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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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五章 宗教的战略
   Chapter Five The Religious Strategy
   七,战略是“生命的适应能力”
   7. Strategy is "adaptability of life"
   生命,预先存有极大的适应力,以免环境突变时一夕绝种。战略,就是作为生命适应环境的一种方式而出现的,而宗教作为战略的终极形态,则可以被我们看作生命适应环境的终极形态。那么,宗教到底是怎样帮助生命适应环境的呢?原来,宗教动员了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把无情的宇宙有情化,或说是把非人的环境人格化。不但如此,高级宗教(其实低级宗教也一样)还把宇宙的本原予以亲情化,与人父子相称,甚至把万物拟人化,与敌对的生物环境进行认同。其实在万物有灵论的后面,掩藏了生命的极大适应性,那就是说“我并非孤立的”;其机制与现代唯物主义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所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为人与万物既然同等,甚至是一块本来就没有生命的物质,那还有什么变化是可怕的呢?还有什么结局是他不敢面对的呢?
   这种适应性毫无疑问是命运赐给人的“生存资本”──看来“资本主义的罪恶”原来是和生命一样地古老:甚至在文明出现之前──就有“生存资本”出现了。否则,“生产资本”是根本不可能崭露头角的──人类就是因为生存资本的卓有成效,才步步为营,登上生产资本的太极殿。
   就生命的适应性而言,“过犹不及”的意思是说:精力过剩和精力不济,是同等严重的危机;而“生存资本”一旦过剩,生命体便渴望斗争、扩张,在对它物的攻击与损毁中,渲泄这因为多余而变得有毒之物,这一宣泄就构成了“生命的浪费或曰投资”;投资岂不就是最大的浪费。和平,就意味着对这些生气勃勃者的无情的压制和打击,“道德”和“文化”因此压制的借口、打击的手段。
   这就是“文明”的要求。“文明”要求生命一律,要求不同的个体实现刻板的协同,要求“枪打出头鸟”甚至歼灭出类拔萃者。这并非中国社会的特长,这是一切“文明社会”的归宿,一种社会意义的“暮色苍茫”。所以任何“太平盛世”都不可能享祚长久:既然它是靠牺牲人类的精华来维持自己,那么人类精华又怎能放过它呢?情不自禁地毁灭它吧,这是一场周而复始、永无宁日的搏杀!
   为什么而斗争?为“解脱感”而斗争,为“充实感”而斗争。总之,为斗争中所能获得那种捕食的快感而斗争。而且要活食!所以人们看到,再有钱的人都觉得自己穷──“永远都缺最后一笔钱”,那笔还没有到手的钱,一笔“活食”!人性永远对活食感兴趣,至于仓库里的东西,那是留给别人来猎取的,自己永远要追求新鲜的,包括对性伴侣的猎取在内,都是如此。猎获的斗争调动了一切生命的原动力,捕食(包括捕食性伴侣)的斗争激发了一切意志的创造力。因为,“斗争”成了是生命借以“存在”即显示自己的主要方式,所以说“生命在于斗争”。
   可是庸劣的卫生学家们却极力曲解生命的性质,他们故作神秘地说:“生命在于运动”。从而暗示大众去争购他们包治百病的狗皮膏药(中国人称日本国旗为“膏药旗”就是表达了类似的蔑视):他们就这样推销着他们的“现代赎罪券”,这种现代的“商机”!
   但是请问卫生学家们:“运动”又是什么呢?运动从来都不是无为的。体育运动,众所周知起源于军事操练。运动,只是斗争的一种低级形式“准备”状态。现代的商人出于赚钱的目的,力图抹煞体育的血腥意义,而将之贬为某种有利可图的“和平事业”。“和平”?那只是农民的种植要求和商人的诈财之道,它和人类最简洁的捕食方法──猎获的本能,是格格不入的……尤其是人在本能上最喜爱捕食的对象,就是自己的同类,“同行是冤家”。没有人愚蠢到“将体育运动当作一个目的”。佼佼者用它来出人头地、名利双收;普通人用它来“增强体质”、“勾引异性”。而“斗争”作为捕食的基本方法则大为不同:捕食动作本身就能给人以极大的满足,至于猎获得逞即“胜利到手”那就更有刺激了。胜利激起更大的野心、更强的斗争欲,仿佛胜利妙手回春、增精活血,不会削弱而只会加强人的内在“生存资本”,从而使人变得更加难以长久满足、更难伺候。这就是人生种种不安与苦难的真正来历?所以文明的进展无法减缓更不能消除不安和苦难,相反只会加剧它。聪明人为了安慰自己,就造出种种乌托邦幻想来掩饰这一真相,幻想的乌托邦诚然有助于减缓不安感和苦难感,但却无力消灭甚至无法减缓这些实际存在的不安与苦难。
   学会斗争,也就是学会、熟悉并掌握关于斗争的艺术,所谓“斗争的艺术”也就是“如何消耗过剩精力的艺术”。即使不为了任何实际的“目的”,单单为了安然度过这无聊的人生,也完全有必要掌握这门奇特的艺术。掌握这门艺术、找到适于自己生存特点的表现形式,也就是人生全部适应性的关键所在。这种适应性是所有惟利是图的市侩都能掌握的,但只有天生懂得它的人才能理解。有时,“赖皮”也是一种有效的战略。民国文人李卓吾曾经在《厚黑学》描述中国自从刘邦这个无赖大功告成以来,社会上的成功人士都是以“厚皮黑心”取得成功的,不论经商还是从政甚至做文人。但是这厚黑成功不是中国的专利,而是一切原始社会和文明破灭了的社会,所共同拥有的毛病。
   生命所掌握的战略原则就是“优势原则”,哪怕是用赖皮的即“厚黑学”的方式获得优势。在一个流行高贵的环境中,高贵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卑鄙的环境中,卑鄙是最好的战略,在一个流行中庸的环境中,中庸是最好的战略。
   什么是暴政?“暴政就是智力低下的统治阶层所构成的强权。”──这种强权拼命压制大丈夫的创造性,并企图使得这种压制永久法律化、制度化甚至道德化。弱智的统治阶层企图以腐臭的“四化”来保证他们的既得利益并为他们的纨绔子弟谋求霉迹斑斑的世袭特权。然而世界上到底有什么势力可以压制生命之火的创造冲动呢?
   许多人有幻想,但很少有人具有实现幻想的力量,更少有人拥有实现幻想的那份气运。想想总是容易的,尤其是年轻人,但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坚持下去就很难很难了,如果能把年轻时代的梦想付诸实现的,就是凤之毛、麟之角。嘿,怯于行动的家伙!谁说“干了也是空虚的”?无论怎样,干干总比想想更有影响力,历史需要的正是影响,而不追究好坏。虽然对一个创造的心灵而言,“想”总是比“干”具有更绚丽的色彩和更生动的内容,但想了不干如何验证你的所想?
   请我们不要回避:每一个人的血管里,几乎都流淌着被征服者的血液……它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崇拜权威,它使我们十分可笑地一见有权有势者有钱有魅力的家伙,就不由自主地两腿发软……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心理屈服──才是一切“社会性”的坚实基础。被征服者们更深一层的奴性,也是某种“变相的反抗性”,则是以“怀古”或“同情失败者”等形式表现出来的。这就是人性的曲折微妙之处,它写出了人性的隐秘和代偿:一方面在生活现实中服从生物法则和社会秩序,另方面在心理趣味上偷偷换点花样,来安慰或排解被征服的郁闷。这表明被征服者尚未与征服者同心同德,还只是从外部被迫服从并崇拜他们。这尤其可怜,因为只有当人从奴仆升为自愿效忠者时,他的等级才会提高。
   
