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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中国走向民主的根源

死水一潭却危机四伏
   由人而至社会,由社会而至国家,欲企及民主制度,则必须有符合自由、权利的“人的自我组织”和符合自由、权利、公义、法治、多元等多种社会需求和普世价值的“社会的自我组织”。深入挖掘阻碍这两者的自我组织的历史根源和现实根源,对于认识中国专制、走向中国民主,意义重大。我们思索,是因为我们关注;我们关注,是因为我们感受到了痛苦,想从痛苦中挣脱出来。
   多少人都搞不清楚,在世界上,象中国人这样勤劳、吃苦、充满“灾难感”和“人情味”的社会,怎么能够形成那么严谨而又庞大的专制统治秩序?多少人也搞不明白,今天的共产党为什么会选择“亲民”的路线?这是突然的恩赐,还是本性的必然、情势的抉择,抑或在根本上只是个普通的政治手段而已?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中国究竟在承接着怎样的统治道路?这些道路的承接,究竟是中国的文化结构问题,还是当局与人民双重的弊端所在,从而结成的解不开的死结?

   我们应深思: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坐穿牢底、奋斗不息,以追求政治开明和政治民主为目标,可为什么总是终归失败?
   而且,眼下的局势似乎比以往都要糟糕,权力、资本、军警、精英、媒体等的紧急结合程度,比之以往似乎更为牢靠和庞大,这是为什么?
   这一系列的疑问,绝非抽象的命题,更非简单地拷问意识形态领域,而是有着大量的事实背景在支持着追问的冲动。
   你可以注意到,走后门、拖关系、行贿受贿、利益分赃成为常态,从办一件普通的小事,到做小买卖,做大生意,再到权生钱、钱生权,而后继续有势,并越发挺进权力的中下层乃至权力中枢;你可以注意到,每遇到重大公共事件,要么掩盖、封锁、扭曲,要么就是安抚民心,并以“党和政府”的名义,略加施舍,略加抚慰,即可营造感恩待德、不计前嫌、不究根源之效;你可以注意到,多少人义正词严,满腹壮志雄心,可真到了试验基地,一掌权便成问题,纵有学识、眼界与丰厚经验,也在体制之内寸步难行,空留遗憾,甚至于随波逐流、同流合污,且更显智能化的侵害与无能,不说大陆如此,即使民主台湾也有如此的大把人物,诸如连战、宋楚瑜;你可以注意到,从报纸杂志到电视电台,从出版机构到网站论坛,从记者编辑到媒体大佬,我们并非看不到这当中无数才华横溢、熟透国情乃至逼近世界真相和新闻自由规律之能士,然而又究竟是什么体制、什么法令、什么政策、什么方针、什么关系网以及什么“比所有的一切都要真实”的潜规则,使得中国新闻自由排名年年居于全世界末列?……
   闭眼,自我压缩,噢,天呐,中国一片宁静,形势一片大好;睁眼,开阔视野,噢,天呐,中国问题重重,死水一潭却危机四伏。多少不容混淆的观念被混淆一通,诸如党与国,诸如政与教,诸如天与人,诸如公与私……。人说中国官场政治之学,乃全世界最深奥的学问,永远也学不完,学不透。多少高官下马,仍被斥为幼稚;多少雄才献策,更被严加讥讽。看不懂,搞不明白,不知道为什么,究竟要怎么办?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了。多少人选择了明哲保身、苟且偷生,多少人选择了不问世事、冷漠政态!企业主、摩托车司机、包工头、农民,几乎不约而同地告诉你这样一个国情:“现在是经济社会!”
   钱、钱、钱,难道就只剩这个了吗?可是反过来一想,除了挣钱,人民还能有几分做别的事情的自由和权利?保障在哪里?噢,不对,我们有宪法,有各种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就在书店里,就在书架上,就在各种法学论著里。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有多少莫名其妙的东西在试图掩盖它、扭曲它、替代它,甚至完全逾越它?
