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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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朦胧的光辉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四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Four The Voice of Religion
   
   
   
   六,神秘朦胧的光辉
   6. An emerging esoteric light
   
   “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作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保罗:《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宗教的背景常是朦胧而无法细察的,它既不可就近观赏,也经不起分析的推敲。然而它庄严、神奇甚至美妙,中和了人性的恶毒。例如在印度,公元八世纪以后被压制的婆罗门教从社会下层再度浮升上来,而将场面上的佛教逐渐吸收,形成了新的印度教(Hinduism),这是婆罗门僧侣把一切教义以及民间奉祀全部纳入其正统宗教范围之内而进行的“诸教混同”的结果。梵天、毗湿纽及湿婆(Shiva),调和了印度的三个主要宗教:
   
   
   1,婆罗门教是尊奉《吠陀》经的祭司阶级的宗教;
   
   2,具有各种形式的毗湿纽教、如黑天崇拜及罗摩崇拜等;
   
   3,本身就是一个复合神的湿婆(Shiva) 崇拜。湿婆的前身可以追溯到《吠陀》中的森林及旋风之神并兼任治疗之神的鲁特罗(Rudra)。
   
   梵天(Brahma)是印度神话中宇宙的灵魂和创造者,在传统的美术中他被描绘成四头四臂的形象,他渊源于《奥义书》中“绝对”观念。毗湿纽则是从《吠陀》中的日神演化而来,他骑在大鹏金翅鸟身上,遨游世界。据说,他是世界的“保存者”,在他每次创世的巨大间隔期里,都倚坐在宇宙之海的巨大毒龙身上,在这漫无边际的经过了无数世纪的休眠期中,他将宇宙尽尽包容于自己之内,当一个新的创世期来临时,他就倏然醒来──从他的脐中长出了一朵金色的莲花,从这花中,宇宙的灵魂梵天诞生了!他为毗湿纽创造一个崭新的宇宙:
   
   “在悠悠千古中,
   亿万天神都相继寿终,
   在此期间,
   多少梵天也将死去。
   在此之后毗湿纽天也不复存在,
   而这时间对湿婆则曾不及一瞬。
   当地、水、风、火、空尽归消灭,
   亿万梵天、亿万毗湿纽也尽死亡时,
   湿婆收集起众神的头颅,
   为自己做一璎珞,
   戴起来,
   作无人能仿效的单足舞──
   这里骷骼在他的八个肩上相击作响,
   他唱无人能唱的玄奥之歌,
   领受无人懂得的欢乐。”
   (一首南印度泰米尔人[Tamil]的诗歌)
   
   朦胧是宗教的背景和基础,但宗教的结晶却是神秘的光辉。伟大的宗教在这毫无锋芒的光之中,耗尽了自己最后的力量。从朦胧的背景到神秘的光辉:是宗教的生长过程。而从神秘的光辉再到朦胧的背景:是宗教的衰微过程。
   
   前一个朦胧可谓晨光,后一个朦胧可谓暮色,前者建基于纯朴的信仰冲动,后者建基于陈腐的心理习惯,可以把前者叫做“预感”,把后者叫做“迷信”。
   
   如果承认“宗教”与“迷信”的区别,那么事情就很明显了:维持群众的道德,得之于迷信的力量远较得之于宗教的力量,为多。或可以说,迷信是物化的信仰,而宗教则始终是精神性的,在世界没有代表。例如梵帝冈作为“代表”,其性质值得深思。对机构(如 “教会”、“僧团”、“家族”、“党”及一切类似的组织形式)的信仰,一般是迷信而非宗教。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可以反过来将道统文化的核心精神,视作变相的、特殊的宗教情感。当然,在伦理社会中维护并支持这一精神的势力,仍不免流为一种政治的迷信。所以要利用宗教的社会动用,那就很难排除“迷信”的一席之地。
   
   清人纪晓岚(1724─1805) 《阅微草堂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下册453页云:“法无邪正,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杀人则劫盗,用以征讨则王师耳。术无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龟手之药,可以售卖,亦可以大败越师耳。物各有所制,药各有所畏。神道设教,以驯天下之强梗,圣人之意深矣!”
   
   这与我们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宗教是战略的终极形态。即,宗教本身无优劣、无正邪:全视它的药性如何,全视它是否诊治百病,而药性,离开了受药者的状况则等于乌有。故,宗教能否德音普照,不但在于宗教如何也在于接受者如何,坏的宗教不能让好人得救,好的宗教也不能让坏人得救,所以败坏透顶的社会无药可救,宗教布道只能使之变得更坏而不能使之改良。
   
   再来看看“人间罪恶”。人间罪恶并不像禁欲宣传家主张的那样,是生命现象即欲望的同义语,而是那种会导致生命力量萎缩的失调现象,也就是某种“过度”。根据清教主义理想,消除或降低人间罪恶的方法似有两种:
   
   一,归返原始;
   
   二,改造人性。
   
   归返原始虽有感召力,但毕竟是幻想,老人怎能返归为少年呢?而人性的改变又慢得不可测度,所以,罪恶是只能“控制”而难以“消除”的,控制就是允许存在但加以限制。可以说,人性和文明本身就先天含有破坏自然状态的“过度性质”即 先天含有“罪恶”,所以清教主义的“归返原始”和“改造人性”,不可能奏响历史的终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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