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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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书坑儒的《资治通鉴》——从第一战国到第二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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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一次就被杀害一次
·纪念一次就被杀害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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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
·六四屠杀的30年麻雀效应造就了西方人的分裂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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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可以加入中华联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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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撕咬毛主席
·毛主席撕咬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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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我的奋斗》就是纳粹的《古兰经》
·希特勒《我的奋斗》就是纳粹的《古兰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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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都是逃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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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第一章 全球危机

   Chapter One Global Crisis
   
   
   四,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同一性
   4. The global integration in the 21st century
   
   人类有史以来,城市始终都是文明的中心,所以“农村包围城市”(苏联化)正如忽必烈南侵以“牧地代替农村然后坚壁清野以攻略城市然后……”的“改造中国”(蒙古化)一样,只能带来社会倒退,不能带来文明进步。土制高炉不能建立现代社会,一如横刀夺爱不能确立礼义廉耻。而解决当今全球化问题的秘方,也不是降低全球都市的影响力(如文革摧毁城市相似于古代的“蒙古化”运动),而是推进都市辐射力,连点成线,连线为网,建立全球统一秩序。
   
   (一)全球都市正在走向同一性
   
   正如德国记者汉斯─彼得·马丁(Hans-Peter Martin)与哈拉尔特·舒曼(Harald Schumann)合写的《全球化陷阱──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Die Globalisierungsfalle/The Global Trap: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sault onProsperity and Democracy)一书所反问的,“哈佛战略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真的懂得国际事务吗?
   
   早在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夏天,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曾在美国面向研究外交政策的知识分子的刊物《外交事务》上发表了一篇论文,提出了现在已经非常时髦的问题:“文明的冲突”。他的命题是,为什么决定未来的不再是社会理论冲突或秩序政策冲突──如冷战时期那样,而是受宗教与文化制约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然而这种恐惧有道理吗?这位哈佛战略家解释说,民主的西方将与世界其余地区,与专制君主和神权政治国家,诸如萨达姆、侯赛因或阿亚图拉·霍梅尼所结成的联盟进行最后的冲突,后者甚至会得到有工作效率的、信奉儒教的、低工资国家的支持。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
   
   在新的空间日益狭小、全球都市紧密联系的世界内,各国精英们正和大众一起接受全球性统一文化的约束,这是从政治文化观念到流行娱乐产业的全面沦陷。在另一方面,如美国负责全球问题的前第一国务秘书,与克林顿总统关系密切的一位亲信蒂莫西·沃思认为:“中国很快就要碰壁”、“中国的崩溃也许很快就会成为压倒一切的话题”。因为“中国农民已经对贫苦的农村生活感到厌烦。他们的流动大军已有一亿多人,在贫民窟中寻找生存的地方,远离居民委员会的任何监督”。这样一来,正在崛起的东亚尤其是中国,必将被社会的分化和断裂所威胁,哪里还有余力去结合深深陷入现代化革命之前夜剧痛的伊斯兰教地区,去反对西方的师傅呢?何况在任何意义上,东亚现在都没有一个“信奉儒教”的国家(最多只有小半个朝鲜:即南韩尚未基督教化的部分)。正如我在《国际反恐战争,建立全球政府──兼论“文明冲突论”之谬》(《观察》11/25/2002 )一文说过的,“当前的反恐战争,并非‘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是文明内部的冲突,是现代文明系统里的未开发国家与已开发国家的冲突,是全球文明的消化不良症。”
   
   很显然,在“历史的终结论”自身已经终结、“文明的冲突论”自身陷入冲突的今天,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及其构成的“同一网络”已经开始攫住各种四脚乱踢的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并一把提出它们,把它们扭送到全球谈判桌前,开始“对话”。其实,迫使对话进行的主体并不是这些意识形态肿瘤和宗教文化硬块,而是它们的主人: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的同一化压力。
   
   
   (二)同一化压力下的自我形象设计
   
   在全球文明同一化的压力下,各个都市开始创造新的自我形象。台北认为自己取代了硅谷,在监控器、鼠标、电视图像扫描器的生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马来西亚希望借助高科技产品出口带来繁荣,就像当年鲁尔地区得益于钢铁加工业。孟买恢复了每年生产八百部娱乐片的纪录,数量之多已是好莱坞的四倍。当地办公楼的租金有时超过了日本的最高纪录。上海则力争作为亚洲超级城市神经中枢来扮演主角,成为东京的替代者,并要二零一零年以前成为西太平洋地区跨国金融商业中心。所有这些自我形象都是背离传统角色的,是全球同一性的新产物。
   
   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犹太移民爱德华·卢特瓦克(Edward Luttwak)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爱将,为美国1980年代重振军威奠定了哲学基础,但是冷战终结以后却对胜利产生了幻灭感,他和他的朋友们因为失去了习惯的对手,而被陌生感吞噬,产生了巨大恐慌。这些冷战时代的遗老遗少们(右翼的或是新左翼的),这样描写后冷战时代的全球化过程──“它把乡村的、省区、地区的以至全国经济的江河湖海,联结成一个唯一的全球经济的汪洋大海,它使狭小领域也会掀起经济竞争的滔天巨浪,代替了往日的微波细浪和平静潮汐。”然而,这里的惊恐不正因为看到了新事物的特征──充满危险和机会的双重变奏。
   
