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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联 合 政 府

论 联 合 政 府

   ——政治多元化与军队国家化是中国特色宪政民主治国新路

   □刘斌夫

   一

   抗战结束前夜的1945年4月24日,当时的民主斗士、后来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作了他的亲笔起草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强列要求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成立联合政府。

   黄一琨先生在《1946,谁丢失了和平》宏文中,较为详尽地阐述了当时的国内形势与和战背景。实质上,一开始国民政府就是国民党的政权而已。尤其进入蒋氏的“训政”阶段,国民党实行“以党治国”的专制统治,即所谓“党国”,“蒋家王朝”政体。这正给其反对党——共产党留下了不可辩驳的口实和把柄。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出现了“保持私有制,发展资本主议”的提法,这权宜之计或缓兵之策,使得工商界人士和国民党内部失意分子暂时消除了对共产党的恐怖心理,也较为有效持争取着中间力量——即各民主党派联合组成的“第三势力”。

   随着马歇尔的到来,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短暂的僵局开始打破。杜鲁门及马歇尔设想,未来中国将建立一个两党政府体制,即以共产党为少数派成为政府中具有合法地位的反对派共同执政。在美国人看来,这是当时解决中国问题的最佳突破口。而在与国民党执政的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的苏联,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斯大林早已有以长江为界国共两党“划江而治”的构思。

   美国政府明确告诉蒋介石政权,杜鲁门总统愿为中国的战后复兴给予一切援助,但这要取决于民主化的美国的舆论。而美国舆论如何才能一致赞同援华,则又取决于国民党如何对“一党训政”的专制制度进行改革。一直迷恋于一党专政一人独裁以保障既得利益集团的权利的国民党和蒋介石先生,对美国人的态度尴尬万分。

   然而问题的关键在另一边。

   1945年日本投降,使国民政府大感意外。日本人惧怕的是美国人在长崎、广岛爆炸那两颗原子弹,而不是中国人以常规武器浴血奋战殊死抵抗。此前1944年的“一号作战”中国国军遭到惨重的失败。中国军队死伤将近50万人,中国领土被凶残的日本侵略军的“南北通道”切成两半。蒋介石在这场溃败中隐约察觉到国民政府在政治上的虚弱。突然到来意外的胜利,并未使1946年的国民政府能够恢复对全国的控制力。国共两党军队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接收失地争抢地盘竞赛。在陕北和太行山“屯兵”的毛泽东责骂“蒋该死从峨眉山下来摘桃子”。共产党另一位领导人刘少奇直言不讳国共双方争夺胜利果实是“先到为君,后到为臣”。

   在对日战争期间悄然不断壮大羽翼已渐丰满的共产党军队有效地控制了华北地区。此时在远东的南亚战场殊死抗战的国民党最精锐的部队还远在云南和缅甸。更为糟糕的是,苏联红军根据雅尔塔条约出兵占领了工业发达的中国东北全境,把日本军队留下的大量武器装备和基地移交给了向这一地区“大踏步前进”的共产党军队,使后来的东北成为内战的第一个决战战场。

   此时,共产党首府延安先后接待了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总统特使赫尔利以及美军观察团。延安与华盛顿进入蜜月期。194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胡乔木执笔的社论,称赞美国是“资本主义世界最典型的民主国家。社论遣责国民党拒绝实行民主制度,而现在所进行的工作乃是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先生等早已在美国进行过的工作”。

   在新一任总统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启程前往中国之前,杜鲁门总统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中国国父孙逸仙博士所在中国走向民主过程中建立的一党训政之暂时施策,必须加以修改。在关系中国未来前途的十字路口,毛泽东和杜鲁门临时找到一个共同取向。

   二

   1946年1月11日开幕的政治协商会议成为国际国内公众关注的焦点。这是中国谋求政治多元化、和平民主建国的关键时刻。全国38名代表参会,其中国民党8人、共产党7人(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陆定一、王若飞、秦邦宪和邓颖超)、青年党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党2人、救国会2人、职教社1人、乡建派1人、其他民主党派代表9人。既是抗战的民族英雄又是专制的大独裁者的蒋介石私下对驻美大使顾维钧称:中国在国民党以外,除了共产党,其他党派都不算数。

   由各民主党派共谋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有两位主要代表人物,一是为党派团结民主建国而寻访延安,与毛泽东有过关乎“一党一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精采对话的民主斗士黄炎培,另一是被国人称之为“激越的补天者”,被马歇尔誉为“中国的甘地”的乡建派领袖梁漱溟。在专制的语境下,黄、梁二位八方奔走呼号不遗余力,为谋求政治民主和平建国的主张一直是一枕“黄粱美梦”而已。这是民主政治的先躯抱恨终生的最大遗憾。

   在这次政协会上,梁漱溟明确提出“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的重要主张。

   除了国民党人外,与会的其他代表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国民党政权的《五五宪法》是一部“人民无权、总统万能”的草案。就连已疏远民盟而投向国民党的青年党也提出:中国如果采取总统制,容易走到民主的反面;中国应实行内阁制,国会采用上下两院制。

