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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政府论》第四十七章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一,宗教圣战与政治理念
   1. Religious holy war and political principles
   所谓黑暗时代,就是二十世纪的中国文明的死亡,它将绵延到二十一世纪的复国时刻(如果可能发生的话)。这个世纪的黑暗,其核心范围,是1966年到1976年,其顶点是1971年的林彪死亡事件的前后。如果按照顶点向两边延伸的推测,黑暗时代预期可以在2040年前后结束。而刺破黑暗时代的黎明,就是在“批孔”高潮中,我们在灰烬中意外得到的圣人教化。在毛泽东思想最为炽烈而中国文明最为暗淡的197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使我在一次废旧物资的拍卖会上买到了一套三十年代世界书局出版的精装本《四书五经》。经过私下里偷偷阅读,1974年我发现了中国文明的要义:礼。这一发现鼓励我在三年之后,1977年夏天,专程前往曲阜探访孔庙孔府孔林,以便从中国文明的遗迹得到某种领悟。然而放眼所见,孔庙的文物劫掠一空,孔府全部查封闭锁,孔林(孔氏墓地)被发掘开来,深深的墓穴里飞舞着大群凶恶的蚊子,穷追不舍孤独的造访者。
   越过横七竖八长条石板,出了孔林,经过泗水桥上,到了周公庙的外围,蓝天白日满墙朱红,遭到查封的建筑和疏疏落落的农田,令人兴起“黍离”的盛衰感怀,那种深刻的宁静令我感动。周围没有一个人,“万古常春”的牌坊,体现出“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日色余辉,透露出中国礼制文明的光,是半个世纪痞子运动的乌云所无法掩盖的精神亮点,那或许成为未来世界的重要财富。
   偶然检视二十岁记录的思想笔记,残章断简中愕然呈现日后思想的萌芽,可见这的确具有“天性”性质,而不完全是“用功”与“勤思”所得。今日之局,早有预定……思想的成熟假借严冬腊月的孤灯探索,使我们悟出了事物的真相:历史过程而不是以成王败寇的检验标准,才是比较可靠的。“胜利者书写的历史”只是历史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历史的全部归宿。“以历史作为人类奋斗的归宿的历史”,才接近我们的历史观念,那就是“文明史”而不仅仅是政治史。
   黑暗时代的核心范围,来自林彪指毛泽东为“全才”和张春桥声称要对中国进行“全面专政”的文革宣告,那位湖南师范学生自命为“中国几千年、世界几百年”才出一个的全面专政之阀,集党阀、政阀、军阀、学阀、财阀等所有诸阀于一身,立志摧毁所有上层建筑,他把上层建筑理解为所有比他高大一点的东西,他的全面专政因此可与忽必烈媲美,是对党、政、军、学、财诸界无孔不入的垄断与窒息。因此我们觉得,“全阀时代”一语比“文革时代”一词更能精确体现黑暗时代的核心特徵。
   在全面专政下,礼退化成一种趋炎附势的习惯,成为专制制度的帮凶。礼的下流形态可以扭曲人格、败坏风俗,形成媚俗媚雅的从众心理,因此现代中国缺乏独立的人格,一切都以利害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得利的就是对的,失利的就是错的。
   有批评者认为,接触过欧、美、非等地的人都觉得要了解他们内心的想法并不困难,但要确定一个“中国人”对某事的真实看法就大不容易了。因为“汉人向不同的人说不同话”,即流俗所谓“见人讲人话、见鬼讲鬼话”,善于言不由衷或见风转舵,不以为耻,反以为“语言艺术”。这个行为习惯的结果,是令人觉得汉人的看法飘忽不定、行为难以触摸,而由于普遍的“见人讲人话”的风俗,使得不同身份的人接触汉人,或在不同时候接触汉人,会得到相当不同的反应和印象,这些反应和印象往往互相矛盾,若放在一起,汉人给人的总体印象就会显得费解、支离,甚至十分两极化。例如许多到中国大陆旅游的白人对中国大陆的印象都是“友善”和“乐意帮助我们”。但是黑人和亚洲人的观感就大不一样,可以看尽人间的恶形恶相。难怪有人叹息说,“到过中国、受过汉人奉迎,而仍然清醒的白人是不简单的,罗素如果没有到过中国,恐怕他对中国的了解会准确得多;如果孟德斯鸠到过中国,恐怕就不会作出中国人是‘世上最不择手段的民族’(the most unscrupulous people on earth)这样精彩的评语了。”(参见钟祖康《论理解汉人之难》)
   汉人的行为态度不是为对方的肤色制订的,而是针对对方的权力大小、财富多寡、职业“贵贱”等诸多因素,可能会让其他民族令人不安的是,汉人这样做一点也不感到痛苦, 且在一旦受到质疑时还会极力否认。尽管这种势利眼是人类的通病,但在中国社会里这种“猴戏”却几乎每人都会表演,但洋人就不容易有这样的兴致。这种现象是人伦关系的堕落造成的,而不是经典的等级制度造成的。有的现代学者说这是“身份取向”(status─oriented)、“特殊取向”(particularistic orientation)、“关系取向”(ascriptive orientation)以及“处境取向”(situation─centered),是所谓“人伦等差论的延伸”,而在我们看来,几乎是诿过古人,因为在中国文明的经典时代,这种“重重面具”并不存在──这是“费拉民族”而不是“文化民族”的特点。
   在糜烂的费拉民族的生存方式中,礼的下流形态充分展示出来。是非观完全屈服于利害观,世所罕见,已到了“失节事小、见利忘义、利就是义”的地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背道而驰,从小造就了双重人格。“吹牛不面红”的要因是费拉民族要么是无神论者,要么是泛神论者,结果在行为的道德尺度上毫无制约,因此汉人是彻底的世俗者、政治上见风转舵的投机者。因此他们评价一个人的成就时,不会单看其正面的建树,也考虑其破坏能力,只要某人有巨大的破坏力,他们就会欣赏他,甚至因而觉得他隐然有神力、有杀气,而奉他为神,例如毛泽东崇拜与西门豹治邺时的“河伯娶妇”,如出一辙,都是“恶神崇拜”。
   那么,全阀时代的起源又是什么呢?
