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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七章 胜利者
   Chapter Seven The Victor
   
   一,反马基雅维利的命题
   1. Against the Machiavellian thesis
   
   马基雅维里的名言是:“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这不是真理,只是真理的反面,即“颠倒了的真理”。马基雅维里也许是从回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生平中,得出这样一个片面的结论,但无论如何,从那以后欧洲的冲突就伴随着“宗教改革”开始了。在这种意义上,有人把宗教改革看作某种类似于穆罕默德教的运动,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当我们进一步考查二十世纪的各种政治宗教的教主生平,似乎这样的说法才更加接近事实:“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因为所有的先知都试图获得追随者,而追随者在受到压迫时必定会产生武装。”被毛泽东反手消灭的“法定接班人”林彪就此总结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
   
   与马基雅维里不同,我们认为类似的观念应该这么表达才比较真实:“最好的征服者以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而最坏的解放者则是以征服为目标的伪君子。”例如,在进抵巴比伦之前──亚历山大是一个希腊文化和“被波斯帝国压迫的各族人民”的解放者。但是,等到他从波斯统治下解放小亚细亚、巴勒斯坦、甚至埃及……在进占巴比伦和波斯东部之后,他的征服者面目就暴露出来了。到了印度,他就形同一个横行无忌、打家劫舍的强盗了,最后在疫病的折磨下不得不悄然撤军。这就是许多正义战争沦为非正义战争的关键因素:野心膨胀。
   
   “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这并非一种道德渴望的结果,而是一个政治上的需要。对于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来说,“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也不是一个趣味问题、一个理想问题或一种驰骋文学幻想的结果,像亚历山大钟情于荷马笔下的阿基里斯那样。谁能证实,在这些超常狂热心灵的深处,没有隐藏着狡黠的理性和清醒的掂量呢?事实上,“以一个解放者的面目出现”──作为策略是有效的,可以尽量减少征服的阻力,战略的花招其实是容不得玫瑰色十足的“理想主义”的。例如,一切真正的开国领袖创造者,他们带来的并非实际上的解放,而是实际上的压迫。不但压迫别人也压迫自己,否则他的政治业绩是难以问世的。在这种意义上,袁世凯比孙中山更加接近“开国领袖”的定义,所以正如后来人们攻击的,他也是一个“窃国大盗”。但是开国领袖确实需要成为一个解放者,不仅是宣传上的、也是实际上的:他们相比过去的政权多少有点解放性(即使袁世凯也不例外),但对未来的世界则无疑是压迫者了。结果是讽刺性的:开国者们必先成为一个解放者,才能成为一个征服者,而后成为一个压迫者,最终成为一个“反动统治者”──这个完整的过程,并不需要几百年,往往只需要几十年,甚至是短短的几年、几个月。历史记满了这样“卑鄙的事实”。这就和“在商言商”的股票市场一样,这分钟买进,下分钟卖出,翻云覆雨,买卖不同,但关键只是一个“获利”而已,作为政治家稍微不同的是,他还要使舆论偏信他不是为了获利而是为了正义(公众利益)而行动的,并这一偏见上升为“事实和真理”。这样,他就不仅建立了“实力”而且建立了“精神力量”。而在更为深入的考察中不难发现,“精神”作为一种权力形态甚至要先于“暴力”、“武装”这类权力形态而诞生;结果,唯独胜利了的“精神”才可能拥有武装。所以我们不同意马基雅维里有关“一切武装的先知都胜利了,一切没有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的论断,而认为“一切胜利的先知都武装起来了;一切失败的先知都取得不了武装”。
   
   人类命运的最初的战斗是在“精神意识”与“精神意识”之间展开的。其间的历程也许很长,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以上……但是,一种“精神意识”能否拥有武装,乃是它胜利与否了的基本标志。它所拥有的武装强大到什么程度,它的胜利曾经就达到什么程度:也许这不是“狗眼看人低”,而是人眼观察世界和参与世界的通常方式,因为人的历史就是通过“成王败寇”这一“狗眼坐标”来测度的。不仅日常生活,而且更为漫长的往往以千年为单位的文明史,也是受到这一坐标的无耻测量,就像大妓院测量其信徒的身材指数一样──“实践(成王败寇)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当然在我们看来,思想家应是“内向的”,否则产生不了思想;但是实行思想的人却必须是“外向的”,否则实现不了思想。甚至,一种思想愈是高深,则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卑鄙”、道路就愈是幽僻;一种思想愈是博大;实现它所需要的手段就越是苛刻、道路就愈是狭隘……一种思想越是力图净化世界;它毒化世界的副作用也就相形越大;一种思想其越是纯净,就越是容易被乌七八糟的罪恶势力所利用……这正是历史证明过的“思想命运”,即“思想在现实政治中的命运”。
   
   至于“先知”,那更是需要先完成文化领域的解放和征服,然后才进入政治的领域,最后才进逼到军事领域。至于针对人民生活方式所作出的改变及征服,包括改正朔、易服色、变语言等,则是下一步的勾当,是上述征服活动业已宣告终结的标志,是“完成征服的凯旋仪式”。相反,胜利的征服者不到展示上述仪式的时机,并不会显露其赤裸裸的征服面目,而会披上悲天悯人的“解放者面纱”,以首先收拾那些被老暴君弄碎了和绝望了的民心……
   
   军事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政治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政治权力的新屏障,则难以持久。政治上的解放和征服、奴役,若不达成文化上的成果,并以之作为社会秩序的新屏障,亦不能持久。所以,文化上的彻底征服、同化,实为一切征服、奴役的最终形态和可靠保证。任何形态、任何级别的征服,若不达到文化征服这一目标,必难在历史的泥沼中屹立长久……
   
   是的,历史可谓一片汪洋无际的、毫无生气的、阴沉郁闷的、吞噬一切、腐化一切的泥沼,在这名为“历史”的死泽中很难“建立”什么,因为历史缺乏稍为长久的可靠基础。在历史中所留下的,只是某些“痕迹”、某种“影响”而已,正如人可以在烂泥中留下痕迹与影响,而不能建立什么可靠的足迹。一切政治上的大帝国都寿命不长,唯独文化精神可以通过扭曲变形而传诸后代,这就是“建筑”(政治)与“影响”(文化)在历史泥沼中的不同命运。政治帝国之所以有历史意义,在于它为某种新型文化的滋生与发扬提供了温床和摇篮。照这个结果看,征服者们也不完全是伪装的解放者,如果他们确实解放并发扬某种新文化,而不仅仅是解放与纵容那批旧人民……没有文化,就没有社会意义上的“人民”,所以,对文化的解放、发扬、培育远比对人民“广行贿赂”式的仁政更令他们感觉兴趣,也更易取得社会成功:旧的人民将被新的训政,改造成新的人民:“大学之道,在新民、在明德,在止于至善。”(《礼记大学》)于是征服过程告一结束。这种结局似乎具有双重好处:不仅可强化世俗秩序,也由此创造了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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