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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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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六四(摇滚歌词,中英文双版)
·1993年~2003年:六四周年档案简编
·大陆政论作家:余樟法与郑贻春——附:当代大陆持不同政见之部分知名政论作家
·杨银波:与台北中央广播电台继续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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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击腐败:国家任务与公民意志

受控下的价值与判断
   国家、执政党、政府,以及众多管理机构、监督组织及其反对者的组建设立之目的,一概都是社会,并最终落实为人的自由和权利。所有的管理、监督,都是实现社会目的之手段。中国非常特殊,也非常怪异,几乎在制度层面就将这些最基本的常识颠倒了过来,统治者及其集团内部的利益反倒成了最终目的,其它一切都是手段,社会也由此形成集权式的金子塔结构。不管这方面的自由有多松动、那方面的权利有多膨胀,这个金子塔结构在强制力和潜规则的确保之下事实上是较为牢固的。历史上,除了中华民国较短的时期之外,其余自秦朝后的各朝各代(包括当今国家)都未曾改变过这种格局。
   科技、商业、娱乐与政令灌输等,只是把当今的真实国情"表面异化"或者说"表面修饰"过了一遍。从表面看来,整个国家非常平稳、非常安静,人们对灾难的普遍认识也只局限于媒体被限定报道和指令报道的那些事故、事件与案件。但是,认识不能替代真相,呈现出来的认识也不能替代全部的认识,业已发现的真相更不能替代全部的真相,意识潮流的或明或暗、真实状态的或深或浅,其实也是受控的。所以,公民本身的价值标准与判断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亦即,人民将不断思考着类似的问题:国家的历史、现实的真相是什么?将来又将向何处去?身为公民,我们应在这个时间、这个空间、这种制度之下如何抉择?等等。

   国家的任务方向是公共事务
   公民确立怎样的价值,形成怎样的判断,是在家庭、教育、媒体、社会、政府以及种种复杂条件中形成的,在被强迫接受的形成阶段之外,尚有其它许多形成空间,这就涉及到选择权与知情权。可供选择的空间有多大?知情权的空间有多大?这在外部条件上决定了公民的生存状态和发展状态。而这些状态的集合,就是整个社会的真实状态。国家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推动和保证这个状态不断向前进步,否则这便是个停步不前的国家,其统治者也是个无能的政府或者无能的政党。由此,国家任务与公民状态产生了直接联系,国家一方面规定公民义务,一方面确立公民权利,并以法律的形式保证义务的强制力和权利的保障力。
   然而,在中国,国家意志、党意志、政府意志以及形形色色的管理监督者的意志,与公民意志有着必然和经常的冲突,并且这种冲突呈现为"漫地开花"、"遍地开裂"的局面。从保险福利、教育医疗、住房农业、基础设施,到贫富分化、腐败问题、人口问题、能源危机,再到政权公信力、官商责任感、社会安全,再到国家安全、民族利益、国际地位、国际声望等方方面面,无不存在着冲突。而这些方面,恰恰是重中之重的国家任务,也是公民最为关注的国家重点目标,与公民自身有着普遍的联系,因而具备与人人切身的公共性。国家的任务方向,恰恰就是那些与人人切身的公共事务,诸如打击贪污受贿,或者实现住宅、农业、教育和卫生保健等领域的国家项目,诸如考虑能源领域的技术更新,或者发展交通和信息通讯,它将根据社会各阶层的状态和意志,选择不同程度的轻重缓急。
   官员腐败是最有害的公共腐败
