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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世界的语言学转向

   我受教育的年代,文风流行晦涩,文字流行朦胧。这样一个深刻的“语言学转向”至今少有人研究。近三十年来的汉语特征之一,就是学会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把普世的问题“中特”化、把现实的问题历史化或明天化……久而久之,我们已经不习惯于用引车卖浆一流的语言交流,我们忘掉了大地上的话语,一切都是书面的、学理的、舆论的、时尚的……
   
   想起前贤,从莎士比亚、但丁,到狄更斯、巴尔扎克,到果戈理、高尔基,到惠特曼、马克-吐温,他们都是当时民族共同体的语言大师。果戈理们熟悉俄罗斯各地的方言,且运用自如。惠特曼等人则确立美式英语。这些事已经隔世。西方近代的哲学思想经过语言学转向之后,其写作日益分工细密,与传统写作同中有异。而我们的社会里至今少有百科全书式的精神个体,至今少有立言立法式的写作表达。
   
   上层的努力不够,那么,下层呢?既是官腐民败,那么民众似乎只是精英生活的拙劣的募仿者,一个劣质的翻版。民众无能代表自己,他们只能被代表。民众无能表达,他们说不出来。久而久之,在听与说时,他们已经不习惯那种简明的话语。而他们自己的话语貌似市井、乡野,属于引车卖浆之流,但实际上是精英文化及其卑劣的一支——娱乐文化对他们想当然地理解而制造出的话语产品。这些通过各种媒体分配下去的话语反过来支配了他们的生活。比如北京冯导的贺岁片所制造的话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年北京民众的日常话语生活。一个国民的真实心态,倒在大家和他自己的视野之外。

   
   这个极为诡异的民族言说空间是如此被污染,以至于从中诞生的整整几代民众都忘记了明心见性的本能。他们需要被灌养,需要别人的话,需要复杂一点儿的话语,虽然他们早已经就是王小波笔下的“十几亿傻子”。真实因此成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一旦真实来到他们面前,他们要么不相信,要么傻傻地问一句:“真的吗?”他们不相信自己正经历的生活,他们相信汉语里所宣传所论证的生活。如同他们出门不看天气,他们更相信天气预报一样,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账单,他们相信专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图表、增长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的社会做一个最真实的个体,成本高不可攀的原因。与其做一个真实的人,过真实自在的生活,倒不如去做精英,做专家学者,做成功人士。而那些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不得不在自己的文章里拐弯抹角地说一些真相。大家都用翻译语言、学理语言,比如“把把都想胡”换成“赢家通吃定律”、“马太效应”或“不落空阶级”,比如“专制国家”换成“非代议制政府的国家”……这些朦胧、晦涩的文字,充斥了我们的汉语空间。我们要了解在中国生活的真相,要了解中国心灵的来处和去路,几乎是难的。这呼应了去世七十年的鲁迅的话,今天的汉语要活画出“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是难的。
   
   陈志武教授是在美国成名的大牌经济学家,据说他是华人经济学家里的前几位了,他在我们的报纸上撰文,“国有制和政府管制真的能促进平衡发展吗?”驳斥那种把我国贫富差距归咎于市场化改革的论调。我一点儿也没兴趣看这位值得尊敬的经济学家的文章。我看见在他的文章下面,是同样值得尊敬的网友们的跟贴:
   
   ——“任何人请勿将此贴从置顶位置拿掉。切切。愚昧是如此之多,此文无论经过多久时间,仍是一剂良药。”
   
   ——“个人感觉,陈或许会抗起杨小楷去世后倒下的那一面旗。”
   
   ——“遗憾的是,在中国,这种旗手不过是凭着死力气,把一些近似大白话的真相,告诉从来都是被愚昧的叫嚣所蒙敝的沉默的大多数而已。”
   
   ——“陈先生此文中的观点,无须论证就可以体会其必定是真相所在。但为了告诉人们这些简单的真相,还不得不引经据典、绘图列表……”
   
   ——“还不得不耗用最聪明的大脑,在西方取得了成就之后,再过来重复一些近似白痴的道理,才不至于被最白痴的口水所淹没。”
   
   我看了只有叹气。不过,如前所说事情的两面,一面是精英衰败,一面才是民众的愚弱。有一个网友就在跟贴里说:“明显罗嗦了一些,陈先生应该做林觉民们那样的榜样,最好再入世一些。”
   
   遗憾的是,做成精英的人永远不会以林觉民那样的人为榜样。因此,在我的理解里,近三十年来荒唐的汉语语言学转向是厌恶革命、告别革命的表现。这里的革命一词,虽然当事人都声称是指暴力、流血一类的言行,但已经实在地跟“人性”、“人心”等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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