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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波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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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季刊《黄花岗》印象
·不灭的理想——杨银波的人生故事和写作经历
·杨春光资料简编(1956年~2004年)
·反思[民工粮]等四个特别事件..
·政论作家:一种重量级的人物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分子
·寻人启事:寻找我的外婆朱云富──暨撰述梁家简史(1922~2004)
·中国农民工调查:成本.教育.再教育
·中国农民工调查:我的四个制度建议
·杨银波答记者、读者:关于中国青年问题
·简评“十.一八”重庆万州事件
·问卷调查:面向中国大陆知识公民
·访谈:我的五个交流建议──兼谈工会
·底层调查--透视民工梁如均
·杨春光之妻蔡东梅访谈录..
·2004年秋 《中国劳工研究》杂志创刊号 《档案:关注农民工的大陆非政府力量》
·酒后杀人──学生教育的恐怖暗角
·19岁民工孙家利工伤调查记录
·假如我是一个普通的村委会主任
·刑事实论--兼谈高难度的实干精神
·关注中国少年犯
·《中国农民工调查》最后总结
·童工 禁而不绝的群体
·为师涛呐喊,为师涛助威
·共同关注风雨中的涨谷村──中央电视台首次到我家乡采访险情
·公布:救助自由诗人杨春光事迹报告
·■上苍保佑说真话的诗人——来自杨银波的一些感慨
·论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文章者,乃千古之事
·杨银波档案简编(附图)
·自由亚洲电台讨论:三作家传唤事件(附音频网址)
·杨银波声视媒体活动集(观看/试听)
·赵达功访谈录:深圳农民工调查
·一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会员的声明
·今天且要暂别 他朝也定能聚首--致诸位同道、并致杨银波本人的一封信
·《百年斗志周刊》发行百期
·笑红尘──2004年终稿
·论当前农村基层政权腐败模式
·当前农村股份固化运动
·新年回顾 我的媒体活动报告
·立志书——2005年第一稿
·当前中国大陆公众传媒评议
·与普通中国人对话
·对话:普通外来工的矛盾与反思
·中国青年的精神和思索
·盘古乐队 今后的路还很长
·三个年龄层的女工体验
·电台专题活动之后的五点感悟
·鸡年自访--2005年新春献词
·《签名网》与公民政见的传播
·2005年春节记录
·审视政府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1)——
·推动民间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2)——
·捍卫媒体信息公开──开辟大陆信息公开之路(3之3)——
·深圳宝安 请你解决民工的艰难
·赌博--物之几者,非所靡也
·当前大陆启蒙网站与敢言网站综述.
·论电子杂志的实践与障碍
·赌博与杀人
·警察杀人 一个必须研究的问题
·致狱中郑贻春──现代化学者的受难
·强奸幼女:一个激起民愤的焦点
·蹂躏幼女 权力魔掌之下的惨剧
·不正常的中国家庭故事仍在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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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诉索赔“名誉权”的非正常官员
·探索道路:《公民正刊》策划杂感
·村委会主任当选就职演讲辞
·青年节致青年读者的一封信
·彻底改革村民自治制度为民主自治制度
·踏上选举之路 不信东风唤不回—村委会主任竞选演讲辞续稿
·向《生存之民工》全体工作人员致敬
·联名上书:解13名民工燃眉滴血之急
·公民办刊:在强势压迫之下
·治安体系:从亲属被盗说开去
·致中国21省新一届基层自治组织
·底层缩影曹建纲一家的生存挣扎
·为弟弟杨丰友受重伤致宁波官商人物
·从1672 元拖欠民工款调查到的广州大案
·中国民工:一个训练行动力的维权重镇
·一封民工公开签名信
·办一份敢为您说话的杂志《维权通讯》刊词
·暴虐之下 不能只有心灵抗争-关于维护农民工具体权益的解答陈词
·沉重的青春──少年时期摇滚歌词——
·村级民主自治制度草案(提要)
·民选村委会致信党选党支部
·调查:一个农民工家庭的经济帐目
·母亲说——“让我怎么回报他们”
·民主论坛》七周年七则感慨
·以此为鉴:工伤,痛在广州番禺
·与台湾著名主持人杨宪宏对话
·电台主讲节目《民工的钱与命》策划书
·让活生生的残酷现实说明这一切--《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让我们直面不和谐的劳资矛盾——《民工的钱与命》主讲系列
·把焦点集中于扩大民工的选择权
·1
·《民主论坛》第七周年简略报告
·民工之死:脆弱的生命—未必比现实更残酷的不似小说的小说
·采访病床上的母亲梁如成
·河北“马堪敏案”深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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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奸新闻自由,悖逆新闻规律——反对"应对法草案"第45条、第57条