   其实“国父”孙中山就一直厌恶英美议会政治,希望以直接民主手段来干预国民政治生活,直接运用粗放式的“国民大会”来改造代议制。国民大会由两千人组成,其结果是:如果作为集会议事机关,人数太多无法作为有力量的民意机构代表公众监督政府;如果作为直接民权代表,人数又太少,并且间接行使直接民意权,直接民意权即失去本意。

   《五五宪法》规定,各省可以制定省宪。这种区域自治法条,令以武装割据建立地方政权、并暗立将以军事力量一统天下誓愿的共产党大为窃喜,意味着可以省宪形式保障共产党军事占领区的合法政治地位。蒋骂“共匪”,共产党“解放区”却依宪法而存在,所以毛骂“蒋匪”。其实谁都是匪又谁都不是匪。蒋、毛及国共两党当时潜意识下都是迷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独裁者和奉行“一党专制”的利益集团。两位生死对垒互称对方为匪的乱世枭雄和封建末代帝王,在1946年初政治会议召开之前数月的1948年8月28日~10月10日,长达43天的重庆谈判中,签订《双十协定(国共两党会谈纪要)》。暗藏杀机的双方为拖延时间备战,堂而皇之地向世人宣布“坚决避免内战”,“以和平民主团结为基础”,“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其实双方都因为一党的权利之争而不能在如何即由谁接收从日军手中收复实地这一关键的现实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更何况将来“苍茫大地谁主沉浮”。由于一党政治利益的驱使,双方都搞假和谈真内战。休战,必然是大的内战到来前夜稍纵即逝的和平假象。

   早在抗战初期,“百团大战”引发的共产党内部高层争议,正是党派利益、小集团利益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的博弈。朱德将军、彭德怀将军以八路军总部的名义发起对中原日寇的“百团大战”,战果辉煌,大大鼓舞了当时全国民众处于低谷的抗日士气。而中共中央却认为不该搞这次战役,“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付出了代价,还暴露了实力。孰是孰非,国人一看就明白。抗日军队,无论国军共军,对日本侵略者战端一开,都首先应是国家、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军队,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盟军的一支。为国家与民族而战,岂能只顾党派私利?

   在这次政协会上,现政府即国民党“一党训政”的专制政府改组,是停战之外的另一重大的议题。国民党代表王世杰提出假民主议案:“国民政府委员会是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国民党委员应在其中占绝对多数,并且政府委员的任命应由国民政府主席提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这种继续推行“一党训政”的党棍主张甫一出口,立刻遭到与会非国民党的各党派代表强烈反对。共产党提出:“改组后的政府,应当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反驳道:“国民党一党治国是效法苏联。”共产党代表陆定一回击说:“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都由布尔什维克包办的……在中国一党专政是行不通的。中国只应实行多党政治。”

   激烈论争之时,马歇尔已曾向蒋介石提交一份《临时政府组织法》,核心内容是:由国务委员会组成临时政府;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之同意,国民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行政区纯地方事务之法令。该临时法案等于取消了国民政府的存在。蒋介石在自己的日记中耿耿于怀:这个美国人在推行民主的道路上,比共产党人还更过火,完全不了解中国现实。

   梁漱溟作为大梦先觉的伟大的民主主义者,深谙东西方哲学和中华文化要义的现代民主政治的启蒙运动思想家,最后一位圣贤宿儒或称现当代“新儒家”的开山鼻祖,毕生都在为民主而泣血努力。梁漱溟作为针锋相对的国共两党之外第三种势力——和平民主力量的首席代表人物,在政协会上拒不参加宪草小组而参加了军事小组。他一贯认为:国共两党之所以真正说得上话,就在于国共两党分别拥有自己的军队;同样,内战之所以难泯,亦因国共两党拥兵自重,互不相让。他十分敏锐的洞察到,解决时局危机的关键不在于凭空立宪而在解决军队归宿问题。即使建立了民主宪法,军队受制于党派势力,谁来为国家护法;同样,军队为党派利益之争所有,内忧外患之际,谁来全力为国民戍边守土保家卫疆。政协军事小组成员6人是:国民党代表张群、邵力子,共产党代表周恩来、陆定一,民盟代表梁漱溟、张东荪,青年党代表曾琦、陈启天。国民党代表为遏制和瓦解共产党军事力量而强调“军令政令统一”;青年党提出《停止军事冲突,实行军队国家化》的方案;民盟及乡建派梁漱溟的提案为《实现军队国家化并大量裁兵》。青年党的“军队国家化”动议,是在不否认的国民党对国家的领导权前提下谈的军队归宿。而梁漱溟则主张和要求:全国所有军队应立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归宿于多党共同执政的国家即真正意义的代表各党派及全国各阶层公众民意的联合政府,达到军令政令之完全统一(现役军人脱离党籍);同时管理军队的国家及政府,亦应是多元化政治形态下的“无党派化”的。

   梁方案在头一天周恩来缺席时竟获通过。次日莅会的周恩来称:“昨天通过的统统不算,让我们的军人脱党是做不到的。国民党所谓‘先军队国家化,后政治民主化’的如意算盘,实则是‘你先交给我军队,我才再给你民主’,趁机吃掉人民的军队。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中国共产党决不能将人民的武装‘化’于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国家’中。没有人民的武装,就没有人民的民主。”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勉强通过《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但过于笼统,难以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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