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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八章 全球中枢
   Chapter Eighteen Global Center
   
   
   
   
   三,超越中国的“中国”文明
   3. Civilization of the Central Kingdom that transcends China
   
   什么是中国文明?中国文明决不仅仅是现在残存的古代中国文化的碎片,也不是现代中国所产生的非驴非马的主义、假货和杂碎,它实际上是中国历史所形成的有机系统,是“K战略”面临危机时所发明的一套“防卫机制”,这当然不同于“r战略”的“玩世不恭”。在欧洲侵袭之后,中国幸免于难,没有像印第安兄弟尤其是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兄弟那样遭到系统灭绝。人们希望,这场劫难使新文明的核心开始凝聚成形,但它的骨血肉毛现在尚付阙如,更还说不上衣饰打扮与风度翩翩……虽然人们可以察觉新文明的消息。
   
   已经宣告的法则、定理及预算,并不一定构成新文明的结构,反而是不宣而战的进攻,可以催化新文明的形成,只要具有这样的需要。新文明的基本功能就是使人们与自然更为和谐地共存,而这正有待于中国文明的“再生能力”。无论一种文明多么优越,它接管世界的步骤也不可能是在平安无事中实现的。其中的原因,我想可从人的惰性、以及保持既得利益的贪心这两个根源去寻找……正因为世间有这样的阻隔与“非理性”,新文明要接管世界,非经“整合”的战役而无从实现。当然,这场战争是无孔不入的“文化战”,而非近代意义的殖民战争,更非现代意义的解放战争,它因此不必采取军事战斗的形式。“文化战”即文化的优劣来定胜负:未来的文化战比之过去的“思想战”、“意识形态战”,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它不以人类的一个部分如种族和阶级去残害另一部分。
   
   有两种抉择:一是冒险走极端,或左或右两个极端之间的摇摆;一是稳妥的中庸调和之路。对此即使“人各有志”,根据自己的处境和成见而抉择其一;但我相信,对人们较好的出路其实只有一个──人们所做的其实仅仅是被命运选择。我相信中国文明可以矫正欧洲文明的弊端,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世界,不同文明的特性得到互补。
   
   我们已经指出三种可能性:1、人性毁灭文明;2、文明改造人体;3、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所提供的就是第三条道路,即人与自然的调和之路。客观地说,无法确定最后实现的是哪种可能性,生活在这个危机时代,与其被危机感吞没,不如摆脱这样的情境,使现代世界安然度过凶险恐怖,抵达安全的太平盛世……即使它不那么富于生机。
   
   回顾一下十七世纪,由于厌恶三十年战争(1618─1648年)的野蛮,欧洲本土的拉锯战争终于告一段落,战争的动力从意识形态转向经济利益。三十年战争中的宗教狂热消失了,而欧洲国家的角逐转移到海外殖民地的争夺,直到两百多年后整个世界被欧洲列强分割完毕,新的大战阴云才在全球范围开始汹涌,结果导致“新三十年战争”(1914─1945年)全面发作。新三十年战争为了进行总体战,寻求了意识形态武器,但其性质已与宗教纠纷大不相同。但事情往往弄假成真,战争过后,意识形态的狂热不可能一下子消退,尤其战争间歇期(1918─1939年)之间,鼓动群众的疯狂到了白热化地步,达到泯灭良知的地步──这一疯狂传染到中国,一直延续到文革以后。欧洲文明的军事传统,不仅使得欧洲被“北约”与“华约”所分割,还导致“华约”垮台后“北约”继续东扩,导致国际环境中战争的因素既未削弱,也没有新的领地可以转移──北约在逐个吃掉苏联的前任卫星国之后,正在试图并吞苏联前任加盟共和国。再以后呢,就是俄国、中国、伊斯兰教世界和印度、非洲了(拉丁美洲早就被美国“平定”);全球历史表明了自己的每一步发展,都是由战争的杠杆撬动的,而弱势者除了诉诸恐怖手段,好像别无良策,从暗杀地主老财到炸毁世贸大楼,“红色恐怖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
   
   1945年以后的战争之所以没有发展为世界范围的总体战,非不为也,是不能也:核子武器空前的毁灭力,使得战胜国和战败国一样可能沦为废墟,这样的胜利得不偿失,因而使得几大战国不再敢于轻启戎机,于是纷纷转向局部的“代理人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等,和总体范围的“冷战”:现代世界的基本和平就是如此以核武阴影来维持的。
   
