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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平定主权国家》
   Pacification of nation-states
   
   谢选骏

   Xie,Xuanjun
   
   
   
   第十五章 间接统治
   Chapter Fifteen Indirect Rule
   
   
   
   三,国家制度与间接统治
   3. National polity and indirect rule
   
   吾考中国历史上国家形式的衰亡,造成政治制度演变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1、农民(游民)战争和地方割据。
   
   因土地兼并导致游民四起,农民大众变成游民大众,无处申诉变成无所羁绊,酿成势不可免的暴乱与革命。“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杀人复仇心理席卷一切,仇杀成为头等的工作任务。此等内部战争虽小有成功,但它摧毁了中央的统治力量(首先是心理方面的摧毁),因之导致地方割据、国家衰亡。
   
   2、诸侯强大和地方割据。
   
   中国囊括东亚文明,号称“天下”,然而也因此尾大不掉,很难控御,所以君主百思妙策,期以建立藩篱。秦汉帝国以后,虽在中国本部(秦朝的三十六郡、明朝的十八行省)实行郡县制度,但在周边地区依然实行分封制度,其结果就是相对于“流官”树立了诸如云南土司、蒙古王爷、西藏喇嘛以及越南、朝鲜、琉球、日本等藩国国王,允许他们实行自治。
   
   3、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
   
   过分的中央集权、直接统治,容易导致快速的分崩离析。秦朝是一个血腥的例子。汉朝吸取教训,“与民休息”的国策背后,其实奉行了间接统治的方针,然而好景不长,导致方国坐大和七王之乱,不得不再度采取中央集权的直接统治,汉武帝犹如秦始皇的翻版,儒家被改造成法术势。外戚和宦官的斗争,其实都是皇帝专政的结果,是皇室进行直接统治的恶果;东汉亡于十常侍,犹如秦朝亡于赵高。
   
   在上述三项考虑之后,再来观察蒙古入主中国,所带来的万劫不复,就更为清晰了。明朝虽然号称中华复国,其实继承的却是蒙古的社会政治遗产,因为唐宋文明已经在元朝的百年专政下灰飞烟灭。明朝鉴于宋亡于柔弱,就实行宦官监军的政策,一开始很成功,不但免除了宋朝弱兵之弊,还防堵了汉唐军阀割据的重演。但令人惊异的是,这政策先为救星,终为丧星,它给了宦官军政大权,相当于现代的“支部建在连队”的政委制,极度强化了安全情报特务机构,却斫伤了将士的斗志、文官的廉耻,使整个民族的精神急速堕落了。它的结果是天下骚然,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内乱外患是癣疥之患,心腹大病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出了问题。满清人承衰而起,藉数十万满洲人为支柱,当然比较以前的中原皇族具有更为广泛的镇压基础,例如汉朝的外戚与宦官、唐朝的关中集团、宋朝的文官系统、明朝的特务机关,都远远比不上八旗的向心和力量。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能够牢牢控制俄国,就是把“党”变成了蒙古部队那样权力核心集团;而中国共产党更是像八旗部队那样从东北入关,对中国实行全面监管与彻底改造的。正因为共产国际继承了蒙古国际的征服传统和策略,才能所向披靡,尽管受到了西方的围堵,依然像蒙古前辈那样未能深入日耳曼、越过日本海,但毕竟还是征服了半个伊斯兰教世界(苏联的高加索和中亚细亚各共和国)。
   
   在西方,内战的意思是“城市战争”(civil war),起源于罗马帝国代替罗马共和国兴起前后;在中国内战的意思却是农民战争,起源于汉朝代替秦朝兴起前后。后来,中国的皇朝凡是不亡于异族入侵的,就是亡于“农民战争”或曰“游民暴乱”。有时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明朝。亡于异族入侵的有西晋、两宋,亡于“农民战争”的有两汉、隋、唐、元。一个最有意思的现象是:地方性的割据政权,几乎没有一个是亡于农民战争─游民暴乱的,可见农民战争─游民暴乱几乎是大一统皇朝的专利。而汉、唐末期,则以较长时间的地方割据著称,这也是有其前因的,即在游民暴乱─农民战争之前,国家其实已经分裂,不过由于统一的积习太久而一时未曾表面化罢了。唐的分裂倾向较汉更为明显,不仅因为唐的河北诸藩镇已渐渐胡化所致,更因为唐朝本身就不是一个“统一帝国”,而是像西周那样的“文明中心”。在唐朝之后出现的五代、两宋,和在西周之后出现的春秋、战国,可有一比;再之后的元明清才是像秦两汉那样的“统一帝国”。
   