   每个人的祖先,都曾是不同时空和不同程度的被征服者,奴性的血液,往往还起着某种自保的功能,所以不被视为可耻,相反,被目为可耻的并不是服从与效忠这类“社会性”,而是它的不彻底性,如“变节”。所有的社会战略都灌输一种思想:好男子乐于“被人利用”,正如好女子急于“被人使用”一样。当然,不论好男子还是好女子,都仅仅愿意被那些高出自己一筹(多多益善)的人们利用或使用。若是低于他们的人想利用或使用他们,他们就会恼羞成怒,觉得受了侮辱,因为自己被大大低估了价值!一个人,要是不懂得被高于自已的人或事业所利用;或是一个人,若未归属于一个较他(或她)更强大、更经久、更广泛、更有创新意味的人或事──那他就只能被称为一个“不幸的家伙”。
   万民有各自的道德。统治者应有统治的道德,这道德应该不同于(照苏格拉底的话)“鞋匠的道德”。失去统治的道德,统治的生活将变味,财富沦为杯水。统治的道德就是为了权力而舍弃自己,这权力欲如此炽烈,以致他宁肯失去一切个人的幸福、享乐、财富……也要想方设法满足它。这权力欲如此炽烈,是一切壮烈的理想、美妙的幻思、卓越的方案、宏大的设计……的基础和源泉。一切睿哲文明,都是其附庸和装饰,手段和幌子……统治的技巧在于有效牺牲其余的杂务来维护这一道德,来实现这唯一的本体: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行也要进,不行也要进。“达”时固然要济天下;“穷”时也要念念不忘于济天下──这样才可能终于济成了天下。人生无所谓穷达,。活着就是“达”,要是能健康地、生气勃勃地活着──就没有“穷”之可言。
   
   大丈夫不可以独善其身,因为“独善”是不可能的。一切暴政都希望智慧去“独善”,好让暴君们率领千百万愚民,宰割天下。让暴虐势力的邪恶欲望彻底落空吧。所谓“独善”,无非是摧眉折腰、自甘奴役的文饰。暴政是不会让人真正“独善”的;他们只是在施展狡计──诱骗你退出战场,然后,当他们完成了各个击破的奸谋,再来彻底剥夺你的残余自由。大丈夫决不做曾参的门徒,“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的曾参主义,只能导致奴隶精神。真正的大丈夫,视自由为不可剥夺、不可逐日削减的与生俱来之物。暴政能夺去大丈夫的名誉、地位、财产、生命;却夺不走他追求自由的执拗意志。这决不是什么书本上的理想,而是实实在在的生命本能。因为没有自由的生活大丈夫是忍受不了的,这也许就是大丈夫的“脆弱”。但他有什么办法不这样呢?
   
   大丈夫不想杀身,但丧失了“仁”他还是会死去。所谓“仁”,无非就是超越自己,甚至超越有关神明的思想。先要超越,才有独特,而价值是独特产物。不敢舍身夺得自由的人,是“无个性的动物”,既没有独立的人格,当然也就谈不上“自我实现的可能”。但大丈夫决不仅仅是“自我实现”的角色,而是一生都在反抗暴政中渡过。他的反抗不是聚敛的借口,而是尽情挥霍,挥霍陈年旧帐,开辟未知的可能。这就是大丈夫独特的自我,他以特有的方式反抗了压迫他的暴政,并因此而松动了历史业已板结的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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