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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二章 新文化战
   Chapter Twelve The New Cultural War
   
   
   
   四,天下文明超越国际主义
   4. Global civilization beyond internationalism
   
   战国时代处在大规模兼并战争的前夕,因此流行国际主义。在文化战看来,人们曾经崇尚的国际主义,不过是遮掩国与国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的围裙罢了。“国际主义”这个名字甚至就是可笑的。既然要以“国”为主位,又何必奉上“国际”的招贴呢?既然要宣扬“国际”主义,又何必要保持“国”的本位性呢?如果仅仅把“国际主义”视为一种沟通国与国之间利益或感情的渠道呢?那么“主义”又从何而来呢?由此可见,所谓“国际主义”无非是一种宣传及意识形态,根本不能行之有效,更不是深谋远虑,怎能支配未来?果不其然,随着时光的流逝,即使联合国这个国际主义的玩偶,这块五颜六色的围裙,业已开始破损不堪,露出其无法弥补的空洞……
   
   如果问国际主义招贴的最后一角是什么时候掉下来的,我想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不久。冷战的结束使得二十世纪的“结盟交战”也随之终结,国际主义这个为结盟交战服务的招贴,突然之间变得无用。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国际主义还有市场吗?今天的人们精神多么空虚,创造性多么贫乏,除了直接的利益包括国家利益外已经一无所有──“我穷得只剩下了钱。”这种经济动物若不经过强烈的电击以治疗其神经单一病和肢体麻木症,社会的板结、文明的僵化是不言而喻的。就是在这样的时刻,“国际”恐怖主义兴起了,好像是对于此前风行的国际主义的一个绝妙讽刺。
   
   超越主权国家的人们,则不知“国际主义”为何物,太阳已经升起,蜡烛岂不多余?国际主义的宣传作为主权国家横征暴敛的烟幕,应该收场了。在天下文明的眼界下,那喧嚣一时的声响所激起的不过是历史风烟中的些微尘埃,岂足以奠定全球秩序的基础?另方面,也许在那些曾经拥有世界帝国传统的文明边缘地带,才能产生一种不被民族偏见和国家意识的狭隘性及其“国际主义”所限制的宇宙型人物,才能产生一种具有“天下感觉”的“历史无业者”。无业者则无界,不受疆域的限制,他的“天下”决不是英伦帝国、苏俄联盟、北美联邦这类的“殖民帝国”的同义语;而是像埃及、巴比伦、罗马、印度五河、中原王畿那样的“统一世界”,所以埃及虽小,在文明意义上也可算得小型的“天下”。
   
   宇宙型人物,在上述“天下型文明”的统一世界的历史上,至少产生过两打,可是在迄今为止的日本和欧美一类的“区域型国家”的殖民帝国的历史上,却从未产生过一个。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这种人物只有在“天下文明的内战烽火”中,方能诞生。各种规模的蕞尔小邦即区域性国家,从日本列岛到大英帝国,纵使发生剧烈内战也无缘得见沟通天地人的宇宙英才。但“天下文明”的内战却大为不同,足以重新奠定人类的命运、文明的前途。对“天下文明”来说,内战或与内战密不可分的“征讨”,是唯一的合理战争。这不是对等国家之间的战争,而是天下文明对区域国家的屡征弗庭:“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天下国家的内战,是真正的世界大战,而不是主权国家的争霸战──这种战争给予文明史的影响,是主权国家梦想不到的气吞八荒。
   
   对天下文明的争夺,比民族国家和区域国家之间的主权争霸战,更为残酷而彻底:这是因为人们已失去了对民族国家的责任心,爱国心也无所依附了,在一视同仁的利欲薰心下,一种超地域的英雄─暴君就会兴起:如项羽一样无畏、刘邦一样无耻。这种人不会顾惜损失,不像民族国家、区域国家中兴起的人物,毕竟受到爱国心及道德传统的约束而有所顾忌。他们只要“彼可取而代也”(项羽语录)、“大丈夫当如是也”(刘邦语录)以及等而下之的“苟富贵,毋相忘”(陈胜语录)。由于民族国家、区域国家里贵族传统的沦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陈胜语录)的无产阶级思想迟早会兴起并流行。而在贵族意识看来,无产阶级思想就是“无赖思想”,正如资产阶级思想就是“铜臭思想”。
   
