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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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的声音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四章 宗教的声音
   Chapter Four The Voice of Religion
   
   一,从康德看宗教的必要性
   1. Necessity of Religion from a Kantian perspective
   
   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哲学体系,但是这些体系却被深刻的内在矛盾所分裂。例如,《纯粹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年)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能知道什么”?康德的回答是:我们只能知道自然科学让我们认识到的东西,哲学除了能帮助我们澄清使知识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就没有更多的用处了,而从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无解的。
   
   然而按照这种逻辑,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The Critique of Practical Reason,1788年)里所要回答的伦理学问题“我们应该怎样做”,就是完全不可能的了,尤其他认为,人的行为虽然受客观因果的限制,但是人之所以成为人,就在于人有道德上的自由能力,能超越因果,有能力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应该尽自己的义务,人在道德上是自主的,等等。……
   
   《实践理性批判》企图让已经被《纯粹理性批判》宣布为没有充分认识能力的人,去认识自己的道德价值,并实现这一道德价值。这简直是胡闹。康德的荒谬还不仅如此,在《判断力批判》(The Critique of Judgment,1790年)中,他还要迫使如此缺乏认识能力的人类,去扮演上帝的角色,回答类似于“我们可以抱有什么希望”的问题。这时,康德的答案是:如果要真正能做到有道德,我们就必须假设上帝存在,假设生命结束后并不是一切都结束了。据他说,与此相关的还有人类精神活动的目的、意义和作用等问题,包括人的美学鉴赏能力和幻想能力,等等。
   
   这样一来,康德哲学就不仅仅是胡闹了,而成了玩世不恭的游戏。难怪这位经常光顾妓院的老单身汉在《实践理性批判》的最后一章说,“有两种东西,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持久,它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不断增长,这就是我头上的众星天空和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显然,他企图用“星空”代替天国,用“道德”代替真理。但是这毫无说服力,因为既然人们不能认识真相,那么人的道德法则与禽兽的行为规律有什么区别呢?他所谓的上帝,因此就是《圣经》中大力批判的“假神”和“偶像”了。实际上,康德先生这种公然号召推广、使用赝品的作假态度,不仅使自己的哲学陷入二律背反,而且为黑格尔以后充斥德国哲学的大量胡说八道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开了一道无可救药的灾害之门。
   
   康德的哲学矛盾可能是一个相当典型的病历,起源于作者幼年时期的精神创伤和心理分裂:原来,其父是东普鲁士的一个马鞍匠,也是信仰新教的虔信派教徒(Pietist,在西方语言中有“假虔诚”之意),幼年康德的精神世界受到虔诚派很深影响。八岁时康德进入学校接受人本主义教育,从此便又反感宗教祈祷和教堂唱诗,并且开始怀疑注重感觉与感受的虔诚派宗教。但他毕竟知道人类不是机器,最终需要上帝和真理,所以他就自己创造了一些概念来作为替代品。康德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胸腔狭窄,心脏和肺的活动余地很小,天生就有疑病症倾向,小时候甚至十分厌世。”
   
   1795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Perpetual Peace)可以说是这位厌世者的登峰造极之作。书中提出了世界公民、世界联邦、不干涉内政的主权国家等互相矛盾的原则,至今混乱人们的思想。康德首先宣称“每个国家的公民体制应该是共和制”,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出“自由国家的联盟”,并且得到“世界公民权利”观念的支持,而共和体制应当建立在“自由”、“平等”和“所有人都服从法律”这三项原则之上;它能够保证当权者的权力受到公民的约束。共和制是永久和平的最基本的保证,因为,如果为了决定是否应该进行战争而需要由国家公民表示同意,那么最自然的事就莫过于他们必须自己本身做出有关战争的困难决定。“自由国家的联盟”则是每个国家的共和政体在国际关系上的自然延伸。由于各国作为主权国家已经具备了保障自由权利的体制,同时理性从道德的权威出发,也要谴责作为征服行动的战争,这样保持和平状态便成为一种“义务”。“于是就必须有一种特殊方式的联盟,我们可以称之为和平联盟;它与和平条约的区别将在于,后者仅仅企图结束一场战争,而前者却要永远结束一切战争”。最后,“既然大地上各个民族之间(或广或狭)普遍占上风的共同性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地球上的一个地方侵犯权利就会在所有的地方都被感觉到;所以世界公民权利的观念就不是什么幻想的或夸诞的权利表现方式,而是为公开的一般人类权利、并且也是为永久和平而对国家权利与国际权利的不成文法典所作的一项必要的补充。唯有在这种条件之下,我们才可以自诩为在不断地趋近于永久和平”。
   
   我们有理由认为,如此异想天开的设想,在主权国家存在的时代完全是个乌托邦,是基于对人性的完全无知或是故意装做无知的假虔诚。实际上,这可能不仅仅是康德的问题,而是德国人的普遍病症,德国人普遍患有自闭症,难以和人正常交往,由这样的民族来设想“永久和平”,其结果就是主权国家的横行霸道和互相屠杀,德国国会大厦的废墟,就是一个醒目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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