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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12月18日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


    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沉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性、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20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89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89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70年代出生的人80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89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16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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