   二十多年前(1981年)我曾在《思想笔记》中写到:“现在还很难说,冷战这种基于核威慑的国际关系最终将导致什么结局,但由于其前提(核威慑)的非传统性质,结局也必然趋向于非传统。所以很难想象,未来世界会通过巴比伦─波斯─马其顿─罗马以及秦汉帝国的传统军事方法来实现统一。”二十多年来尽管时世变迁,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现实没有改变,而且越演越烈、日益扩散,武力统一世界的梦想如何实现呢?纳粹德国和苏联不能成就的霸业,现在的美国和未来的中国亦不能实现。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武力统一既然是缘木求鱼,就显示了“新文化战”的必不可免性。新文化战不仅是全球政府确立的途径,而且是统一战争的不二法门。在一片乱局中,只有独辟蹊径,独创一套处方,方能平定主权国家,创立全球政府。
   
   新文化战的功能不仅带来和平的文明,并使这文明顺利同化不同种类的人、实现仁政。所谓“仁”,就是“合二为一的人”,就是以和平的文明同化不同种类的人。新文化战的副产品之一,就是将人类的命运从核威胁的阴影下一劳永逸地解放出来。
   
   在核威胁下,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也许还不在于“国家”,而是在于“集团”如恐怖组织和独裁政党(尽管其根源依然是主权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敢于冒险首先对其他核国家发动核侵袭;但却有些不得志于天下的恐怖集团、革命政权敢于这样做。新文化战将发挥“以武止戈”(武的构词意义)的最大功效,创立新的模型。这样的新文化战不得不诉诸人类的良心发现,诉诸“战斗已经结束”的自我克制──而这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某种神权构架。其它形态的统治秩序,都是以谋略而不是以良知为基础的,谋略如果不是作为良知的过渡,是不能独善其身的。很难设想,没有某种宗教神道的催眠作用,全球政府能够有效运转并能得以巩固。况且,全球政府在人类历史上是首次出现……科学的神话似乎远远不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仍居统治地位的感性的需要,理性、科学和正义这些东西或多或少还是一些应用工具,而不像神道那样可以构成安身立命的归宿。难以想象凭恃科学方法即足以统治世界,由于人不是机器,在人心深处居于统治地位的往往是“非理性力量”,所以,能管理机器的“科学方法”,却不适合以统治人类……这就是宗教形式经常受到打击但宗教精神一再死灰复燃的奥秘所在。新的神权中心不太可能是旧的翻版,如布达拉宫、哈里发政权、梵蒂冈教廷的再版,也不可能接近共产国际的莫斯科书记处,在更大程度上它是新的化合物:不是民族本位、国家本位的工具;而是全球文明的中枢。
   
   我们理解:“维持一个帝国,比建立它还难”,因为世界性的信任危机已经全面深入,它的阴影侵入一切领域。就像社会危机的周期容易过去,但危机造成的信任损害却不易过去。虽然小心翼翼的承平又会重新回来,可是历史还是无可挽回地朝那必然的宿命滑进了一步。我们的总感觉是:每次世界危机的爆发,都是一次面向全球化的急行军。全球政府的建立,有待于阵发性的世界危机所造成的疲惫和瘫痪。例如经济危机,会造成许多破产和自杀,但更多是促成了经济整合。其中的痛苦对历史来说算得了什么?不过是些“必须履行的手续”罢了。我们理解,危机和需要对于建设工程的意义,较之千万大军的建筑队伍更为有效,惟有危机可以造就伟大的军队和无比的勇气,激发举世无双的梦想,它造就全球政府也许并不需要上百年岁月。
   
   怀着希望而死去的人,也许才值得羡慕……垂死者的希望,可以掩盖终极的虚无和焦虑,从而“孕育了一个比他本人更伟大的生命”。人如果“归入历史”而成为无涯际汪洋的一滴,把“自我”做成回归运动的助燃剂,就加入了文明的脉络。人的自我意识如若不能顺从回归,则本身亦陷危殆乃至灭绝之境,完全看不出“原地踏步”的可能。如何解释当一个民族的自存受到威胁时,它的成员会奋不顾身地起而应战?我们相信,当人类的生存受到了欧洲文明模式如“主权国家崇拜”这一共同威胁时,各个民族不得不放弃彼此的前嫌,准备接受此前时代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东西:全球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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