"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社会安全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统一、准确、及时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并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草案第45条
   "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情节严重或者造成严重后果的,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五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草案第57条
   此草案,专指正在提请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尤其是第57条,目前乃是遭到诸多媒体同行及学者名流的普通激烈反对。据《财政》杂志透露:参与草案审议的应松年和参与草案起草的于安,皆已明确反对第57条。应松年强调该条款阻碍资讯公开,于安强调该条款阻碍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以及公众知情权,他甚至公开澄清:"不知道怎么加进这一条的,专家讨论的时候是没有这一条的。"

   须注明的是,应松年是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委员,于安是清华大学教授。其他体制内反对者,还包括崔克清(国务院安全管理专家小组成员)、高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展江(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与传播系主任)、张千帆(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等。近日,各记者论坛、各编辑论坛已是闹翻了天,各传媒、各网媒更是接连收到诸多反对投书,网友接连跟帖抗议不已,民间、海外最为声势猛烈,毫不留情,直指这两个条款乃是"当局恶法"……。一时之间,《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关于限制媒体报道突发事件的条款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副主任汪永清,成了《突发事件应对法》草案的传声筒。他认为:"政府掌握的突发事件信息往往最多、最全面","人民政府应当安排记者到事件现场或者临近事件现场去采访","如果政府就是不发布信息,或者它发布的信息不及时、不准确,就鼓励你揭发它。如果你揭发它,它要处罚你,你有意见可以到法院告它去","政府要对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进行管理的资格,来源于它先发布消息,而且这个消息是准确、真实、及时的,这是它取得资格的一个法律条件"……。
   照此说来,政府的权威性无论在任何时候都是毋庸置疑的,而媒体则只是其协助工具和被管理对象。采访需要"被安排",需要"被指定时间、地点、对象",必须在采访前给"有关方面"(中国特色的一个词)打招呼,媒体的报道功能被严重置后、趋于被动,任何媒体首先要看的是政府的脸色,政府若错了,你再"揭发"它,可你究竟怎么揭发呢?告到宣传部门去(行政途径)?告到法院去(司法途径)?为何就不能公开批评政府?真是越抹越黑,难圆其说。难道,媒体就只能永远为行政权力打下手?
   表面看,此草案确实是在约束政府,刻意增加了政府的责任感和透明度,如"官员不及时发布突发事件信息将可判刑"、"政府不安排记者采访将被追究",然而统一宣传口径的真正目的,却是控制舆论、阻碍自由。此草案的预设前提是:公众是愚蠢的、不明是非的,媒体是添乱的、不懂政治的,为此,政府迫不得已扮演领路人和指挥官角色,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管理"、"罚款",这一切的权利皆来自于总习惯于垄断信息的政府,媒体任何时候皆不得偏离政府具有强制性的意志。以此深推下去,后果真是不堪设想,现就试推八处——
   ◆后果之一:政府垄断信息,虽然其所垄断信息的唯一真实性、准确性、快速性、全面性无法被证明,但它仍要强行垄断,这叫强权,且是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强权。政府非但不放权给媒体,反而强行规定其义务,媒体的权利与义务严重不对等,就是连很有限的权利也不受保障,反被一次又一次地强行剥夺。
   ◆后果之二:腐败官僚、黑心商人的掩盖、逃脱空间骤然变大,媒体监督功能严重丧失。凡属强势者世袭领地之内,媒体只许报喜,不许报忧,粉饰太平,沦为帮闲,稍有批评便遭干戈相见、罚款示惩。媒体行业之中,"唯上论"必然大行其道,陷入被审查和自我审查的困局。
   ◆后果之三:媒体堕落为行政权力的卒子,恐惧于官商之权,投鼠忌器,被强势直接控制和利用,也被公众鄙视和抗拒。易于出现更多的记者受贿现状(如收取"封口费"、"好话费"等),而形形色色的腐败成本和风险却在持续降低,从此腐败肆虐,媒体公信力缺失,全行经济萧条,公众知情权丧失,国民素质恶化。
   ◆后果之四:媒体从业人员担惊受怕、如履薄冰,他们无法掌握报道的尺度和范围,而唯有政府才具有对尺度和范围的解释权。媒体强调的知情权与而政府强调的国家利益、政府机密严重冲突,如此,则媒体的倒退绝非人才的倒退,乃是体制性的逼迫倒退,更是舆论监督和法治的倒退。
   ◆后果之五:此违背宪法"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草案之条款一旦审议通过,则公众舆论的价值被严肃法律一笔抹杀,严肃法律毁灭了常识,抵抗了国家最大之法,实属违宪。同时,根据宪政原则,公民只是把一部分权利让度给政府,政府行使的也只是有限的权力,两条款所述与宪政原则严重背离。
