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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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第二章 教族:种姓制度还是礼制?
   Chapter Two Religious grouping: Caste vs.Etiquette
   
   
   
   二,斯宾格勒论“文化间的关系”
   2. "Cross─cultural relations" by Oswald Spengler
   
   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 1880─1936年)在《西方的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一书中,多从文化移植过程中产生的“走形”、“变质”,从而形成人文世界的“假晶现象”的角度,探讨文化在不同民族之间的传播所造成的后果。例如他认为,“没有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教’运动,而只有印度佛教徒的丰富的表象中的一部分为具有某种宗教倾向的中国人所接受,形成了一种以中国佛教徒且仅以于中国佛教徒有意义的新的宗教表现形式。”
   
   斯宾格勒用一种类似进化论的观念,把居住在文明发展的不同阶段的人民称为“原始民族”、“文化民族”、“费拉民族”(后文化民族)。这被认为是他的一大创见。其实,在中国文献中,类似的分类早就出现了。例如,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生女真与熟女真的区别,就是依据女真人的汉化程度来划分的,汉化程度深的,就是熟番;汉化程度潜的,就是生番。那些能够入主中国的“番人”,其实都是熟番而不是生番,如鲜卑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清人、日本人。而彻底汉化了的,就不再是番,而是汉了。这在台湾历史上也是显而易见的:明代称台湾土著为“东番”,清代称“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称“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清代书中发现生番﹑化番、熟番的用语,指那些处于生番和熟番之间的半开化民族为“化番”。文明的进展使得生番渐成熟番。熟番被称为“平埔番”,主要分布于台湾西部平原及宜兰平原。平埔族原为南岛语系民族,正是由于汉化才在明清时期就被称为熟番与化番。生番归化、生番的区划与隔离、从消极隔离到积极利用熟番的结盟政策,都是统治者以番制汉、以熟制生的策略运用。
   
   在我看来,生番相当于原始民族,熟番相当于文化民族,汉人相当于费拉民族。对历史过程稍加观察就不难发现:生番火候未到,没有力量扩张;汉人火候已过,没有意志扩张;唯有熟番兼具力量和意志,火候正好。熟番往往具有活力十足的奴隶制度,如中国文明圈内部的秦国、鲜卑、元朝、日本,以及欧洲近代殖民国家,包括废奴运动和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农奴制度的俄国和斯大林主义的苏联。
   
   斯宾格勒认为,内涵是不能转移的,两种不同文化的人,各自存在于自己的精神的孤寂中,被一条不可逾越的深渊隔开了,例如印度人和中国人在那些日子里双方都自觉是佛教徒,他们在精神上依旧离得很远。相同的经文,相同的教仪,相同的信条──但是两种不同的心灵,各走自己的路。 在这里起作用的已经不是各种形式的“原始意义”,而是各种形式本身:它们把观察者自己的创造力,灌注到对象之中。他斯宾格勒进一步追问道,那么,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永久征服”结果又会怎样呢?他解释说,人们三番五次地听到“希腊哲学如何到今天还继续存在着”,但是他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没有实际内容的夸张而已,“希腊哲学的各种概念本可以构成一个长长的目录,它被采取得愈多,则被确定的残存部分的比例也消失得越来越小”。他举例指出,现代人的习惯仅是把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说、柏拉图的理念说、以及亚里斯多德的宇宙五十二个凹型的天球等概念作为偶然的“错误”忽略过去,好像自己真的能比已经消逝的希腊人自己更好地理解了它们的意义!其实呢,“我们实际上而不仅是表面上所掌握的希腊哲学的总体,实质上等于零。”
   
   斯宾格勒再举例说:“据说,文艺复兴完全受了古典艺术的‘影响’。但是多里亚式庙宇的形式、爱奥尼亚式的圆柱、关于肖像配置、瓶画、剪嵌细工、蜡画法的种种原理、雕像的构造因素等等都怎样了呢?为什么这一切都未曾发挥‘影响’呢?……某个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意欲表现的东西,其实是他身上先天具有的东西,从他所面临的一系列过去的形式中,他真正看到的只是少数他想要看到的形式,并且当他需要它们的时候才去看它们──换句话说,与他自己的意图一致,而不与原始创造人的意图一致,因为从来没有现存的艺术认真地考虑过那种意图。你可以试着一个因素接着一个因素地去了解埃及雕刻术对初期希腊的‘影响’,那么结果你将发现:除了希腊人的追求形式的意志从较古的艺术储藏中吸取了一些它无论如何都会在某种型式中为它自己发现的特征以外,并没有没有什么‘影响’存在。在古典的景观的周围,有埃及人、克里特人、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波斯人、腓尼基人正在工作,或已经工作,而且这些民族的工作──他们的建筑物、装饰品、艺术品、祭仪、国家形式、字体、和科学──希腊人了解得很多。但是从所有这许多工作中,古典的心灵又选用了多少东西作为它自己的表现方法呢?”
   
   斯宾格勒认为,不仅艺术上如此,法律上亦然:“我们可以把罗马法当作一种体系的例证,这种体系显然历两千年而未改变,”,其实这是假象即假晶现象,例如,在希腊罗马世界中,“本国”和“外国”之间的界限位于两座市镇之间,而在闪族世界这一区别则位于两个宗教社团之间。“异教徒”一词在中东地区,就正如“敌人”和“侨民”在罗马人和希腊人中间的含义。恺撒时期取得罗马公民权对于高卢人和犹太人的意义,就像加入伊斯兰教对于一个被征服的部落那样重要──他们可以因此进入主流文化和领袖民族(就像后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的行列中,而不必再承受额外的压迫和苛捐杂税。所以,“同样的”罗马法其实在三种不同的文化(希腊罗马古典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教文明、近代欧洲文明)中,实际上经历了三个完整的演变过程,而在每一文化中又各有其完全不同意义。……罗马法之所以变为卓越超群的,只是因为罗马作为一个单位城市获得了──如同在其他条件下亚历山大里亚也会获得的──支配古典世界的最高权力,而是首先通过罗马的政治胜利,随后又因为罗马独占了大规模的实际经验。
   
   相比之下,“希腊文化从未用希腊语形成一种法学,结果人们就忽略了希腊法和罗马法在时间上不是平行的而是相继的这一事实。罗马法是较年轻者,并以较古者的长期经验为前提条件;事实上,罗马法创制得很晚,而和它以前的希腊范例相比,却创制得很快。深刻影响法律观念的斯多噶哲学的全盛时代,继希腊法的全盛时代而起,先于罗马法时代。”
   
   在斯宾格勒看来,文明的浪潮显然像自然界的浪潮一样旋生旋灭,具有极大的偶然性,无法重复完整地继承理解。在文化的这种特性之下所合成的更大范围的世界(如“全球”),会有怎样的特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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