   德国哲学家康德对犹太教的研究可以提供线索。他认为犹太教不是一种宗教,而是一套法典。1793年他在《纯粹理性内的宗教》里写道:“犹太教只是由一群人组成的一个联盟,这些人以政治法规为框架组成一个国家而不是一种教派。”尤其是,“任何宗教都必须建立在来世信仰的基础上,但犹太教缺乏这种信仰,因而根本不是一种宗教。”一些世俗化的回教徒对伊斯兰教也有类似的看法,如宣告脱离伊斯兰教的伊朗学者阿里·斯纳写道:“伊斯兰教不是一种宗教,把它当成宗教导致了数百万人丧生。伊斯兰教是一种为了征服世界而进行的政治运动。伊斯兰教的目的仅有一个:要么同化,要么毁灭。”
   “安拉神”对伊斯兰教来说,类似于“历史必然性”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宿命的预定的主宰力量,与历史教化在中国文明中只是变化的生长的辅助力量,完全不同。历史教化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力量,而历史必然性却是命运化身。
   伊斯兰扩张主义的动机,正如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的动机,是以圣战来抵抗西方文明的世俗化堕落所引起的肉欲综合症,以捍卫自己的社会免遭腐蚀。不过这不会成功,正如西方社会自己也没有能够摆脱世俗化的腐蚀一样,石头不滚到山脚底下,是不会停止的。伊斯兰教对西方的挑战与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西方构挑战十分相似,是后来的堕落者对先行的堕落者的拒绝,是不能持久的。而且在闭关锁国甚至武装入侵都不法奏效的情况下,共产主义过后的苏联─东欧和法西斯主义过后德─意─日(还有西班牙、葡萄牙以及一大堆号称“新权威主义”军事独裁政权,其中理所当然地包括了以前的南韩和台湾),迟早会“改过自新”、“向西方寻求真理”,比赛放纵肉欲的能力,社会开放和腐化堕落同时进行,就好像早期的英─美─法一样。
   从康德看待犹太教的观点来看待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毛泽东思想”),不难发现后者与伊斯兰教的相似,例如文革清教主义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阶级斗争与恐怖主义等等。这可能因为,两者都是犹太教的延伸──作为法典、国家和政治运动,而不是作为教义、教派和精神运动。同时,中国还像俄国一样,继承了蒙古统治的奴化教育,比俄国更甚的是,在俄国反击蒙古的“殖民东进的五百年间”(1480年摆脱蒙古统治─1991年允许蒙古自立),中国却进一步被满洲人灭亡,整整屈服了两百六十七年,接着被列强“轮番进出”直到如今。
   正是从这个代表外来征服的全阀时代的全面黑暗中,我们在文革的遗烬中看到了中国文明“礼”的光明──是文革及其全阀所制造的“武器的批判”,使得业已死亡的中国文明重回舞台中心,仿佛磷火成为指路明灯。全面专政的全面无礼所造成的全面无序,提示了我们,礼就是“文明的秩序”;没有秩序,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社会既然不能成立,文明如何进行?文明因此永远是进行式,无法停止也无法通过全面专政来固定下来、“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人类最可贵而别于禽兽的地方,即在于他处在变动的文明中──千秋万代永不变色的只能是禽兽而不能是人。如果我们承认一物的可贵,全在于他具有自己的特点也就是先秦所谓的“德”,那么我们就能够承认,文明基于礼,而文明的盛衰也是追随礼的盛衰而转行的。
   第五部 尘蒙之光
   Part V Covered Light
   第四十七章 圣人教化刺破了黑暗时代
   Chapter Forty-seven Instruction of Sages piercing through the dark ages
   二,经礼与变礼
   2. Classic rites and flexible rites
   我们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是生物学原则:人是生物,不论他是什么人,奴隶还是自由人,群众还是圣人,他们都是生物,虽然具有不同的社会属性。人是生物,虽然人们也分属不同的生物类型,有的人像是爬行类,有的像是两栖类,有的像是食草兽、肉食兽、杂食兽,甚至还有的像是昆虫。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奇怪的是人们竟不理解:甚至圣人也只是一个生物。
   生物尤其是高等生物的普遍特征,是生活竞争。而在动物学上越是“高等”的生物,其生存竞争与奋斗精神亦必越强,即随生物的“进化”而相应增强──也就是说其残暴性和诡秘性是日益进化的。人们梦想中的那种神明一般的人物还没有真的出现过,一种超越了非生物性质的“自我”,一种“纯粹世界的感觉者与理解者”,从来不曾发现过。我们的血肉之躯所能看见的还是血肉之躯;生活中的行尸走肉,是以一个个生物的资格在生活、奋斗、思索、探究,他的种种断言,说到底只是人类心灵的缺陷、生命世界的浮光掠影。使人们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许多著名人物好像是些利他主义者,至少好像“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生活去奋斗的”,“他们甚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救世人,去实现光辉的理想”。这是真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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