   ◆后果之六:政府对于新闻报道的行政管理权被以法律形式确认,这更是公然强奸新闻自由。"小政府、大社会"的模式永无可期,政府仍然沿袭"大而全"的包揽统治战略,政府职能非但未能转为服务性质,反而变本加厉,加深其强制管理的色彩。
   ◆后果之七:此"突发事件"并非"彼突发事件",草案所述之"突发事件"被夸大,媒体可能触及的"地雷"也随之一起增多。在美国、德国,突发事件一般指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战争危机、石油危机、自然灾害、重大疫情、恐怖事件,但并非指事故及大案,更非指同样被夸大了的"政府机密"。政府夸大"突发事件"的范围,是其既不自信也不信任媒体和公众的明证。
   ◆后果之八:突发事件具有不可预料性、负面性、复杂性、敏感性,然而影响却大、关注度很高,时常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媒体追逐、竞争的焦点,故而,限制报道突发事件已属悖逆新闻规律,乃是强行逼迫中国媒体倒退。今年《京华时报》创刊五周年,其刊词就曾对此宣扬得十分明确:"我们认为,重大事件的报道是媒体权威性的重要标尺。……在《京华时报》的平台上,重磅新闻的完美采访与策划永远至尊无上。它总会位居最重要的版面,总会占据最多的报纸空间,总会动用最精干的采编队伍,总会尽可能多地消耗大家的脑细胞。"重大突发事件的新闻报道是新闻报道中较为特殊的方式,它考验从业者的专业素质与业务能力,其第一要求便是时效性。此时效性,要求新闻记者在"第一时间"内出现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要以"抢险"的精神和速度"抢"出应报道的新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向公众发布有关的消息。增设条款限制报道突发事件的人,不知是装不懂新闻规律,还是真不懂新闻规律。
   其它后果,还可列出许多,几乎所有强奸新闻自由、悖逆新闻规律的政府手段,都能带来相似的后果,而且这些后果还能激起连锁反应,导致恶性循环的悲剧。然而,可悲的并不仅仅是文字式的条款,其最可悲之处在于:自上而下,对这些手段的运用,真正做到了可怕的"上行下效"。高层一说,地方官员随即磨刀霍霍,犹如机器一般开足马力为之噪呼,媒体自愿或不自愿地跟风到底。往往高层没想到的,地方想得更周全,严厉压制、毫不手软,面对此等境况,地方媒体真可谓是闻风丧胆。安徽有一位区级副书记兼常委,就已召集了诸多新闻骨干、通讯员,大讲官话,且将讲话刊登于区政府网站,一副狂妄嚣张的官僚德行,其言辞之露骨令人不寒而栗——
   "不允许各自为政,各行其是,要帮忙,不要添乱","不允许进行传教、布道和发表鼓动人民群众信教、宣传有神论的报道","对于特大恶性案件的报道,必须经政法部门审核后方可发表。对正在侦察、起诉和诉讼审理过程中的案件,一般不得报道。若要报道,必须征得检察部门和区委宣传部门的同意","对区内重大突发事件的对外报道,由区委宣传部协调安排,未经同意,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抢先报道","点名批评要慎重,涉及重大内容的批评报道,应事先征求有关领导的意见并及时报道对问题的处理结果。不宜公开反映的问题,可通过内参反映。内参反映重大问题,要核对基本事实,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
   这里"不允许",那里也"不允许";这里要"审核",那里要"征得同意";这里"不得擅自",那里要"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采访报道竟要时时记住"审查、授权、批准",我不由得愤怒一问:你们把记者当成什么了?是你们喂的奴才,还是你们养的狗?境内记者尚且如此,境外记者更不必说。近年来,记者被杀、记者被殴、记者被囚禁、记者被驱逐……,多有这帮人的"上行下效"、"严防死打"之所在。真相被蒙蔽,报纸、杂志、网站、电台、电视台的自由被如此践踏,这般的浑暗,皆是恶劣吏治所致!禁令之下,看似稳定无疑,实则隐患重重。
   这些年,我最厌烦的声音,便是诸如此类:"第一,要帮忙,不要添乱"、"要帮忙,不要添乱,是媒体工作中的一项重要政治原则"、"党所希望的媒介发挥作用的方向,例如:要帮忙,不要添乱;要唱响主旋律,不要搞噪音;要遵守宣传纪律,不要各行其事";"要帮忙,不要添乱,要多宣传报道党委、政府解决各种热点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切忌片面追求轰动效应而不顾对社会稳定产生的负面影响";"要帮忙,不要添乱,宣传干部要有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大局意识,宣传工作要紧紧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展开";"要帮忙,不要添乱,要内外有别,不要随心所欲";……
   "要帮忙,不要添乱",真可谓唯上智下愚不移,典型的皇帝统治思维。思维作祟,恐惧与蔑视同在。政府恐惧于媒体的报道权与追根究底、深度挖掘,蔑视民众的知情权与智商、能力,并毫无任何理由预设了荒谬的前提——仿佛民众就是这样的,他们低素质、轻信谣言、不明真相、轻易被暴徒鼓惑利用;仿佛民众就是这样的,他们没有头脑、不会生产生活、不会组织成社会、不会理性自治——然而,历史无数次地证明,愚民之术永远也无法抵挡人类进步的潮流,一时蒙蔽的真相终将被残酷地爆晒在透明的阳光下,一切不顺从于进步规律的政令都将被狠狠地抛弃,只有合乎民意与时代的规则才可能被公众遵守、维护和推崇。
   《民主论坛》[首发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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