   两千年中国的政教混同体
   迄今为止,中国政治之实质,仍挣脱不开“以上‘正’下,以上‘治’下”的泥潭,非但有“正”(孔子曰:政者,正也),有“治”,而且有“教”。政治在中国,绝非简单的行政组织关系,也有家长式的教化功能。这个教化的体现,在传统中国在于君主自视之天道,在当代中国在于党主自视之党性、科学性、革命性,最近演化为“代表性”,甚至越来越走向师向生、父向子的荣耻道德教化倾向。
   传统中国的统治方略,无外乎神化君主,自视天道,道必有德,遂以德昭明百姓,万邦和谐。君主既为普天民众之人君,亦为普天民众之教皇。这与西方、中东、印度的政教之争截然不同,因为传统中国并不存在与日常社会明显分立的教会、教阶及僧侣集团。传统中国的君主人治,即是法,即是正。如同当代中国的中央与地方的磨擦一样,传统中国也存在君主与官僚层的冲突,这个官僚层的代表就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自许为子民的道德表率,以传颂“圣人之道”为治理天下的本钱。君主一般由暴力起家,必以暴力维持统治,所以传统中国的君主几乎没有不倾向于刑政的,外儒内法,特别是那些军罚、流氓出身的君主,更是法家重典的厉害角色。
   君与臣之间,两相约制,呈现政统与道统之争,但从根本上说两者都是政教中人,所争夺的还是教权,而非政权。孟子就是天下臣子的道统代表,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可视为“为民请命”的姿态,但其思想实质仍在于“道高于政”,意思就是说,政也就必须服从于道。宋代以后,直至元、明、清,君主越发专制,政教两权越来越仅仅集于君主一人之身,“诏书”之外有“圣训”,将臣、民一律当作教化对象。
   中共建政,仍属政教混同体,比“君是君,臣是臣”更大的规模的是党的上中下层,并不因党国体制而有实质意义的更改。各层之争仍在,诸如争夺阐释马列主义的教权——究竟谁是将马列主义发展到最高峰的人?官僚层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权威,而毛泽东则“反对用死人压活人”,权力两相斗争,到最后甚至不惜发动全国民众,启动恐怖文革,全国上下终于集权于毛泽东一人之身,此集权之程度前无古人,直至毛泽东死亡。此后,官僚层的反扑,也不过是继续以“四个服从”(下级服从上级,个人服从组织,局部服从整体,地方服从中央)来恐吓官僚、民众须与中央达成一致,民众仍是被教化的对象。至今,这种被教化的局面仍未结束。“党领导一切”竟是宪法内容,各种脱离或反抗这个核心的势力必遭整肃、排挤和边缘化,抑或收买统战。
   政教不分,乃中国历来的特色。几千年的专制历史,无论哪朝哪代,无论谁做君主、谁做臣子,一概如此。即使是发动共和革命的了不起的孙中山,也不得不确定先军政、后训政、而后宪政的主张,亦即:以先知先觉者领导后知后觉者,改造不知不觉者。这不能不说中国专制背景之根深蒂固,以及由此导致的深层民族心理,诸如奴性、自私、懦弱、嫉妒、堤防、一统、一律、缺乏人道、迎合世俗等。这样的背景和心理太过深远,太能创造这样无限反复、无限循环的专制局面,民主转型由此遭遇一个巨大的人民性问题。
   私人领域及个体意识被压缩
   中国的人民性问题,有两点最可体现出来:一是缺乏公共意识,一是缺乏个体意识。公与私的界限长期以来都被刻意模糊化了。前者毋须多讲,但后者是怎么回事?自私的劣根,竟可说成是缺乏个体意识吗?是的。“认识自我”已成为中国人的巨大难题。如何内省?如何找到自我价值?自己是谁?从何而来?到哪里去?信仰何在?这些内在省思都成为了中国人的难题。公对私的践踏,公共领域想方设法挖空私人领域,萎缩私人空间,挤压个体觉醒,不但成为日常现象,而且作为愚化公民、弱民公民的统治手段被予以实践,并反复运用和深化。私人意识被压缩的延伸,是私人财权、私人产权直至其它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被压缩。表达不满和抗议的机制、保障严重缺乏,甚至连基本平台和自我组织的力量都被压缩在一个相当落后低级的水平。这不但是过去几十年的事实,也是当今的现实问题。
   教权的拥有者并不在教育系统、宣传系统、媒体系统之中,而在党主手中。党主教化,不但施之于国法之内,也延伸到国法之外的私人领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已经算不了什么了,重在“普天之下,莫非党属”,任何东西都可能成为党的管理对象,乃至占有对象,且最为严厉的是强行的、有组织的、作为政治任务的、深入人心的所谓“思想改造”,最严重者莫过于彻底的洗脑,从身体到灵魂的脱胎换骨的洗礼,最终变得连基本道德伦常与基本人道主义也往往得不到维护。这一点,无论是极权时代的共产党,还是威权时代的国民党,统统都涉及其中,以至于有红色风暴,有白色恐怖,一则高度集权,一则维持稳定。
   至于能够集权和维持稳定的根源,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暴力、权力、资本、谎言等因素的集合,形成某种垄断性或半垄断性控制;有人认为是民心问题,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因此统治者所有努力均在组织性、系统性、群众性地笼络人心、钳制人心,以收心之效,即以“国家”之名行“收心”之实,从此永保太平。前者是防民,后者是亲民,两种说法似乎都能站得住脚。但是,必须说明的是,这两种方式都与现代民主政治无关。至于亲民,仍束缚于专制形态之中,并非人民真正主权,反倒呈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类似“父与子”
   的关系,仅仅是有亲民基础的专制形态。难怪台湾讨厌大陆的“天朝”
   气概,也难怪地方胆怯“中央”二字,更难怪蒋介石会有“新生活运动”之举,胡锦涛要教育人民何为荣、何为耻。这些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同一个道理:我们并未主权,从来都没有!
   国家与社会互相对立
   可以肯定地说,自秦朝以后,中国标榜“内圣外王”,而实际上仍是“内法外儒”,实际统治战略明显偏重于刑罚政治。“道之以政”
   往往很难做到,但“齐之以刑”倒是比比皆是。君主专制、党主专制,不出意外的话,一般都是自许“养”着人民,而后“教”之人民,若教而不听,则必然出动“罚”,最残酷的莫过于中国的刑罚。望文生义,“开刀”即为刑,直接威胁的往往就是生命、身体及人身自由。
   我建议诸位详细阅读《人类酷刑史》,可以感受一下刑罚政治之严厉和人性之源初,以此获得一些宝贵的震撼启示。
   政也好,刑也罢,说到底,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仍然还是类似“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要喂饱百姓,另一方面又要把百姓的灵魂抽掉,恐其生出异端,把不服从者驯化或者打压,呈现大一统局面。
   这不仅仅是我所看到的典型历史规律,也是早在两千多年《老子》的政治方略:“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在当代,无论是文革中的“唯毛独尊”,还是文革后的统治规则,仍然没有跳出《老子》所述的政策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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