   已故加拿大未来学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 of Man,1964)一书中所描绘的“全球村”(global village,又译作“地球村”,即把整个世界看作和谐村落的幻景)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一个充满危险和机会的现代丛林,一个“全球同一化的都市网络”,已经确确实实地绽露在地平线上了。而其中各个主权国家的“肿块”之间思想交流、相互谅解、有机的文化联系、经济上的相互适应,迟早要出现,或是自愿,或是被迫。因为同一化的网络要消除肿块,增强流通。如1969年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两代人之间的美国》(Between Two Ages:America's role in the Technetronic Era,1970年)中提出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概念,就已经预示了这一现实。
   
   在我们看来,全球化正在不可挽回地走向全球政府。其人性依据是: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大都市,是消费者群体狂热向往的地方。城市越大,弊端越多,公害也越严重,秩序也越不稳定;但同时,也就越加奇特地具有更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主要是源于城市生活对消费者的感官所产生的强烈刺激甚至“快感污染”如各种上瘾的东西和毒品。人们沉溺在业已上瘾的刺激中,很难自拔。城市中眼花缭乱的生活,对于一个习于乡居的老农来说,也许是陌生且不舒适的(所以农牧区来的独裁者往往喜欢毁灭城市);但对于一个习惯了城市生活的人,甚至对那些向往城市生活的青年农民来说,城市生活的上瘾却是具有致命的吸引力。重返乡村(而不是晚上才回到郊区睡觉),将使城市居民感到单调、无聊以致于内心绝望,因为和他们的农民祖先不同,他们早已失去了那种纯朴而富于节律的农村文化,失去了对小社区文化的感受性,对于习惯了全球性的强烈刺激的心灵,那隔离的乡村不啻是一片文化的沙漠、精神的荒原。
   
   
   (三)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革命”是资本主义的?
   
   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如此吸引人们“投身世界革命”,而不是背叛革命、上山下乡。除非,那全球都市化了农牧区,是业已纳入全球都市网络的广袤郊区,那样的郊区可以容纳撒哈拉沙漠的灸日和青藏高原的风暴。在这种“新郊区”的意义上,如果我们把二十世纪作为战争机器的主权国家(“战国”)看作复杂而独特的立体结构,那么即将取代主权国家的全球都市网络就将是一个简单有效率的网状结构,它甚至包含了外太空。
   
   在古今任何一个战国时代中,都市网络的跨国化和同一化都是个普遍趋势,所以,封闭如秦国者,也可以实行客卿制度。而今全球移民更是汹涌,国界已经七零八落。回看中国战国时代,当时各个区域国家的首要都市大都拥有几十万人口,其余城镇的工商业也随之同步发达,这促使都市网络突破主权国家并覆盖整个中原。后来秦王并吞六国,建立郡县制度,所设立的“驿道”,实际上只是把原有的城市网的脉络给制度化了,而并非什么空前的创举。这正如他的“万里长城”不过是连接了原有的各国长城,并不是凭空缔造的。历史上,其他民族和文明中的各个世界帝国,由于同样的理由,无不具有贯穿版图的大驿道网,罗马帝国在衰落的转折点上也建立过长城。其实,所有这些驿道网络,都是在早已存在的城市和商道网络的基础上建立的。比之几百年后的西汉乃至东汉,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经济,不仅毫不逊色,且因争霸的刺激而更加亢奋、独立、发达。相反倒是随着长城时代中原世界帝国及其抑制工商业、扶植农牧业政策的确立,城市化趋势在汉朝反而受到了抑制。和秦汉郡县制帝国一起到来的,是工商业作为一种独立社会势力的普遍衰退,因为工商业这时不再受到更高目标(如战争胜利与国家竞争等)的激励,而仅仅是为了赚钱。随着战国的消失和军事需要的锐减,生产的动力退化为消费型的,工商业的竞争不再是生死攸关的了。这种情况在罗马也有。在共和国时代,罗马沿着希腊化城市的网络扩张,“罗马的和平”就是终止战国的屠杀;到了帝国早期,罗马为中心的城市化网络进一步发展,以致罗马城邦发展为地中海世界的首都;而到了帝国中晚期,和中国的汉朝相似,帝国各地的城市逐渐陷于萧条破产的境地,与大批游手好闲的流民无产者同时出现的是,人口急剧的减少与大量流失,蛮族入侵一如五胡乱华,结果使得大庄园起来取代了城市的地位,封建时代来临了,这相当于中国的魏晋南北朝时代。
   
   我们回溯这些历史要说明什么呢?我们在这里采取了倒叙的方式,说明繁荣而有活力的中心城市、世界都会,实际上不是后来的世界政府的产物,而是前此的主权国家互相兼并的战国时代的产物。伟大的城市,是战国竞争、多元角逐的结晶,它带来并加剧了战国流行的弊病,但也正是它们形成的跨国网络,为战国划上句号、成为全球政府的先遣部队。随着都市同一网络的蔓延,人口密度与技术密度的膨胀,使得主权国家形同监狱,划地为牢的国界将被铲除,一如柏林墙的倒塌,主权国家的克星、二十一世纪的全球都市网络,像是王道的先驱一样受到夹道欢迎──霸道的区域性的主权国家变成过时的垃圾,被抛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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