与德阳合并而撤销,1997年才复县。可见罗江给她印象很很深。去年《星星》在罗江县搞了诗歌节。

   那时还见过搞通联的小古,眉清目秀一言不发的小伙子,听说至今还在《星星》。

   当年在《星星》见过匆匆两三面的叶延滨、魏志远、张加佰等,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有吉狄马加,在孙静轩告别仪式上匆谋一面。

   唐大同,也好多年未见了。十八年前他偕静轩老师来我罗江中学斗室做客,我竟然激动得忘了沏茶。

   沿海十年,我只买过两册书,其中一本就是《星星》诗刊,是在浙江温州苍南县“农民城”龙港街头购得的。

   转眼多年,我回川不久的一天中午,梁平先生来电叫我和四川日报一位编辑一起去酒楼午餐,有西安的客人来,我方知当年曾在某次金秋笔会上有一面之缘的梁兄已由重庆《红岩》调来《星星》新任主编。同桌初识新任副主编李自国。他们在如许低谷中掀起一点微澜,实属难能。

   这么多年,我与《星星》诗刊及其同仁们若即若离,在心底,却总是梦萦魂牵!《星星》的许多编辑并未为我发过稿,却成了非常诚挚的朋友。真正的友情,也许应当淡泊功利,也许并不是要经常见面,而是你还没有想起他(她)时他(她)已想到了你,尤其每逢佳节时。《星星》五十年诞辰,就是诗人们当弹冠相庆的节日。《星星》像一个人,50年生命旅程被耽误了青春年少的20年。蒙尘的20年沧桑岁月,整个中国诗坛在默唱!《星星》像凤凰鸟——太阳神鸟,是不死的精灵,可以涅槃再生。《星星》是一颗恒星,汇聚了多少行星和卫星。《星星》像一条银河,无论岁月飞逝,依然群星闪烁。

   新时期《星星》几代诗人同堂。而今有的悄悄离去,去了遥远的天堂。群星依然挂满天穹。成都大街上,却已难买到《星星》诗刊。一个人可以没有诗,一个国度或地方却不能没有诗。诗歌是民族的精神高度。我们在人间,欲与《星星》相约,再相伴50年,一睹中华文化复兴那一刻的星汉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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