   人们常说,长期的和平不利于人类进步,那么稳固的天下秩序也许有害于人类精神?无奈在全球文明的历史已经席卷大部分人的此时此刻,天下国家的罗马式或汉朝式和平,却是不可避免,尽管其展开下来究竟是祸是福,只有天晓得了。和罗马帝国同时兴起的是秦汉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同时兴起的是唐宋帝国,和英、俄同时兴起的是明清帝国。够了,现在世界应该结束“各自为政”的时代了!现在需要的是:全球文明的统一秩序。就本身的“绝对值”来说,活动在天下文明里,显然要比活动在民族国家里,价值百倍。因为前者是个“世界舞台”,可以产生凯撒和秦始皇那样的货色,而后者不过是乡下,只能产生英国女王和日本天皇那样的东西。一块大得多的土地,生出大得多的硕果,是十分自然的!在全球文明的社会运动中产生的人物,优胜者必定要超越了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的意识之后,方能整合全局,因为一种民族偏见及地方国家的意识必会引起另一民族偏见与地方国家意识的反抗,其结果无非是全球文明的分裂和内乱。
   
   尝以政治言之,民族或种族的、区域的或国家的统治,必定不如一个超越民族或种族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的统治,来得长治久安。因为一个超越了民族或种族界限的融合集团、一个超越了地方的或国家的中央朝廷,作为“天命器皿”是囊括了一切人才而不分种族、民族、区域、国家的界限,这样它在所有的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皆有牢固的社会基础,自然立于不败之地。而民族至上、种族至上、区域至上、国家至上的统治,必将引起另一种族、民族、区域、国家中的佼佼者,率众而反抗。从全球历史、天下文明的角度看,国家与民族的衰亡,并非由于战败。两大强国经由剧烈战争两败俱伤,或其一被另方的纯粹军事优势所压倒,并非不可恢复。倒是一些更为深刻的内部原因,决定此族此国的兴衰,决定它在战败之后是迅速复原,还是加速灭亡。当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却必然导致战争或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表现。“和平崛起”的宣传是不切实际的,只要是崛起,必定打破现有平衡,因此和平崛起的后果依然是战争,那么“和平崛起”岂不成了短命的咒语?
   
   不经一战,世界不会承认崛起者的新近获得的势力范围;不经一战,崛起者不可能取得与他的实力互相匹配的权利;不经一战,无以达到“崛起者的兴奋高潮”,而不落实那些一直鼓舞他崛起的强力刺激,他就无法终止高潮,达到幸福的满足状态。既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兴起,必须通过某种战胜的仪式来予以认可,那么导致战争及权利之再分配以达到新的均势,就势在难免了。没有战胜与外扩,国家民族的兴起诚然无从吸取养料、发扬光大;所以在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看来,侵略是天经地义的:没有战胜及侵略,社会就像缺乏激素似地生长维艰,因为侵略就是侵入并经略,是拓展事业,不但激励精神动能,而且聚敛物质基础。不仅古代文明如此,现代文明亦不能免俗,兴起得越迅猛的,就越需要借助于向外侵略扩张、搜刮它国财富。
   
   未来的世界,极需组织性、结构性,以容纳人类社会发展的诸多因素,提供文明据以继续生长的保障,这当然不可能通过原始的武力征服来实现。原始武力的任务仅在于“止戈”,除此而外,穷兵黩武不仅不为王者所取,且正是衰亡的预兆。于是这样新型的扩张才是真正的总体战:超越古今总体战的军国主义阶段,而进入文明建政的核心地带;结束战国时代,不再以军事手段追求胜利。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整个社会形态的争雄,文明模式的汰旧换新。文化战的总体战是文明难题的总解决,一切方法并行不悖地展开,其争战的目标不在于统治的权力,而在于统治的方式!它不是为了达到经济利润、军事蹂躏、政治控制的卑微目的,而是为了实现文化的高级趣味。文化战的主体因此不是商人,不是军队或政治集团甚至不是个别国家或国家联盟;文化战的主体是哲学家─文化人─专家的联合体,即一个崭新的文化温床。这群人将被称为“君子”,他们的首领将是天命的王者,审时度势、冷静英勇,其精神力量可以感应天地。他选择最有利的时机发动出击,其手段,多方动员,技术战、经济战、军事战、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而不必固执一端。新的人间关系代替过时的人间关系……在战争前夜,新文化已经组建完成了,而战争行为不过揭晓命运的底牌罢了。这就是文化战之“决战于战前”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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