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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一章 礼的形式
   Chapter Eleven The Form of Etiquette
   
   
   五,礼制是权力中枢的辐射
   5. Etiquette system as radiation from the power center
   
   前面说过,中国的礼制是王朝国家的政教刑法和朝章国典,是统治者治国的政治准则,是制度规程大成。进而言之,中国的礼制,还是制度文化体系,包括了宗教、法律、政治、伦理、社会制度多重内容。古代的智慧早就知悉:政治行为包含着极大的冒险性,因此,政治的智慧实际上就是选择与决策。尤其是国家政治,比常规的组织与规划,需要更为强力的选择与决策。选择─决策,作为一项社会行为,无法在封闭状态下进行,而必须容纳许多外在因素。这些因素中既有明显可见的社会力量,也有隐晦难明的神秘力量,把握后者,所需的方法就是卜筮决疑: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十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従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书经洪范》)
   
   这里描述的,既是原始信仰中的禁忌,也是实用理性中的禁忌,同样的结果,对于不同的社会等级,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仿佛说明惟有保持等差,才可以促成文明社会的形成;而保持礼制,是保证精神绵延的前提。否则不仅“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且一旦引起连锁反应的社会仿效,就会大规模发生“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的造反风潮,致使社会结构解体、文化规范丧失。
   
   任何一种社会解体和文化失范,对统治阶层而言其实更具灾难性,因为他们从革命中所失更大。对权力正在增长的社会集团来说,遵循礼制从短期看将限制自己的掠夺行为,仿佛是一种损失;但从长计议,则不失为一项养鸡生蛋的投资:既可减少守旧势力的反抗,又可以缓和新势力的报复。而表达了这项政治认识的《洪范》,因此可说是“中国文明的国家论纲”。在洪范包括的“九畴”中,第五畴“皇极”于是自然居中,发挥承上启下的作用: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于汝极。锡汝保极: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尊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于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所谓“皇极”就是权力中枢,而天子作为礼制的守护者,其自我约束的“守制”行为其实并不妨害实力的增长,反可以减小实力的不必要损耗。这譬如一项得到各方确认确保的社会储蓄──统治者的克制将会变成社会宽容传统的一部分,从而对继起者起到一种保护与规范作用。这使得统治势力衰退之后,保护他免遭贬损羞辱甚至剥夺杀害。相反,如果统治者的实力稍有增长便急不可耐地放肆逾礼、恃强凌弱,那便意味着过早消耗了自己的储蓄、自行毁坏了保护自己的社会贝壳。在这种意义上,万一“逾制”的话也不该是消费性的而只该是创造性的,否则得不偿失。礼的法度不仅是统治者的贝壳,也是社会大众的盾牌,可以用来防护整体的安全。
   
   在《洪范》设立的国家论纲看来,礼制等级对社会秩序必不可少。文明人类是一种社会生物,理性意识与个性尊严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通过礼制获得整合。而滥用《洪范》有关“惟辟作福、作威、玉食”的权力消费性理论,则可能鼓励凭藉暴力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盗匪集团,完全视天下为“打下来”的私物,从而拒绝了公器思想。“打天下”的盗匪思想在中国的泛滥成灾,造成党同伐异的恶棍们单方面截去了关于“君德”的要求,仅仅片面保留了君主特权的宣传,甚至宣传暴君夏桀的红太阳理论,结果武装集团而非文明集团主“宰”中国了社会。他们助长了这种堕落倾向:把领袖的精神特权向物欲领域倾泄,从而加剧了社会的紧张和腐化。
   
   于是流氓地痞或是蛮族酋长等出身暧昧的“皇帝”,就成了权力日增而义务日减的独夫,甚至干脆是代表某个强盗集团利益的党性头目。于是就造成这样一种恶性循环:社会越是没落,则当官做皇帝的“好处”就越大。随着这一诱惑的增大,人们就越来越热衷于攫住社会权力以便逃避社会义务。官僚与皇帝,也就日益把社会义务抛到庶民身上,结果加剧了社会两极分化,加剧了庶民的消极抵抗。人民的消极抵抗,也就采取了模仿上层阶级的方式,就是尽力逃避社会义务、极力攫取社会权力,其后果对于全社会无疑是“解构性”的──整个社会趋于解体,中国陆沉于蛮族统治:五胡、鲜卑、沙陀、契丹、女真、蒙古、满洲、日本、苏联。呜呼!中国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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