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宁先生：好！
   
   发来的资料已收到，这显然是一个倍受关注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们还应该有一种“看破世事”的心态，因为利益和仇恨一样，总是无处不在，岂可是一般的俗人政治能够抵御得了的?甚至于连那些号称脱离了“凡尘”的主流宗教，也同样摆脱不了利益带来的巨大诱惑和是非纠缠，更何况现在的时代早已经被利禄笼罩在一片浑浑噩噩之中，很难从一、两桩事例去简单敲定其中的玄机。
   
   问题还得从技术的层面来理解诸多看似明了的事实，尽管我们从不怀疑在生命的过程中、还有人在为理想、信念、立场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但于现实而言，这种高尚而纯粹的思想斗士更像是摆在传记文学里的遥远记忆，与我们今天遇到的此类人事相去甚远，更不要说那些被人恶意炒作、描绘成了“英雄”的人，简直就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不过就是一些被政治词汇包装起来的泼皮市井罢了。

   
   当然，人都可能尽有其身不由己地为难处，那种人在江湖、任人摆布的苦楚也不是每个人都承受得来的，这显然就是许多人身为棋子的悲哀……而棋子不足皆在于：非但不能对自己可悲境地引起深思与自悟，反倒是妄想以棋子的能耐去变本加厉的经营棋局，这往往是产生不幸根源的开端，就算其结果能收获到缸满钵满的程度，终究不外是一场以小博大的赌局。若用毛泽东的话来解读此意的话，就该叫：小石头砸大水缸！想来是最为贴切不过。
   
   而实际上这远不是个赌注或投机心理的问题，进而还有着一整套的思想价值和理念的问题。想当年我们在研读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时，还应该记得这样一句话：无产阶级失去的是什么？失去的只是锁链，而他们将赢得的是整个世界！尤见得马老先生这句话是很能够深刻揭示几千年来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博弈心态的。而很多人正是接受了这样的政治价值观，不惜拼尽一生光阴、牺牲大众社稷、遗害历史未来，甚至还假借各种光鲜华丽的词汇、盗用公众的政治名誉与道德信用来行个人功利之实，这显然就是彻头彻尾的阴谋家、野心家行径！
   
   由历史的经验来看，象秦末时期的刘邦、元末时期的朱元璋，无不是由社会的最底层崛起、最终成其为旧制度的“掘墓人”。这些所谓的政治变革样板大约不失为“中国式革命的典范”，但事实上这种社会变革的结果只是由一个新的利益集团代替了一个旧的利益集团，政治的本质还是专制、还是奴役，而同时、历史又为我们创造了一个由“草莽”到“英雄”的不死神话，让今天许多满腔英雄主义情结的踌躇之士魂牵梦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诚然，每一个时代都有其意识形态争夺主流，或许在我们现代所处的这个时代来看：充分解决好人的社会性是融入世界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而单单就人于社会中的独立自由性方面来看，我们被社会所给予的尊重程度显然还达不到文明要求的一般水平。例如在言论、集会、结社等诸多政治权利的享有上，我们几乎是被一种貌似法制的统治力量给强行剥夺掉了的，这种境况是我们已知有史以来不为多见的，甚至比某些历史上的封建专制时代还要黑暗。所以，就我本人的认识水平而言，解决后者的问题反而是所有问题的关键。
   
   至于说很多人可能在表面上是给予这种目标以积极的姿态的，而偏偏又在行动上采取“经营”的手法、想来也是不足为奇的，总体上说，除了有三分之一的人身上还具有中国“独立自由知识分子”那种“不为三斗粟米折腰”的文人品格之外，另有三分之一是属于当今王怡、余杰之流那种、现象上仿佛是“完美知识分子”的人，这类人在文化品格上又象是民国时候的郭沫若，闲来无事就大骂蒋介石，等当上了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时，又反过来《重新认识蒋介石》。
   