   唐以后的君主,不明事理,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一心要攀比秦汉帝国,因此致力于解除地方兵权,最明显的就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执政的两宋。宋是隋唐文明中心与元明清统一帝国之间的过渡形态,不是统一帝国,而只是若干分裂的区域性国家如辽、金、渤海、高句丽、日本、西夏、蒙古、南诏、大理、吐蕃、越南等国之一,如两周与秦汉之间的春秋战国群雄然。事实证明,文明历史的不同阶段,同样一个“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可以体现出完全不同样的后果。秦亡于暴虐,宋亡于柔弱,宋只是解除了地方分权,没有建立相当的武力与边疆政策,以致外族压迫,以致亡国。
   
   满清的统治在某种意义上是“间接”的:通过八旗控制汉官,通过汉官管理汉人,以汉治汉犹如以夷治夷;毛派控制中国也可以被看作某种程度的“假间接统治”:通过“党”来控制政府,通过人大来控制国家,通过军队来控制社会,出了问题可以由社会、国家、政府来承担责任,即使由党来承认错误,但是党和领袖本身还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伟光正”者,就可以不断重复自己的错误。如此立于不败之地的政治制度,可以把社会坐死,自己却不会垮台,确实创造了人间奇迹。它还运用挑起冲突的方法,消灭隐忧,号称“引蛇出洞法”,这样的权谋诡诈绝顶聪明,却灭绝了活的精神,把中国从根源上窒息了。中国堕入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刻,甚至五胡乱华和蒙古人统治也不及毛泽东的杀伤力那么大,中国文明的命脉就此断绝。
   
   看看历史,皇朝也罢僭主也罢,统治权术一个比一个高明,结局一个比一个猥琐悲惨。从分封到割据再到分崩离析,从民族横遭征服到自觉屈服于外来势力的奴役下,发展或被扼制或被恶化。中国的发展,不是一味引进外资可以一蹴而就的。复兴中国的要领,在于衔接中央与地方之间互相脱节的关系,建立上层下层之间的有机联系,否则生产力越足、社会越富,则对立越深;断裂得越彻底,破坏力越大。为今之计,应先除内部分离,再除无形的割据,三除无主的乱象。
   
   具体说,只有先行摈弃极端的中央集权,才能消除日后分崩离析、不可挽救的结局。其次消除社会的不公与无法状态,给人民以教育权并还人民以自治权,使得党官(相当于历史上的宦官与八旗)不得肆意统治,这样人民才会服从地方管理者,才能消除日后的割据与战祸的隐患。最后摈弃腐败的领袖,顺天应人,在民心中看出天命所在,才能消除无主的乱世现象。君主的民,是能够选择君主的,否则就是被征服者而不是君主的民:这是《书经》的教益,而不仅仅是“西方的真理”。君治理民,是得到授权的,这授权不仅来自天命也来自民心,而且得到君的专家顾问的支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协调,正如地方政府与民间集团的协调,是互为关联的,他们的代表性,仿佛社会的毛细血管,下情上达,上情下达,旺盛的机能得以建立。
   
   《书经》的教益与周朝的现实最为接近,它与西方宪政不同的仅是:(1)周天子并非民选或经过议会认可;(2)人民没有罢免权和选举权;(3)诸侯的权力缺乏制衡,如此难免腐败日深,而周制废弛。更重要的是人民缺乏教化,如此则不能自立,更不能立人,立人也就是罢免与选举。人民不能自立立人,则主事者必定欺下谄上,以求一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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