   打击腐败应是国家第一任务,也是当前社会、公民的第一意志。制度性腐败最危险的第一产物,是官员腐败。权力越大,权力越不受制约,则腐败的可能性和腐败的直接后果、间接后果就越大,然而其腐败成本却越小,追究成本却越大。官员腐败是最有害的公共腐败,也是在中国官场之中最难击倒和根除的恶势力,具备制度性循环灾难的一切鲜明特征。往往是基于后果的过分严重,或者基于权力斗争、分赃斗争的需要和不得已,某个已遭孤立的腐败官员才得以被追究。官场腐败群体的直接领导者或事实上的幕后指挥者,比当地任何黑社会性质组织头目更为危险,有时二者互为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伙伴关系,有时二者恰好就是同一人。
   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是,经过官场训练的有组织犯罪,远比未经过官场训练的有组织犯罪更为精明和成熟。官场中的深奥学问,是能够让你心服口服地接受指鹿为马、黑白颠倒的事实,权力和势力是作为强大控制力和诱惑力的存在。许多人都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黑社会人物竟然对毛泽东那么崇拜,也搞不懂为什么某些境外毒枭们竟然也曾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不明究竟的人只能找找李宗吾的《厚黑学》,却连地皮都没有踩熟,就象微不足道的小政客一样,张牙舞爪地腐败和张狂起来,最终结果只能是最幼稚可笑的悲剧下场。但凡是腐败高官或智能型犯罪组织的首领,一般都是中国社会最深刻的研究者,他们熟读党史、纵横千秋,对制度内幕久经窥探,对社会状态了如指掌,对社会各阶层的心理状况更是摸得滚瓜烂熟。只可惜,这类人在根本上走错了方向。
   权力、腐败与黑社会:"警界黑帮案"
   8月10日,广东省肇庆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四会市"龙兴社"特大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自1999年以来,以龙杰锋为首的"龙兴社"黑社会性质组织以四会罗源镇籍人员为基础,多次在四会城区及周边地区进行有组织的杀人、故意伤害、寻衅滋事、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等各种犯罪活动,并通过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绑架、故意杀人、受贿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取非法经济利益,共造成四人死亡、三人重伤、二人轻伤、11人轻微伤,在四会市城乡横行一方。法院审理时,31名组织成员受审,场面何其壮观!
   请注意,该组织头领龙杰锋此前曾相继担任四会市东城派出所警察、四会市公安局经侦大队警察,而四会市公安局副局长陈国阳、治安管理股股长张伟洲更是龙杰锋的"保护伞"。这不是一般的黑帮,而是将有组织、有纪律的警察权力与同样有组织、有纪律的黑社会权力牢固嫁接的"警界黑帮"。又明又暗,或明或暗,结果明也是暗,暗也是明。若不是2005年2月24日龙杰锋被两名持枪青年开枪打死,广东省警方恐怕也不会赶紧组织专案组来彻查此案,更不会从震惊警界的"警察被杀案"侦查为更加震惊警界的"警界黑帮案"。从1999年到2005年,此六年之中,这个横行霸道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却一直那么安全、稳定,可以想象有多少双"体面"的黑手压案不报、通风报信,甚至助纣为虐。
   100%完成原始资本积累:"二胡兄弟案"
   就在"警界黑帮案"宣判的第二天,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顺义区"二胡兄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自1996年以来,数十名刑满释放或有劣迹者,参加到以胡亚东、胡亚风为领导者的犯罪组织中,该团伙有组织地多次实施故意伤害,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敲诈勒索,寻衅滋事,非法经营,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行贿,包庇,窝藏,帮助毁灭证据,赌博,非法拘禁等犯罪活动,长期在顺义区有组织地以暴力、胁迫手段欺压、残害群众,导致四人重伤、二人轻伤,称霸一方。法院审理时,34名组织成员受审,场面同样相当壮观!