   而剩下的三分之一里面少说有一半本来就是专制体制内被贬罚的遗老遗少、残渣余孽，这类人不外是假借民主、人权的词汇来构筑对“当权派”话语反击，骨子里期望重构的仍然是“顺我者昌”的独裁政治。在前苏联的政治历史上，叶利钦不是也扮演过“民主改革派”的领袖角色吗？可当国家政治的操控权一旦掌握在其手中，布尔什维克的红色专政旋即转为个人揽权的“总统专政”，纵有“国家杜马”、“上院”、“下院”又奈之如何？所以，这一类人物多与晚清时候的袁世凯同属一路，势不利己的时候就出演锐意改革的急先锋，胜券在握的时候就撕开脸面堂而皇之的搞专制复辟。这样的事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何其之多。
   
   最后这三分之一的另一半人当属“难能可贵”的，他们的头脑中时时刻刻还绷着一根“阶级斗争”的弦，总认为社会的变革唯有“摧枯拉朽”就别无他途，随时对批判与怀疑的立场言论都表现得象一只亢奋的大公鸡，姿态上更有如是鲁迅笔下那种“拿着毛瑟枪的战士”。这类人对于政治而言只知道看历史的伤痛和沉疴，并不作眼于世界和平发展的大趋势来看问题。甚至于在观念还流露出那种“只要在根本性上能解决问题，付出再大的社会成本也在所不惜”的“毛式革命”理念，简直就是一堆“泥腿子革命”的标本和化石，他们这些人看似没落，实际上对于社会的文明、理性的社会发展而言是有着潜在的破坏性的。
   
   以当今世界来看，未必是只有“政党政治”才能够推动社会变革与发展的，乐观一点说，“价值政治”、“需求政治”同样是促进制度文明不可低估的变革力量。
   
   似乎仅仅这样说还有点卖弄概念之嫌，我们不妨举一个浅显的例子来说。以食品行业中的“苏丹红”造假行为来说，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无一例外的意识到这样的恶果必然构成对公众的身体侵害，自然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必须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并不是说处于社会高层的特殊阶级就可以有资源和技术的便利、独自为这部分人建一套体系，这显然是不合符时宜的。因为即使是只有少数人处于体系的安全庇护之下、得到了生命及其利益的保证，而多数人却不断的处于体系的安全设置之外、并因此失掉生命和利益，那么，这样的体系又岂能有安全性可言。
   
   这个例子想要表达的根本意思是：当我们意识到“苏丹红’”的毒害性时，社会就必然构筑起共同的价值利害；当我们需要进一步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社会也就必然会形成共同的权利需求。我想，这远不是一个党派或一个制度所能够阻挡得了的前进力量！
   
   当然，要真正树立起价值利害与权利需求的观念尚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还需要众多的社会良心学人、知识分子在思想政治和文化立场上树立起毋庸置疑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树立与否事关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甚至是一个文明制度的建立问题，远不是拿一个什么制度来就能代替什么制度那么简单问题。
   
   以满清灭亡之后的历史现状来看，无数的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都试图在中国建立起类似于西方的文明宪政，但事实上不论是哪一种宪政模式来到中国都是被玩走了样的，究其原因来看并不在于中国人不懂得去遵守游戏规则，而在于很多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最终因变革过程中的利益诱使（这种利益的诱使表现更可能是个人的历史功绩、历史荣誉等等）、蜕变为社会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在思想与结果之间形成巨大的事实背离。以近代首开宪政的孙中山及其国民党为例，尽管说其个人思想具有着无可争辩的民主自由精神，但他同样开创了“以领袖代党”、“以党代国”、“以党代民（民族、民众）”、“以党代社会”的统治模式，并使之成为中国后现代政治统治的格局和样板.
   
   至少说以今天的西方的民主政治来看，任何民主自由的国家绝对不会搞一个类似于“克林顿思想”、“密特朗理论”来作为国家社会的领导纲领的，这几乎让我们误以为西方国家的领导人皆是些思想贫乏、碌碌无为之辈，仿佛是只有中国的政治模式才更具有“社会凝聚力”。如果这种假设能够成立的话，那美利坚或法兰西的土地上必然是各州独立烽烟四起、枪炮厮杀之声不绝于耳，焉能有和平安宁存在？
   
   所以，只要我们把问题作一个简单的比较，自然就能明白历史以来的中国“党政治模式”是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诟病的。
   
   上述言论为个人学习、思考之感悟，若有偏颇之处还望先生批评、指正。
   
   
   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康成
   
   2006.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