   这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犯罪组织,成员包括无业人员、农民、个体经营者、公司老板、职员、国家工作人员,甚至还包括一名"军师"级别的律师张秋臣。至于"保护伞",那就更多了,比如顺义区城管监察大队高丽营分队队长常有生,顺义区公安局预审员刘海英,顺义区看守所警察彭银生、郑葛等。比起广东肇庆的一般严重的刑事犯罪的"警界黑帮案"来,"二胡兄弟案"的犯罪组织程度更上升了一个层面——已100%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这个组织,是以顺六环停车服务有限公司、非法采砂场、顺义区后礼务村承租地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有了固定而丰厚的资金来源,他们便招兵买马、招人买枪,同时也通过权钱交易达到逃避法律制裁的目的,乃至享有在押期间"从看守所驾车到歌厅娱乐"的无上自由。
   基层政权黑社会化:"卜国全家族案"
   基层政权的黑社会化,是比以上两个黑帮案更为危险的信号。由于基层政权的领导者享有各种财权和对资源的管理权,而且家族势力、宗族势力在基层占领绝对优势,因此,其腐败与维持腐败的能量也就越大。7月24日,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汉源县"卜国全家族"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案。自1998年以来,卜国全纠集了以其兄弟卜国银、卜国华、卜国兵等人为首的家族成员,以山利公司、苏古铅锌矿、苏古砂石厂作为支撑,制定了严格的帮规纪律,长期通过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有组织地进行强迫交易、寻衅滋事、敲诈勒索等多种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群众。法院审理时,18名组织成员受审。
   据四川省公安厅介绍:2003年基层选举以前,卜国全是汉源县乌斯河镇苏古村村委会主任;2003年基层选举时,卜国全落选,拒不承认新一届村委会,拒不交出村集体的帐务和公章,并成立"苏古村理财小组"来取代、控制村委会,公然对抗乌斯河镇政府。该组织有头领、有骨干、有成员,八年以来聚敛钱财、垄断矿山、称霸一方。一般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至多跟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绑架、抢劫、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赌博、放高利贷、贩毒、拐骗、窝藏、脱逃等一般刑事犯罪相关,再升一级就是非法持有枪支、非法买卖枪支弹药,倘若再升一级就必然与权力产生联系,要么是对抗权力(如妨害公务、袭警、整官、报复政府甚至取代政府等),要么是拉拢权力、权钱交易,要么就是占据权力并以权力作为犯罪手段和掩盖工具。
   审思国家任务,参与国家建设
   今年中国各级人民法院宣判的黑帮案相当多,仅以四川为例,就有轰动全省的眉山"任兵黑帮案"、成都"周德斌黑帮案"、内江"徐万奎黑帮案"等。我今天特别提出广东、北京、四川最近的三个黑帮案,实在是看到组织犯罪背后的权力阴影过大,而权力本身也在这样的社会状况之中形成为比黑社会力量更为恐怖的恐怖力量。无论从最基本的国家利益、国家价值出发,还是从最基本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以及打击犯罪、打击恐怖主义的角度出发,这种状态实在应成为举国公敌、全民公害!然而,这又并非"某党本质"就可一笔带过的问题,此状况之严重实在与太多的复杂条件相关联。就算把一个政权批判得体无完肤,就算把黑帮辱骂得怒火中烧,也并没有把这种状态的形成基础和稳固机制彻底搞清楚、搞详细,并把来龙去脉清点得滴水不漏。如果没有这个过程,我们所获得的信息就是非常表面的。
   比如,这帮人横行时间如此之长,这到底是为什么?为什么国家偏偏要在这个时间密集宣判?是有意释放某种决心、塑造某种威信、整肃某种势力,还是确确实实要反腐、打黑、除恶?而当前的"这个时间"又正面临着怎样的国家安排呢?即使单纯从法律角度说,被告人及其辩护人在如何辩解?具有资本意义的巨额罚金和查获的财产、赃款等又将流向何处?那些受损的人们如何能够确保获得法定赔偿?这一切的疑问,其实也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审思国家任务。我不希望每一次的专项打击都成为震慑力和威吓力,更不希望每一次的国家灾难都被转价于全社会。对于善良、守法、关注国家的公民而言,我们只是需要深层次的真相,只是需要义务与权利对等的待遇,只是需要国家建设的参与权,这是我们的意志,也希望成为国家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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